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罕见的胜利

2024年4月，一场关于名誉权的官司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王翔，北京知名戏剧空间蓬蒿剧场的创始人。

两年前，一位23岁的女性蓝莓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被王翔性骚扰。之后几天，她的帖子被不断转发，陆续有多位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被王翔骚扰的经历。也有一些人，因为目睹过类似的“骚扰”发生，也在朋友圈、微博、播客等平台发言声援。

后面的状况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性骚扰往往发生得比较隐秘，很难举证，很难诉诸法律。但被指责性骚扰的人，可以反诉，起诉对方名誉侵权。王翔起诉了发帖的蓝莓，还起诉了另外11位转发声援的人。性骚扰难以求证，在过去几年里，这类案件多次胜诉。

但王翔的案件是罕见的。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在判决书里，法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蓝莓的发帖有一定事实依据；其他人的转发是正义之举；而王翔作为公众人物，理应接受公众监督。

罕见的胜利背后，是许多人的努力，许多位女性的“我愿意讲述”，还有一些人不求回报的善良。他们为什么会赢？王翔为什么会输？我们复盘这次案件，展示它的细节，昭示某些进步。

事先张扬

2023年6月20日晚上8点，“北京蓬蒿剧场”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标题很长，中心思想是，王翔起诉了12个人，起诉案由是名誉权纠纷。

王翔，蓬蒿剧场创始人，当时68岁。他是北京戏剧圈的知名人物，他的故事曾被反复讲述：他本是一位牙医，拥有几家牙医诊所。1985年，他看了一部话剧《和氏璧》，从此爱上戏剧，创办了北京蓬蒿剧场。

这个小剧场坐落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东棉花胡同，小小的空间，几十张椅子，大门口几个大字“戏剧是自由的”。过去这些年，它坚韧如蒿草，是许多年轻的戏剧人梦开始的地方。

它的创始者王翔，常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自比，多次在演讲中谈到自己为艺术奉献的一切——他单身，没有孩子，为了让蓬蒿剧场生存下去，他“压上全部身家性命”，10年里投入了超过1000万的资金，并在自己的心脏冠状动脉里放了6个支架。

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老头衫，戴着老花镜，谈论艺术、温暖和爱。他曾被媒体评选为2012年“平凡的良心”年度人物。有人说，他是在为戏剧“自杀式”地疯狂付出。在媒体报道中，他是“悲情英雄”，性格固执，与现实规则格格不入，捉襟见肘地经营，做事不留退路。

但就在2022年5月，王翔的故事有了一个新版本。

这一天，蓝莓发了一条朋友圈。

蓝莓出生于1998年，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她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蓬蒿剧场王翔对自己性骚扰的事情说出来”。2021年，她因为看戏认识王翔，之后他多次邀请她去看戏、参加他的朋友圈朗读会。会上，他谈自己的生命美学，“生殖器不动也能达到高潮”。

之后骚扰逐渐升级。王翔约她吃午餐，并说希望给她一个吻。见面的两小时里，他多次拥抱她，拥抱的时间长，他的力气很大。午餐后的第二天，王翔仍一直给她打电话，发“极其暧昧的文字”，她一度不敢接任何陌生电话，度过了噩梦般的几天。

蓝莓在朋友圈的最后写到，“我自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一个普通的女观众都能成为他的目标……（我）果然发现了，也有别的女生被骚扰”，“我不希望更多人受到伤害。我本人会无限期抵制王翔和他的剧场”。

她还发了两人的聊天记录截图，2022年3月15日到4月16日，王翔给她发送的微信是，“在生命存在层面谢谢你……长大成熟丰满最美最美啊，亲爱的XX小生命！”“明天来吧？”“今晚来吧？我请你看”，“来参加吧”。后来的消息蓝莓没有回复。

这条朋友圈被很多人转发，有人说自己也经历王翔的性骚扰，有人说自己曾目睹过骚扰发生。在一个名为“戏剧山广场”的戏剧群里，还有人把王翔拉进去，让他给个说法。

王翔沉默。在妇联介入此事后，他曾同意道歉，但后来又反悔。事发一个月后，他把蓝莓，还有当时参与转发的一些人，告上了法庭。

被告一共12人，6男6女，绝大多数都很年轻——有几位是还在上学的00后；几位是刚毕业的戏剧人；有人曾经是王翔最亲密的工作伙伴、蓬蒿的核心员工，曾经多次就性骚扰向王翔表达不满；有人给蓬蒿拍过纪录片、有人在蓬蒿做过志愿者、有人在蓬蒿表演过；只有两三位稍微年长，是话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成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前互不相识。

