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击】哥大校园抗争 有“后COVID-19”味道

李濠仲
202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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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帐篷抗议”骨干乃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学生,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摄影:李濠仲)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发动自1948年以阿战争之后,首次对以色列领土的入侵,举世哗然,有至少40多个国家将此次突袭定性为恐怖攻击。数月后,它竟延烧成为美国多所大学针对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尤其当纽约警察冲进哥伦比亚大学逮捕抗议学生的一幕,再令其“帐篷抗议”,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园。一起远在中东,造成上万人死亡的战火,就这样瞬间转化为美国内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机。

哥大“帐篷抗议”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围剿哈玛斯为名对加萨人武力强势回击,他们据此要求校方必须“拒绝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武器制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赠”,显然有仿照他们学长姐在1980年呼吁校方切断来自南非资金的味道,当年他们学长姐抗议的则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不过,这次哥大在全美带起的“亲巴勒斯坦”抗议风潮,成因却又比过去哥大“反战传统”复杂许多(1968年争取校园民权和反越战、80年代反种族隔离、反伊拉克战争),以至或许还需要借由另一角度,去补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学生告诉本报,早在去年哈玛斯突袭以色列新闻出现,校园内就经常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声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运,当时课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回避谈论这“敏感话题”,要不就直率发表意见,无论教授言论是亲以色列或亲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学生皆会无所顾忌与其针锋相对,学生和学生之间,也经常呈现两派立场你来我往。“帐篷抗议”出现前,哥大校园内(尤其亲巴勒斯坦学生)的抗议活动便零星不断,气氛虽称不上紧张,尖锐性又确实存在。

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个特别迹象,哥大内“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几个月下来,在“音量”和“行动”上,很清楚是压过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们可从“帐篷抗议”发动者背景去寻找线索。

到今天为止,哥大“帐篷抗议”虽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学声援,但它在校园内,最初骨干乃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学生,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巴纳德学院和哥大校园隔著上西的百老汇街对望,自1900年起隶属于哥大(保有独立的董事会与财政机构,学位由哥大授予),在创院超过百年历史中,它最引以为豪就是20世纪初争取妇女参政权,他们的学姐(当时为女子私立学校)还曾在保守民风的时代,到白宫前举布条抗议。哥大的“自由风气”也受巴纳德学院影响不小(包括2016年巴纳德学院接纳了第一名跨性别教职员)。巴纳德学院将自己的校史称之为“无畏的历史”,它的官网学院自介,且叫做“大胆的巴纳德”(Boldly Barnard),并自诩为选举权、和平、性别平等、社会正义、气候变迁而奋斗。由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学院,带头主导哥大“帐篷抗议”,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过去美国大学校园并非没有“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它从来不是一项政治或学术禁忌,尤其对哥大来说更是如此,它会被右派媒体形容为“极端自由主义大学”(ultra-liberal),亦是其来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会成为今日哥大校园内代表“强硬道德立场”的一方?期间甚而出现反犹太语言,进而加剧了它所带出的冲突性。

就在哥大帐篷抗议引发全美大学“风潮”的一刻,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写下:“破坏西方文明的观念即‘弱者是(对的)’(weak makes right)”。他虽然没有明确指涉那些大学校园内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玛斯行为)者,但时机上的巧合,用意实为路人皆知。

马斯克的“弱者是”,对“同情巴勒斯坦”声音当然带有贬抑意思,不过,要以“弱者是”去诠释这几年的美国社会,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的氛围,是否也强化了哥大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两方,声量有很显著的强、弱对照),这种连结恐怕还是有的。

那么,“连结”从何而来?最近一次,全美另有类似“帐篷抗议”延烧的例子,其实并不久远。三年多前,美国不才发生了全美“大串连”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员警(白人)在执法过程中锁喉致死,刺激了美国黑人人权组织发起“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BLM”抗议,一时间全美各地抗争不断,手段激烈,远胜过今天大学生的“帐篷抗议”。29日,有哥大抗议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汉弥尔顿大楼”而登上全球新闻版面,当初“BLM”期间,多少外国人看到新闻上全美各地的打烧砸抢,也一度以为美国要完蛋了。

