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直擊】哥大校園抗爭 有「後COVID-19」味道

李濠仲
202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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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帳篷抗議」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攝影:李濠仲)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發動自1948年以阿戰爭之後,首次對以色列領土的入侵,舉世譁然,有至少40多個國家將此次突襲定性為恐怖攻擊。數月後,它竟延燒成為美國多所大學針對以色列的示威活動,尤其當紐約警察衝進哥倫比亞大學逮捕抗議學生的一幕,再令其「帳篷抗議」,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園。一起遠在中東,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戰火,就這樣瞬間轉化為美國內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機。

哥大「帳篷抗議」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圍剿哈瑪斯為名對加薩人武力強勢回擊,他們據此要求校方必須「拒絕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業務往來的武器製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贈」,顯然有仿照他們學長姐在1980年呼籲校方切斷來自南非資金的味道,當年他們學長姐抗議的則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不過,這次哥大在全美帶起的「親巴勒斯坦」抗議風潮,成因卻又比過去哥大「反戰傳統」複雜許多(1968年爭取校園民權和反越戰、80年代反種族隔離、反伊拉克戰爭),以至或許還需要藉由另一角度,去補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學生告訴本報,早在去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新聞出現,校園內就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聲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運,當時課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迴避談論這「敏感話題」,要不就直率發表意見,無論教授言論是親以色列或親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見學生皆會無所顧忌與其針鋒相對,學生和學生之間,也經常呈現兩派立場你來我往。「帳篷抗議」出現前,哥大校園內(尤其親巴勒斯坦學生)的抗議活動便零星不斷,氣氛雖稱不上緊張,尖銳性又確實存在。

這也讓我們察覺到一個特別跡象,哥大內「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幾個月下來,在「音量」和「行動」上,很清楚是壓過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們可從「帳篷抗議」發動者背景去尋找線索。

到今天為止,哥大「帳篷抗議」雖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學聲援,但它在校園內,最初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巴納德學院和哥大校園隔著上西的百老匯街對望,自1900年起隸屬於哥大(保有獨立的董事會與財政機構,學位由哥大授予),在創院超過百年歷史中,它最引以為豪就是20世紀初爭取婦女參政權,他們的學姐(當時為女子私立學校)還曾在保守民風的時代,到白宮前舉布條抗議。哥大的「自由風氣」也受巴納德學院影響不小(包括2016年巴納德學院接納了第一名跨性別教職員)。巴納德學院將自己的校史稱之為「無畏的歷史」,它的官網學院自介,且叫做「大膽的巴納德」(Boldly Barnard),並自詡為選舉權、和平、性別平等、社會正義、氣候變遷而奮鬥。由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的學院,帶頭主導哥大「帳篷抗議」,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過去美國大學校園並非沒有「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它從來不是一項政治或學術禁忌,尤其對哥大來說更是如此,它會被右派媒體形容為「極端自由主義大學」(ultra-liberal),亦是其來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會成為今日哥大校園內代表「強硬道德立場」的一方?期間甚而出現反猶太語言,進而加劇了它所帶出的衝突性。

就在哥大帳篷抗議引發全美大學「風潮」的一刻,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寫下:「破壞西方文明的觀念即『弱者是(對的)』(weak makes right)」。他雖然沒有明確指涉那些大學校園內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瑪斯行為)者,但時機上的巧合,用意實為路人皆知。

馬斯克的「弱者是」,對「同情巴勒斯坦」聲音當然帶有貶抑意思,不過,要以「弱者是」去詮釋這幾年的美國社會,似乎也不是全無道理。這樣的氛圍,是否也強化了哥大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兩方,聲量有很顯著的強、弱對照),這種連結恐怕還是有的。

那麼,「連結」從何而來?最近一次,全美另有類似「帳篷抗議」延燒的例子,其實並不久遠。三年多前,美國不才發生了全美「大串連」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員警(白人)在執法過程中鎖喉致死,刺激了美國黑人人權組織發起「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BLM」抗議,一時間全美各地抗爭不斷,手段激烈,遠勝過今天大學生的「帳篷抗議」。29日,有哥大抗議學生「占領」了學校的「漢彌爾頓大樓」而登上全球新聞版面,當初「BLM」期間,多少外國人看到新聞上全美各地的打燒砸搶,也一度以為美國要完蛋了。