他们被起诉的原因，除蓝莓是发帖外，其他人都是转发和声援。在王翔看来，这些行为侵犯了他的名誉。

在蓬蒿的那篇文章开头，王翔写道：“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对你我他、对所有人、对所有事情。对温暖着问候着丰富着超越着博弈着的人性。对爱对美对艺术。对丰富、对高贵。对匮乏、对低劣。”

勇气从何而来

2024年5月，高温的一天，我在北京西边的一间咖啡馆见到了蓝莓。她头发长长的，画了漂亮的眼妆，指甲是新做的，闪亮的粉色，蓝莓声音很亲切，是个明朗的25岁女孩。我们聊完天，她还要赶着去给小朋友上戏剧课。这个案子贯穿了她的研究生三年，如今她要毕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偶然间掀起风暴的人。

2021年，她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之前她在浙江求学，整个假期，都在期待在北京的研究生生活。她搜索北京都有哪些剧场，知道了国家话剧院、天桥剧场、繁星戏剧村，也知道了蓬蒿。

她完全没有预料到性骚扰的发生——她去看戏，只是一位普通观众，既没有上台，也没有发言，偶然间和王翔加了微信。对他的印象，是演出结束后拿着话筒出来说话，“一个比较健谈、比较容易激动的老爷爷”。

后来，王翔请她看话剧，她去了。又约她出来吃饭，语气很急，她想着刚好回请，也去了。吃饭时他说，“你愿意当我的妈妈吗？你愿意当我的妻子吗？”她愣住了，以为听错了。他又说，要带蓝莓去日本，让她演下一部戏的女主角。她沉默。吃完饭走到路口，王翔抱住她。

“这么多人吃饭的餐厅，这么多车经过的路口，一个和我姥姥差不多大的人，你没办法想到，这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她说。

遭遇性骚扰之后，她不是全然地确信和愤怒，而是觉得“闷闷的”、“憋着”。她想让它过去，觉得自己可以消化，“可能也没什么”，又觉得王翔与中戏的老师认识，自己也还要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他会不会给我使绊子？”

但她发现，有些情绪是无法控制的，日子过着，被骚扰的记忆总跳出来。她打了个比喻，“好像我在看电影，它突然跳帧了，有一帧不属于我日常生活的片段，但很快又闪过去了。但它总跳。”

2022年3月的一天，她在微博上以“王翔 性骚扰”为关键词搜索，一条微博跳出来，是一位网友发帖，说朋友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她获得了一种确证，“我当时想，天呐！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可能别人也经历过。”她在这条微博下面留言，“我好像也遇到了相似的事情”。

她不常看微博，直到2022年5月12号再次上线，那位网友没回复，但另一位女孩看到了她的评论，给她私信，说自己也遭遇了性骚扰，“姐妹，可以和你聊聊吗？”

她们当天加上微信，聊了很久。她们年龄相仿，都在上学，被骚扰的情节相似，顾虑也相似。对蓝莓来说，那是一个决定性瞬间，“就是那一天，我加到了第一个跟我完全感同身受的人，我当时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她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配上聊天记录，发在了朋友圈。

当时她23岁。她说自己不是想当救世主，只是一种朴素的冲动，也绝非王翔事后说的，“想搞臭他”——她只是想，如果以前自己看到过王翔的这类新闻，那他请她看戏或者约她吃饭，她就不会去了。同样的，如果她发了帖，其他人看到，也能避免骚扰再次发生。

但蓝莓没想到的是，这个帖子发出来，在戏剧圈引起了剧烈震动。根据账号“戏剧是自由的bot”统计，先后有15位女性站出来，说自己曾被王翔性骚扰，时间跨度从2004年到2022年。有人写了几千字，详细回忆了自己如何被王翔以观看戏剧录像带为由邀请到家里，因为时间太晚，勉强留宿，王翔在这位女性洗澡途中，强行打开了浴室门。

很多人直接加上了蓝莓的微信，最后她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一遍遍听女孩们讲述被骚扰的细节时，蓝莓的感受很复杂。

一方面她觉得自己不孤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她反思过、愧疚过，为自己接受他的吃饭邀请。但如此多的讲述，让她确认自己没做错什么。而且她发这个帖子，可能真的做对了。