不过,当时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导火线纵然是白人警察恶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战火”,背后可谓美国又一次黑白种族冲突的大爆发,之所以会因佛洛伊德而爆发,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时间,正是世纪大病毒袭卷美国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题发挥”,现实上,那也是美国人因为病毒侵扰,人人生活为之大乱的特殊时节,加上诸多隔离措施造成的人际疏离、关系破坏,至少有整整两年左右时间,美国人几乎是垄罩在不安的阴霾下过活,百业倾倒再令无数人感到绝望。

“BLM”和当时社会情境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当整个社会还呈现人我高度隔离状态时,这场运动则反向突破封锁,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动”。“BLM”的一面是争取正义,另一面,又有多少人为声援其争取正义,进而走出门上街头,间接抒发了COVID-19造成的强烈生命压迫感。这种心理因素,且不只发生在成年人之间,也早有医学报告发现,COVID-19下的青年焦虑,更胜以往。

我们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后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者,他们的大学生涯会是如何:突然之间,满心期待的大学校园生活,急转直下成了生硬无趣的“线上教学”;以为即将走上广泛交友的新世界,因为隔离措施,一个人的大学社交活动反而比过去更加封闭…要说混乱的COVID-19大流行时期,直接浇熄了数届大学生的大学梦,其实并不为过。前前后后,有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正是身处在持续的剧变中(政治和生活环境)。

而今,当我们关注著由哥大而来的抗议活动,在当地报章杂志上,我们不难看到另有专家直言,“从民权时代到越战,从南非种族隔离示威活动,尽管大学校园一直是抗议活动的温床,但如今学生却承受著许多额外的压力,包括经历疫情带来的孤立和恐惧,加以社群媒体对每个人日常的影响,促使他们更进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这个世界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机制下,马斯克所说的“弱者是”现象,应该也可视为一种对任何“现有强者”的心理反弹,这种反弹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当初的“BLM”就演变成数十个城市同时发生严重暴动,费城甚至还为此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今天美国学生因为加萨问题发起抗议,自然也有出于“弱者是”的基础,而非就加萨本身历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确实是受到管理者镇压所刺激,“BLM”时,有之,这次帐篷抗议,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争者早就设定了必然会走上这一步,因为“弱者是”的一体两面,就是倘若弱者能借由抗争、冲突而获致(翻转成)强者形象,某种程度便也会被视为“身居逆势者的成功”。虽然无论BLM还是哥大抗议,都有消息指称背后不乏极端人士借机煽动,不过,“自我煽动”恐怕已先一步存在这些参与者内心,以至于一个个为此更加“易燃”而已。

从一方面来说,哥大抗议学生里头,不可否认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争手段,以尽可能达到抗议的诉求(要哥大校方拒绝钜额捐赠者、指究责以色列而淡化哈玛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当我们走访其校,我们却又发现,抗议群体本身的扩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并没有在同校其他同侪间出现堆叠反应,也就是说,当下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境,即抗议者一边愈往激情(烈)方向行进,哥大另一边的学生就对其愈保持抽离(疏离)。哥大多数学生容或理解抗议者的行事,不过,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为,后COVID-19时代,一种倾向“平复(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强烈,例如,即将而来的毕业季,哥大还办不办得了毕业典礼(典礼场地现在被帐篷占去部分),有些学生倒是很坦白他们更关切的是这件事,毕竟,即将在六月毕业的大学生,很可能之前已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

至于“毕业典礼”重要,还是“声援巴勒斯坦”有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命题,因为这等于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无意义对比,而我们或可这样问,当你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因为线上授课让大学生活黯淡无光,而今即将毕业,毕业典礼活动场地一隅正集结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团体(帐篷),以至一场人生中同时代表完结和开始的典礼可能停办…你会作何感受?我们只需重温此地短短过去几年的经历和挑战,不难发现美国这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处在时局最混乱的时刻,他们的得失,就要比我们想像的更深澳难解得多,包括抗议者的“反抗心理”亦复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师为了避开纷扰,遂将授课改为线上进行,学生之间,也可自己选择到校上课(校园抗争冲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课),或是居家线上听讲。这种看似对新时代教学系统和师生互动的快速应变,不又正是因为那个COVID-19才创造出的变异模式(也是学习效果饱受质疑的一种模式)。美国政治治丝益棼,不过,哥大校园里里外外,包括纽约客,到今天其实都还嗅得到一股“后COVID-19”的味道。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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