不過,當時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導火線縱然是白人警察惡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戰火」,背後可謂美國又一次黑白種族衝突的大爆發,之所以會因佛洛伊德而爆發,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時間,正是世紀大病毒襲卷美國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題發揮」,現實上,那也是美國人因為病毒侵擾,人人生活為之大亂的特殊時節,加上諸多隔離措施造成的人際疏離、關係破壞,至少有整整兩年左右時間,美國人幾乎是壟罩在不安的陰霾下過活,百業傾倒再令無數人感到絕望。

「BLM」和當時社會情境最大的衝突,就在於當整個社會還呈現人我高度隔離狀態時,這場運動則反向突破封鎖,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動」。「BLM」的一面是爭取正義,另一面,又有多少人為聲援其爭取正義,進而走出門上街頭,間接抒發了COVID-19造成的強烈生命壓迫感。這種心理因素,且不只發生在成年人之間,也早有醫學報告發現,COVID-19下的青年焦慮,更勝以往。

我們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後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者,他們的大學生涯會是如何:突然之間,滿心期待的大學校園生活,急轉直下成了生硬無趣的「線上教學」;以為即將走上廣泛交友的新世界,因為隔離措施,一個人的大學社交活動反而比過去更加封閉…要說混亂的COVID-19大流行時期,直接澆熄了數屆大學生的大學夢,其實並不為過。前前後後,有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正是身處在持續的劇變中(政治和生活環境)。

而今,當我們關注著由哥大而來的抗議活動,在當地報章雜誌上,我們不難看到另有專家直言,「從民權時代到越戰,從南非種族隔離示威活動,儘管大學校園一直是抗議活動的溫床,但如今學生卻承受著許多額外的壓力,包括經歷疫情帶來的孤立和恐懼,加以社群媒體對每個人日常的影響,促使他們更進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這個世界的錯誤」。

在這種心理機制下,馬斯克所說的「弱者是」現象,應該也可視為一種對任何「現有強者」的心理反彈,這種反彈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當初的「BLM」就演變成數十個城市同時發生嚴重暴動,費城甚至還為此出動了國民警衛隊。今天美國學生因為加薩問題發起抗議,自然也有出於「弱者是」的基礎,而非就加薩本身歷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爭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確實是受到管理者鎮壓所刺激,「BLM」時,有之,這次帳篷抗議,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爭者早就設定了必然會走上這一步,因為「弱者是」的一體兩面,就是倘若弱者能藉由抗爭、衝突而獲致(翻轉成)強者形象,某種程度便也會被視為「身居逆勢者的成功」。雖然無論BLM還是哥大抗議,都有消息指稱背後不乏極端人士藉機煽動,不過,「自我煽動」恐怕已先一步存在這些參與者內心,以至於一個個為此更加「易燃」而已。

從一方面來說,哥大抗議學生裡頭,不可否認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爭手段,以儘可能達到抗議的訴求(要哥大校方拒絕鉅額捐贈者、指究責以色列而淡化哈瑪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當我們走訪其校,我們卻又發現,抗議群體本身的擴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並沒有在同校其他同儕間出現堆疊反應,也就是說,當下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境,即抗議者一邊愈往激情(烈)方向行進,哥大另一邊的學生就對其愈保持抽離(疏離)。哥大多數學生容或理解抗議者的行事,不過,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為,後COVID-19時代,一種傾向「平復(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強烈,例如,即將而來的畢業季,哥大還辦不辦得了畢業典禮(典禮場地現在被帳篷占去部分),有些學生倒是很坦白他們更關切的是這件事,畢竟,即將在六月畢業的大學生,很可能之前已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

至於「畢業典禮」重要,還是「聲援巴勒斯坦」有意義,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命題,因為這等於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無意義對比,而我們或可這樣問,當你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因為線上授課讓大學生活黯淡無光,而今即將畢業,畢業典禮活動場地一隅正集結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團體(帳篷),以至一場人生中同時代表完結和開始的典禮可能停辦…你會作何感受?我們只需重溫此地短短過去幾年的經歷和挑戰,不難發現美國這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處在時局最混亂的時刻,他們的得失,就要比我們想像的更深澳難解得多,包括抗議者的「反抗心理」亦復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師為了避開紛擾,遂將授課改為線上進行,學生之間,也可自己選擇到校上課(校園抗爭衝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課),或是居家線上聽講。這種看似對新時代教學系統和師生互動的快速應變,不又正是因為那個COVID-19才創造出的變異模式(也是學習效果飽受質疑的一種模式)。美國政治治絲益棼,不過,哥大校園裡里外外,包括紐約客,到今天其實都還嗅得到一股「後COVID-19」的味道。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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