另一方面，她对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性骚扰感到震惊，“怎么会这么多，时间跨度这么长？”很多受害者当年都是小女孩，有的那时已成了妈妈，“为什么永远都是小女孩？”

这些故事里情节往往类似：总是邀请她们去家里看那部“伟大的”《哥本哈根》录像带，总是去爬香山，总是给对方点一杯卡布奇诺，总是以爱和艺术的名义拥抱和亲吻对方，称对方为真善美女神，问对方能不能做自己的妻子、妈妈。

“always the same，每个人描述出来都差不多”。

曝光之前，剧场里发生了什么

这次性骚扰事件，与此前许多事件不同，不仅受害者众多，且有多位蓬蒿内部人士站出来讲述——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复杂的情感，内心的斗争，以及他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说出这一切。当然，最后，他们也因此被起诉。

这些内部人士里，最特殊的一位可能是杨悦。蓬蒿曾经的核心员工。

2018年到2020年，杨悦在蓬蒿剧场工作了3年。疫情爆发后，蓬蒿曾经历一波离职潮，杨悦是坚守到最后的人。她是王翔性骚扰行为的知情人、反对者，也是最不愿意看到这间剧场受影响的人。

2022年5月12日，杨悦转发了蓝莓的朋友圈，转发了一档讲王翔性骚扰的播客，并在评论区说，“真实，真实的，真实的”。她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当时以为“揭示一些事实会伤害蓬蒿”，她依旧爱蓬蒿，但是“再也不会去了”。

杨悦是西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她回家乡的高中做过几年体育老师。她是个有点理想主义的人，想在工作中找寻意义，想跟学生建立更好的关系，想在更好的环境里工作。于是她辞了职，离家，又到了北京。

2018年秋天，也是很偶然，她第一次造访蓬蒿剧场，看了一部话剧《涮羊肉》，这是编剧费明的作品，讲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她喜欢这个剧，看完特别开心，关注了蓬蒿的公众号。后来蓬蒿招募志愿者，她报了名。

当时，她的全职工作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游泳馆上班，做救生员，偶尔做教练，一周干够40个小时就行，工资4000元，有宿舍。这份工作让她生存，而蓬蒿的工作让她活着。

在蓬蒿，最开始她帮忙处理文件，做文字工作，后来也做宣传，也在吧台工作，刷过马桶，也做戏剧制作人。她对蓬蒿有很多幻想，自己掏钱买了很多东西，想把这个空间改造得更好。2019年蓬蒿出现经济危机，她从很少的存款里拿出一万，捐了钱。王翔让她以个人名义在网上（去哪儿网和京东平台）贷款，支撑蓬蒿的现金流，她毫不犹豫答应。

但也是刚进入蓬蒿不久，杨悦就发现，王翔爱开黄色玩笑。他有一套“生命美学”理论，借着医学背景，他会自然地讲起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再讲到人的性器官、性交的过程……听的人这时往往会有点尴尬。但王翔反倒是掌握主动的人——他会评判对方，能不能理解艺术，有没有包容心。

她记得2019年发生过一件事。有一次，王翔想拥抱一个女生，女生出于礼貌同意了。抱完王翔又说，“可不可以贴一下小腹吧”。杨悦当时非常震惊，那个女生表情也很尴尬。

但在当时，同事们只觉得这“很烦”，是一种“耍流氓”。这个话题往往大家聊一聊就过了。

转折点是在2020年。疫情之下，蓬蒿财务困难，招了很多年轻的志愿者。借由他们，杨悦发现，一些事情不一样了。原来，他们最多把王翔的行为称作“老流氓”，没放在心上。但年轻人拥有新的语言，他们给出了更有力的定义——不，不是什么流氓，就是性骚扰。

这群年轻人，大都是学生，有的来自清华、MIT和中戏。其中有一位男生叫林威尔，也是12位被告中的一位。他一头长发，脸上有些痘痘，是个健谈的年轻人。

2020年，林威尔在中戏读大一，当时蓬蒿状况不好，他义务去帮忙，在吧台调酒、做咖啡，最初分文未取，“就是想跟大家一起玩儿”。蓬蒿的咖啡厅和剧场只隔着一个幕布，观众来看戏，都是在咖啡厅等待，王翔也最常出现在这里。正因为此，林威尔见到了很多事情。

