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有些所谓专家，着实让人尊重不起来。比如说，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谬如儿戏的“二胎生育”数据预测
“开放三胎”政策出台后，翟教授又以人口学权威专家的身份面对多家媒体的镜头侃侃而谈，脸不红、心不跳，成竹在胸、气定神闲，仿佛为这次政策调整做出了多大学术贡献一般。
他可能忘记了当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说八道。互联网时代，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不妨看看翟教授当年的口吐莲花、信口雌黄。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近五千万人口峰值、累计增加近一亿人口，相当惊悚。生育率达到4.5，更是惊得我下巴颏都掉下来了。
翟教授，全球197个国家，2021年总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过4.5的只有21国，全部都是非洲国家。翟教授是梦回非洲吗？
就是拿本国历年生育率数据比较，翟氏数据也是难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之间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过4.5左右。随便生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种水平？
20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66，开放二胎竟然能让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边育龄女性总是有的，亲自调研一下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如此荒唐的数据预测，当然受到了一致的质疑。翟教授没有给出解释，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改口说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3850万。
翟教授按按键盘，一千多万人口就这么没了。可是，一个月后翟教授又弹指一挥，再消灭了一千万。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就算翟教授会长专家是“从善如流”，这数字向下流动的速度也快得有点惊人，堪比“飞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银河落九天”的诗人情怀。
然而，人口学研究不是写诗，不能一会儿三千尺、一会儿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定局后，国家卫计委发布了相关预测，完全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根据这一预测，2017年如果不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数是1770.0万人。开放二胎政策后预计出生人数将在2195.1万人到2023.2万人。
然而，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新生儿只有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翟教授，你的脸没有被现实打肿吗？
02 令人忧虑的“专家治国”
翻这笔不算久远的“旧账”，是愤怒，更是忧虑：如此专家，何以治国？
人口政策关乎长远的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命运。专家对政策效果的预测评估却是如此儿戏，可叹、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学员知识分子，而是直接参与决策的部委专家、人口学领域的资深权威专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学术活动，而是直接影响决策的专家意见。
专家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翟教授的“预测数据”错得如此不成体统、错得有违常识，让人难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观念固化影响学术水平的影响，也有非学术的因素。
思想观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经济学学士学历，1984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新马尔萨斯人口学等控制生育理论是显学，这很可能对他的人口观念产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果因此导致了翟振武在学术研究中严重的主观性误判，他显然不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更不适合担任决策专家。
但是，翟教授发表错误且夸张的预测数据后迅速修改数据，似乎不能用学术思想陈旧来解释——再陈旧的学术思想，总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随随便便发布数据，而后随随便便“打折”，这是任何规范的学术研究都不会允许的。恐怕还有非学术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长期执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经费、行政权力、各类业务以及罚没款收入。涉及到权益相当庞大复杂，自成体系。翟振武这样的“学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对内对外宣传和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断用学术成果加固政策。这就是翟教授为代表的、曾经的中国人口学界主流。
这在翟教授当时的主张中也颇可发现一些端倪，比如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开放二胎，而是反对“全面开放”，无非是要保留所谓的申请程序，有申请当然就有审批了……
“专家治国”的成败在于，到底是听取专家意见、选择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专家，还是让那些只论证预设结论的“做题家”挂一个“专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家”。
03 被耽误的生育政策拐点
中国生育政策在2015年开始调整，是明显被耽误了。
2005年以后，“老龄化”已经取代了“人口过多”，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热点。其实，所谓“老龄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会凭空增加，人口寿命的增长是缓慢的，与政策导致的生育率相代际“对折”的断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进入“少子化”，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养老金缺口巨大。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专任大臣”的高级职务，每年斥巨资以鼓励生育。具体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讨论，但是鼓励生育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并不是日本独有，鼓励生育是“老龄化”国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国以外。翟教授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情感生活。“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悲剧性的群体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失独家庭。2020年，中国失独家庭总数将达到100万户。这意味着一百万个破碎的家，两百万悲伤的父母。
尽管自200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对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但是丧子之痛无法用金钱计算，父母之爱也无法被计划。
翟教授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吧？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同理心吗？
最明确的预警信号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老人变“多”、孩子变少，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拐点。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翟教授是始终积极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这个“老龄化”又要如何解决呢？难道要减少老人吗？那请翟教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不愿意生就不要放开”没能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对此翟教授也应该感到庆幸。否则，他现在表态支持的开放三胎也不会成为现实。这有多讽刺？
以中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还有他炮制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种。正确的历史评价也会被耽误，但是不会缺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原文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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