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武漢封城後的第61天，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宣布，湖北和武漢已連續5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但自由亞洲電台披露，從1月20號發病到2月8號去世，武漢居民胡愛珍始終沒能確診，她在生前最後一天，呼吸困難，腮部被液體充斥，四肢無力到不能自己喝水，兒子丁先生帶她曾前到6家醫院求救遭拒，最終收治在武漢協和醫院，1小時後病逝。
丁先生形容母親在求診期間，自己每天在地獄邊上徘徊。當局宣布COVID-19病毒人傳人之後，武漢市的醫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間搶購一空，他因買不到醫用口罩，只能戴普通口罩、天天背着她的母親到醫院。她母親的熱氣和淚水滑到他的臉上，他覺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運，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戰術」、以命換命——因為母親不能死，她是一位身體硬朗的65歲老人。
但是一切都發生的太快了。從1月初，他家門口的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政府訓誡8名「造謠者」並駁斥「人傳人」，丁先生還對病毒不以為意。一家人進出如常、並未佩戴口罩，直到23號封城前的一兩天，母親突然開始顯現肺炎症狀。
丁先生說，最開始社區和醫院互相推諉，排隊好幾天做上核酸檢測，上面寫着「陰性（不排除陽性的可能）」，「做了等於沒做，從頭到尾就是個陷阱。那時他們第一沒有醫療條件，第二他們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門外，根本不給機會，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
《財經》一線記者從武漢社區獲取的重症人員標準是：1.血氧飽和度降低；2.呼吸困難；3.有基礎疾病；4.年齡偏大、體質弱者；5.含發熱和疑似人員標準。
丁先生表示，母親從頭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飽和率40%多，低於正常的90%。在醫院等待期間，十幾天裡沒吃沒喝也沒有白開水，她的身體每況愈下。
他指出，確診困難極大地阻礙了母親的及時就診：「八九號之前，政府說試劑盒不夠，每家醫院只有十幾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檢測，準確率只有30%。幾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檢測，醫院當時就拿這個，核酸檢測沒通過就不收你，十分殘忍。」
2月5號晚上，胡愛珍已經病危。一整個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親去協和醫院的路上，他被禁止從江漢區跨越到蔡甸區。他把病例、片子拿給交警，對方無動於衷。丁先生憤怒的發問，「你們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對方給的依據就是，「我們接到了通知，不讓跨區」。
3天後，幾經波折，協和醫院的醫生給出一個床位，醫生檢查了胡愛珍的身體和檢測報告後，讓她再重新檢查，說那份核酸檢測是假的。但是來不及了，就在那個上午，胡愛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還意識清醒的讓兒子倒水喝。
之後，胡愛珍被殯儀車拖走，兒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過兩三分鐘就這樣陰陽兩隔，丁先生到現在還覺得像是做夢一樣。他回憶道，不僅僅是母親，武漢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診斷就死了，他們被排除在統計數字之外，自生自滅。「他們是在屠殺60歲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門外的病人。我在醫院這麼多天，確實有收進去的，20多個人都是年輕力壯的。雷神山、火神山醫院裡面的都是輕症患者。」
根據《財經》1月底已被刪除的一篇報導，一家定點醫院的醫生透露，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被收住院。
對此，海內外20名中國律師組成「COVID-19索賠法律顧問團」，主張疑似患者和沒有進入統計數字的患者的診療應全程免費，他們願意為逝者家庭提供免費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賠方案，爭取和政府達成和解協議，或者起訴。
律師團的發起人之一、中國公益人士楊占青表示，患者家屬可以試着取得延誤治療的證據，「比如應當上呼吸機的時候，醫院沒有上就是延誤治療。這個就需要調住院的檔案，按照法律規定是必須給病人和家屬的，這樣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藥情況、醫院的措施和病人情況。越早越好，晚的話可能被醫院篡改。」
楊占青還指出，當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瞞報信息都涉嫌違法，「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疫區可以適當限行，但是封鎖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於說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權和人身自由權，而造成損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瞞報，導致後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們打算起訴武漢市政府和疾控部門。」針對這一消息，丁先生表示，「哪怕沒有希望，我都要試試，因為我的母親不能這樣冤死。我要讓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們的嘴臉。他們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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