他发现，每次戏结束，王翔就会在咖啡厅播放自己的纪录片，或者把别人拉到同一张桌子，开始发表他的演讲。“可能对第一次去蓬蒿的观众来说，还挺新鲜的。但我们站在吧台，听十遍，就发现十遍都是一样。”而且大家很快意识到，王翔只邀请女士，讲完自己的宣言，他就会让吧台做一杯卡布奇诺，送给女士，“永远只有女士”。

那几个月里，有三件事，林威尔印象很深。第一，是王翔当着一对男女朋友的面，让女生和男友分手，嫁给自己，情侣二人都面露难色；第二，是王翔对一位来参加活动的中老年女性讲性多么美好；第三件最让他“恼火”，他的朋友，一位年轻女性，在蓬蒿被王翔拥抱，摸了腰，当时女性明确拒绝，但王翔依然继续，这让他们生气，“他根本不在乎我朋友的感受”。

这些年轻人站在吧台，看到令人不适的事情一直发生，想做些什么。每当有人被王翔拥抱，他们都会追出去，问对方有没有不舒服——但这没什么用，大部分人也不会正面回答。

在这期间，杨悦作为王翔的下属、蓬蒿的核心工作人员，接受了多次年轻人的投诉与质询。

她记得，2021年6月，有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女生，很有才华，最初说想在蓬蒿做一部戏，但没过几天，那个女生就来找杨悦，她说，王翔在微信里向她表达爱意，这让她很困扰。她的家人也不希望她继续在蓬蒿演出，希望她能保护好自己。

林威尔也找过杨悦，他们在蓬蒿剧场二楼的天台认真聊过一次。杨悦还是怀着保护蓬蒿的心情，她说，“希望他能理解王翔，希望他们能把蓬蒿和王翔分开看，也把王翔的好与坏分开看”。2024年5月，我们再谈到这段，杨悦说，她感到愧疚。

这之后杨悦也做了些事情。那之后王翔再想拥抱别人，她就会拦住，“别这样，王老师”。有女性到蓬蒿面试，她会告知，在蓬蒿工作，会有类似的状况存在。但她也知道，在蓬蒿她可以拦、可以提醒，但是在微信聊天时呢，在他约别人出去时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021年6月，林威尔离开蓬蒿，离开的导火索，是他喝醉之后，冲到了王翔的办公室，宣泄了一直以来的痛苦，他大意是说：王翔不应该用宣扬艺术的方式去摸别人，“你要摸别人，可以，但发生任何纠纷，我会为那个人作证”。

王翔听完，沉默。这是他惯常对待冲突的方式。林威尔就此离开。

林威尔走后，杨悦、王翔和蓬蒿另一位同事，三个人聊过一次。那是杨悦印象中，第一次非常严肃地跟王翔谈这个话题。她说，他的行为是真的给她人造成困惑，那些女性都是以长者的身份尊重他。王翔听了很愤怒，他说，他是一个男人，有权以男人的身份去追求和表达。

所有人的努力，并没有撼动这位创始人的某些行为——四个月后，23岁的蓝莓到蓬蒿剧场看戏，再过不久，她被骚扰了。

“正义站在被告席”

2022年6月，蓬蒿剧场推送了诉讼的消息，很多被告才知情。大家拉了个群，很多人才正式认识。年轻人们给这个群取了一个名字，“正义站在被告席”。

在这场对垒中，他们是赤手空拳、不掌握资源的弱者。

蓝莓还在上学，不认识律师，也没什么存款。知道被起诉，她“兵荒马乱”，又得知王翔要求所有被告赔偿60万，心里发憷。在网上查去哪找律师，律师费多少，又是一惊。但不管怎样，她没想过不应诉，“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怕？”

后来是她的朋友、一位清华大学剧社的毕业生，介绍了律师赵子涵给她认识。最初只是友情咨询，但赵律师是个热心人，他说，自己接手后发现，他们“真的是孩子”，他几乎是友情帮忙，自己还垫付了一些费用。

杨悦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她离开蓬蒿后，一身伤痕，“有点破罐破摔”，暂时在北京一家书店上班。她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整个人很漂泊，经济也不宽裕。跟其他人不同，她不想跟王翔战斗，想过放弃应诉。开庭前一周，她才终于联系上一位律师，只有非常短的准备时间。

她甚至没想过会被起诉。事发一两周后，王翔在微信里“拍了拍”她，她天真地以为，王翔是想道歉，她问，“王老师，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劝他正面面对。后来她反应过来，当时，王翔应该是想点开她朋友圈取证。

