移除港英标志 香港城市大学酝酿改名可能只是开始

香港城市大学近来传出有意改名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的消息，近九成师生表示反对。香港城大学生与资深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校名去掉“香港”两字有融入大湾区“去香港化”、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一旦开启先例，教育服膺政治将不利于大学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也将失去办大学作为社会良心的意义。 

香港媒体报导，香港城市大学在日前教务会议上，有委员建议将校名改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等名称，引发学生社群广泛讨论。城大学生会以网路问卷收集逾3000名师生的意见，结果有高达九成八的人持反对态度。城大则表示，与会教授普遍认为目前校名不能反映城大近年的学术与科研成果，但改名一事尚未定案，会保持开放态度、持续沟通。 

一位不愿具名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校生王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城市大学在2020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名中挤进世界前50，排名第48，仅次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说，香港城市大学是一所好大学，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打从他入学开始，校长一直是台湾人，有段时间系主任也是台湾人，连图书馆馆长都是台湾人，因此城大有一段时间有“小台湾”之称。此外，城大的学者教授来自于世界各地，其国际化程度就像是香港本身的缩影，“我们以这个学校为荣！” 

学生：改名是政治表态与效忠 

然而，当听到学校欲改名为“华南大学”、“南洋大学”的名称后，王同学说，他感到很悲伤也很遗憾，可以看到在港区《国安法》通过的背景之下，有部分的学者甚至是城大的高层附庸香港中国化的趋势，在学校名称做起了文章，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是一种政治表态、政治谄媚跟政治效忠。 

王同学说：“听到消息后感到非常错愕，因为华南这两字我首先想到的是武汉肺炎爆发的华南海鲜市场。虽然香港现在的政治情势不好，但大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独立的精神，因为大学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个是捍卫学术自由跟独立的三个基本原则。作为学校一分子，我们对于学校有感情，也对这个名称有感情，所以当然不希望香港城市大学当中的‘香港’两字去掉，因为‘香港’两字所代表的意涵，是一种历史的精神，也是一种现实的意义。”

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介绍说，城市大学想要改名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香港城市大学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城市大学”的名称在很多国家可能是二流的大学，所以校方对这个名称不太满意。第二个因素是香港城市大学跟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经费较为充裕的研究型大学不同，政府希望城市大学跟理工大学一样，成为一所应用型大学，但城大校方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因此希望改名。

香港的大学融入大湾区？ 

郑宇硕表示，大学改名本来无可厚非，但港区《国安法》通过后的时机点、传出改名为“华南大学”、去掉“香港”两字，确实可能有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就如同前几天有超过3万名的香港警察自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的成员一样，“华南大学”的名称也是有意将香港的大学融入到大湾区里，以“大湾区”为主体，“香港”这个名称就会削弱了。 

郑宇硕说：“现在这个时机要改名为华南大学等等，当然是有点迎合中共中央意图，就是要香港融入大湾区这样的规划有关的。所以除了它（香港城市大学）自己特殊的原因以外，也有它愿意迎合中共中央的意思这样的考虑在内。”

城市大学王同学表示，香港大学过去也有改名的历史，比如香港教育学院改为香港教育大学，这是升格；提供遥距课程的香港公开大学为了改变形象改成香港都会大学，“人家是越改越好，那我们这个是越改越差。”他认为，香港城市大学的改名是在《国安法》下，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人人表态效忠，大量外籍学者出走的背景下而生，跟上述两所学校的改名不可同日而语。

他还说，南洋大学的提议更是离谱，香港跟南洋扯不上关系，香港不是新加坡，新加坡已有一所南洋理工大学，若城大改名为“南洋大学”易生混淆。再者，如果校方认为“城市大学”的格局太小、不够国际化，那么改成“香港寰宇大学”不是更好吗？

他并说，令人诧异的是，对于城大改名一事，内地中国学生的反应比香港本地的学生还要激烈，他说，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到香港念书就是看上香港大学良好的学术声誉和世界排名。据他所知，校方高层讨论改名时，表达最强烈反对意见的就是研究生会，而研究生会主要就是由中国学生组成，他们认为改了校名之后，会影响到毕业证书在就业市场的“认受性（legitimacy)”，将不利于职场竞争力，“在这件事情上，中、港两地的学生显得比较团结一致”。

分析：移除港英标志 城大改名只是开始 

香港时评人桑普认为，城市大学的改名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他担心不出几年时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可能都会去掉“香港”开头的两个字，以移除港英时代或香港的标志，改为中国方式命名的“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的名称，现在看起来有类似这样的痕迹。

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甚至你看到最近（中国）清华大学有人声称主张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很多校友来抗议，已经成为有种文革色彩。这个（城市大学）改名既有‘去香港化’的问题，也是趁着中国新一波文革复旧，去成为习近平朝代的一个标志，露出他的肌肉来建功立业、改名换姓，用这个方式来去彰显他（习近平）权力的傲慢。这种情况我觉得香港只会不断的发生，如果真的成功的话，可能是刚刚开始，可能花几年时间，香港的大学都没有‘香港’开始的两个字了。” 

“习近平希望整个香港就是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从教育开始。”桑普表示，中共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欲将香港大专院校中国化、去香港化，把香港的大学视为与广东中山大学同类的地方层级大学。具体的操作是将学校的院长、校董会替换成自己人把持，他说，校董会早已开始进行，而且大获全胜。除此之外，中共还要“拔桩”，将不是自己人的院长全都拔掉，因为院长管辖到每个院系的人事，图书馆可能有些书籍未来也无法继续存放，学生会成员及其家人受到生命威胁，也只好辞职解散。 

学者：办大学的意义是要当社会良心 

政治压力造成了学界寒蝉效应。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可以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两家校长比较主动积极跟学生对话，但后来或许是感受到中共的政治压力，每一所大学校长都不敢出面表态支持。但在运动初期，当其他大学校长还愿意出面时，城大校长就已神隐不见人影。 

郑宇硕说，虽然香港大学里仍有一些个别的老师愿意表达对人权与民主的重视，但毫无例外，他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李静君就被中共官媒围攻，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大学学生会也饱受压力，很多过去两、三年在学生会积极活动的学生都受到起诉；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还因明确表达支持反送中立场而遭校方打压，总体请辞。他说，香港现在只有理工大学还有完整的学生会，其他大学的学生会都在政治压力下消声匿迹。 

郑宇硕说：“从这一点你也看到了学生运动所受到的压力，你也看了大学管理层所采取的立场。事实上，我作为一个香港过去一个大学教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名称上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大学校长、大学管理层有没有风骨，有没有坚定立场要当社会的良心，要为社会讲话，支持学生学会的活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你这个大学只是懂得怎么迎合政府，怎么争取经费，怎么提升国际排名，这个就把办大学真正的意义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