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武汉封城后的第61天，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湖北和武汉已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但自由亚洲电台披露，从1月20号发病到2月8号去世，武汉居民胡爱珍始终没能确诊，她在生前最后一天，呼吸困难，腮部被液体充斥，四肢无力到不能自己喝水，儿子丁先生带她曾前到6家医院求救遭拒，最终收治在武汉协和医院，1小时后病逝。
丁先生形容母亲在求诊期间，自己每天在地狱边上徘徊。当局宣布COVID-19病毒人传人之后，武汉市的医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间抢购一空，他因买不到医用口罩，只能戴普通口罩、天天背着她的母亲到医院。她母亲的热气和泪水滑到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运，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战术”、以命换命——因为母亲不能死，她是一位身体硬朗的65岁老人。
但是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从1月初，他家门口的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政府训诫8名“造谣者”并驳斥“人传人”，丁先生还对病毒不以为意。一家人进出如常、并未佩戴口罩，直到23号封城前的一两天，母亲突然开始显现肺炎症状。
丁先生说，最开始社区和医院互相推诿，排队好几天做上核酸检测，上面写着“阴性（不排除阳性的可能）”，“做了等于没做，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那时他们第一没有医疗条件，第二他们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门外，根本不给机会，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财经》一线记者从武汉社区获取的重症人员标准是：1.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丁先生表示，母亲从头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饱和率40%多，低于正常的90%。在医院等待期间，十几天里没吃没喝也没有白开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指出，确诊困难极大地阻碍了母亲的及时就诊：“八九号之前，政府说试剂盒不够，每家医院只有十几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检测，准确率只有30%。几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检测，医院当时就拿这个，核酸检测没通过就不收你，十分残忍。”
2月5号晚上，胡爱珍已经病危。一整个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亲去协和医院的路上，他被禁止从江汉区跨越到蔡甸区。他把病例、片子拿给交警，对方无动于衷。丁先生愤怒的发问，“你们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对方给的依据就是，“我们接到了通知，不让跨区”。
3天后，几经波折，协和医院的医生给出一个床位，医生检查了胡爱珍的身体和检测报告后，让她再重新检查，说那份核酸检测是假的。但是来不及了，就在那个上午，胡爱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还意识清醒的让儿子倒水喝。
之后，胡爱珍被殡仪车拖走，儿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过两三分钟就这样阴阳两隔，丁先生到现在还觉得像是做梦一样。他回忆道，不仅仅是母亲，武汉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诊断就死了，他们被排除在统计数字之外，自生自灭。“他们是在屠杀60岁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门外的病人。我在医院这么多天，确实有收进去的，20多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里面的都是轻症患者。”
根据《财经》1月底已被删除的一篇报导，一家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门诊一天有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被收住院。
对此，海内外20名中国律师组成“COVID-19索赔法律顾问团”，主张疑似患者和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患者的诊疗应全程免费，他们愿意为逝者家庭提供免费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起诉。
律师团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患者家属可以试着取得延误治疗的证据，“比如应当上呼吸机的时候，医院没有上就是延误治疗。这个就需要调住院的档案，按照法律规定是必须给病人和家属的，这样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药情况、医院的措施和病人情况。越早越好，晚的话可能被医院篡改。”
杨占青还指出，当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瞒报信息都涉嫌违法，“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疫区可以适当限行，但是封锁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于说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而造成损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瞒报，导致后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们打算起诉武汉市政府和疾控部门。”针对这一消息，丁先生表示，“哪怕没有希望，我都要试试，因为我的母亲不能这样冤死。我要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嘴脸。他们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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