杨悦的律师郭睿记得，介入这个案子之后，杨悦给她发了自己写的一份自辩状，这份自辩状从法律角度来看，不够有力。那一周，他们帮杨悦重新准备了应诉和答辩。

郭睿觉得，杨悦的处境，是这类案件中女性的结构性困境，“法律帮助也是一种资源。如果你是一个名人，很有钱，那你可以花很多钱，请一个大律师来帮忙。但对于她这种相对边缘、更在困境中的人，想要有一个律师愿意尽心尽力帮忙，又有专业能力、可以理解性骚扰的本质、理解社会权力结构，这是非常困难的。”

但律师们接下了案子，他们都没拿什么钱，都付出了艰辛的工作。

这个案子怎么打，在赵子涵律师看来，蓝莓是关键——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内容基本属实的举证责任，的确在被告一方。被告需要证明，自己发表的言论有基本事实基础。

只要能证明这一点，其他11位被告都是声援，他们的举证责任也会更小。所以他向审理该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出申请：把蓝莓的案子提到最前面，法院同意了（王翔诉12人，分为5个案子，有8人为同案，另4人单独诉讼）。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证明蓝莓的发帖属实。

朋友们分头行动。蓝莓联系了很多受害者，她在网上一个个找，她们有的是在公众号留过言，有的是在微博上发过帖，她挨个私信，反复自我介绍，就像做采访一样，询问她们发生了什么。

大部分人都爽快地提供了证人证言。也有一些受害者觉得回忆太痛苦，不想再谈。还有人受到骚扰时还未成年，此后患上了抑郁症，为保护受害者，这份材料，蓝莓未向法庭提交。

一位2009年被骚扰过的女性，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一切，这让蓝莓觉得心痛——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她还记得如此清楚，这就说明，这事不会轻易算了，“它会一直存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可能哪天，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这位女性的文章非常有力，她说，“我看了其她当事人的自述和证言，发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套路，一样的认识、一样的吃饭、黄笑话，甚至有人和我同样在09年被约去家里看《哥本哈根》……看到有些女孩自述是戏剧社的年轻大学生，因为这些骚扰的经历而离开了戏剧圈子甚至要绕道远离蓬蒿剧场，作为一个同样曾经如此热爱戏剧的大学生，我难过的同时愤怒不已：王翔用这些方式驱逐了那些本该在戏剧舞台上发光发亮的女孩。”

同时，赵子涵律师去联系了多位蓬蒿的前员工，他们的选择也令人感动——他请求他们出具证人证言，很多人都给予了支持。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蓝莓的帖子描述了性骚扰的细节，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某事，那么应诉时，她有义务证明这件事是真的——因此，2022年6月，她报了警，骚扰发生时，他们是在新源里附近，于是她去了新源里派出所。警方很重视，北京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警察介入。蓝莓下午六点多报案，凌晨四点才做完笔录。

她告诉警察，他们吃饭那天，在哪家肠粉店，吃完饭在新源南路的路口，王翔拥抱了她，她觉得那个拥抱特别漫长。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这些监控已被覆盖。但蓝莓留下了笔录。在诉讼中，这能作为证据存在。

想起那个夜晚，蓝莓现在记得的，反而是一些支持，一些温暖的细节——她是独自去派出所报的案，但在“正义站在被告席”的群里，大家都在关心她。有人给她点了麦当劳，有人怕她弱势，也赶到现场，录了笔录，证明自己见过骚扰发生。还有一位被告的年轻男生，他们此前不相识，他骑了个超大的摩托车，把蓝莓送回了家。虽然，她家离派出所只有几百米。

“罕见的胜利”

这场官司里的所有被告，包括律师，开庭前都是忐忑的。赵子涵律师说，他是按照输来准备的。郭睿律师说，此前有多位律师拒绝代理这个官司，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案子难打。

这种忐忑背后，是过去几年的现实——之前有过几起著名的性骚扰名誉纠纷案，邓飞诉何谦和邹思聪名誉侵权，邓飞胜诉；朱军诉弦子和麦烧名誉侵权，朱军撤诉；徐钢诉王敖名誉侵权，一审王敖被判侵权，在艰苦的努力之后，法院发回重审，驳回了徐钢的一切请求；而就在这个五月，李松蔚诉冬妮的名誉侵权案刚刚开庭。

