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大瘟疫，中美制度對決，不僅在藥物和疫苗開發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決出高低。經濟方面。美國經由疫苗開發、藥物研製，以及溫和的、勸告式而非強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國社會從容與病毒共存，優先保障民生，很快復工復產，社會快速恢復常態，經濟獲得恢復性發展的強勁動力。
中國實行極端清零、極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極端措施，企圖清零病毒，其結果卻是破壞經濟、毀滅民生，製造海量次生災害、人道悲劇，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幾乎把經濟、民生和人命清零。
當美國抗疫把中國抗疫遠遠甩在後面之後，美國經濟增長率超過中國，據稱這還是1976年以來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經很少有人再談及前些年的熱門話題，所謂「中國超越美國」。這證明，單論經濟發展，民主的美國仍然擊敗了專制的中國。
而在抗疫過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權的美國，處處與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的中共，形成鮮明對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離而生活困頓，美國政府不斷向人民發放現金，予以補助和救助；但在號稱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政府從未給人民發過一分錢。對新冠患者，美國提供免費檢測、免費藥物、免費疫苗，而這一切，都由政府買單；反觀中國，動輒收費，甚至逼迫人民高價賣藥。
施打疫苗，美國的順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勢的老人群體，然後才輪到中年人，最後才輪到青少年和兒童。中國的順序卻是，先施打18歲至59歲的中青年階層，然後才是老人。顯示，美國的出發點是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中共的出發點是功利主義和勢利眼—它們要優先保住青壯勞動力，而不惜犧牲老人，甚至默認、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減輕政府負擔，包括退休金、養老金、各類老年福利等。對應的還有，當權者以疫謀獨，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殺或終結政治老人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兩國的決策機制，不僅顯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決定了抗疫結果。中國方面，權力就是一切，權力高於醫學、高於科學，權力更高於人民利益、民間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領導人親口所說：中國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不要算經濟賬和民生賬，而要算政治賬。經由某人拍腦袋式的決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十多億人民的命運操之於一人之手。
而在美國，權力受到監督和制衡，醫學和科學高於政治，更高於權力，任何領導人，不可能做出悖離醫學和科學的決策，只能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並接受監督和批評，具有隨時修改的修復能力。換言之，在美國，權力服從醫學、服從科學、更服從民意，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號的以人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一場權力與科學的對決，而科學打敗了權力。當然，歸根到底，還是制度的差異，也是制度的競爭。中國盲從權力，而美國尊崇科學。其實，抵抗這場大瘟疫，美國本無意與中共展開制度競爭，只是依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為；但有意與美國展開制度競爭的中共，恰恰就敗在制度差異之下。如此的制度之爭，勝敗分明，足以讓世人深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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