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大瘟疫，中美制度对决，不仅在药物和疫苗开发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决出高低。经济方面。美国经由疫苗开发、药物研制，以及温和的、劝告式而非强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国社会从容与病毒共存，优先保障民生，很快复工复产，社会快速恢复常态，经济获得恢复性发展的强劲动力。
中国实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极端措施，企图清零病毒，其结果却是破坏经济、毁灭民生，制造海量次生灾害、人道悲剧，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几乎把经济、民生和人命清零。
当美国抗疫把中国抗疫远远甩在后面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据称这还是1976年以来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及前些年的热门话题，所谓“中国超越美国”。这证明，单论经济发展，民主的美国仍然击败了专制的中国。
而在抗疫过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权的美国，处处与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的中共，形成鲜明对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离而生活困顿，美国政府不断向人民发放现金，予以补助和救助；但在号称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政府从未给人民发过一分钱。对新冠患者，美国提供免费检测、免费药物、免费疫苗，而这一切，都由政府买单；反观中国，动辄收费，甚至逼迫人民高价卖药。
施打疫苗，美国的顺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势的老人群体，然后才轮到中年人，最后才轮到青少年和儿童。中国的顺序却是，先施打18岁至59岁的中青年阶层，然后才是老人。显示，美国的出发点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中共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和势利眼—它们要优先保住青壮劳动力，而不惜牺牲老人，甚至默认、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减轻政府负担，包括退休金、养老金、各类老年福利等。对应的还有，当权者以疫谋独，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杀或终结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两国的决策机制，不仅显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决定了抗疫结果。中国方面，权力就是一切，权力高于医学、高于科学，权力更高于人民利益、民间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领导人亲口所说：中国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不要算经济账和民生账，而要算政治账。经由某人拍脑袋式的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十多亿人民的命运操之于一人之手。
而在美国，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医学和科学高于政治，更高于权力，任何领导人，不可能做出悖离医学和科学的决策，只能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并接受监督和批评，具有随时修改的修复能力。换言之，在美国，权力服从医学、服从科学、更服从民意，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号的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场权力与科学的对决，而科学打败了权力。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差异，也是制度的竞争。中国盲从权力，而美国尊崇科学。其实，抵抗这场大瘟疫，美国本无意与中共展开制度竞争，只是依据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为；但有意与美国展开制度竞争的中共，恰恰就败在制度差异之下。如此的制度之争，胜败分明，足以让世人深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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