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徐凯，在一篇文章里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这类案件（有人发帖称自己被性骚扰），有证据证明是虚构的，发布者承担侵权责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性骚扰行为的，性骚扰者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两者皆不足证实，真伪不明，他认为法院不应支持任何一方，这个中间地带，应该留给公民社会自行生长。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有中间地带。

2023年3月，王翔诉蓝莓等人的案件，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一个细节能看出法官的考量：互联网法院很多案件都是线上开庭，但这个案子，法官选择线下开庭，原告与被告可以见面，这会让讨论更加充分。

由于王翔申请了不公开审理，我们无法公开庭上的太多细节。但在可说的范围内，受访者们做了尽可能的讲述：

一审时，双方的对抗非常激烈；蓝莓说，当时因为对方非常理直气壮，而且很凶，她一下绷不住哭了，申请了休庭，法官安慰了她；蓝莓之外的其他被告，都在庭上阐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言论？他们的生活经历能否佐证他们转发的内容？他们转发时，有没有尽到核实义务？

有的被告年纪很小，当时法官还问，孩子你成年了吗；一审开庭结束，法官曾把杨悦留下来，询问她，在蓬蒿工作时，她都看到了什么，那些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

赵子涵律师是一位男性，他在庭上朗读了多位受害者的证人证言，只摘了一些段落。那些句子，那些受害者的陈述，庭上时他没有太多感受，但当“工作完了，面具卸下来了”，之后几天，他都觉得缓不过来，“不对劲，不舒服”。

2023年12月6日，王翔诉12位被告的名誉权纠纷案，一审判决。2024年4月23日，二审判决。两次判决均驳回了王翔的全部诉讼请求。

但据各位受访者描述，一审、二审两位法官的论述相当清晰——

首先，王翔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创建蓬蒿剧场，多次接受采访、公开演讲，符合公众人物的定义，而公众人物对大众监督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其次，法院认为，蓝莓等人的帖子中描述的行为，是一种不适当的、损害他人尊严的行为，符合大众对性骚扰的理解，有一定事实依据；

对于其他转发的人来说，他们尽到了相应的核查义务，没有夸大和攻击王翔，他们的转发亦是为弱势群体发声。

最后，法官也对他们发出了提醒：这次名誉侵权不成立，跟这些言论的频次、强度及目的都有关系，她还是建议各位被告审慎处理，“以免再次成讼”。

2024年5月，我分别和赵子涵律师、郭睿律师聊天，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这次诉讼，更直接一点来说，为什么他们会赢？从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方法论？

郭睿律师说，她觉得，这个案子跟此前的性骚扰案不同，涉及人数众多，且时间跨度如此长，且相当数量的人提供了证人证言，讲述了大量的细节，它们交叉印证，这会有助于法官形成自由心证。

赵子涵律师为蓝莓等8位年轻人辩护，他说，最初他最担心这些“孩子”扛不住压力，选择和解——2016年，曾有蓬蒿的前员工在知乎匿名发帖，也谈到了王翔有性骚扰的行为，王翔同样以名誉权侵权为由起诉了对方，那位员工最后选择和解。这意味着王翔的胜利。

但出乎赵律师意料的是，这个过程，每一位年轻人都没有动摇。蓝莓说，她从没想过放弃，因为她不能代表那么多受害的女孩子，她放弃，是对其他人的二次伤害。

而在庭上，蓝莓记得，有几位被告说的话让她热泪盈眶。他们大意是说，转发声援，那是自己的责任，也是作为公民的义务。

如果一定要总结什么经验，赵律师觉得，在被性骚扰之后，受害者一定要立刻做出行动——比如报警，比如联系妇联，这些行动可能会没有结果，但这是纠纷的处理机制，会将沟通过程存档，会留下文件，会保存监控，这些材料有一天可能会派上用场，能说明某些事实。

至于真正到了诉讼阶段，他觉得，较为关键的证据是蓝莓报警后的笔录。而且司法环境在进步，尤其在这种案件中，最重要的是“整个环境”，不仅仅是提供蓝莓被性骚扰的证明，单份的证据还不够。还要提供其他人的讲述，尤其是工作人员的讲述，还有其他被告对这件事的认识，他们的生活经历……

所有人的讲述是融洽的，所有证人、证言、证据建造了一个真实环境，这个人真的会这么做，而且不止做过一次。这会让法官相信，一切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难以分割

事情尘埃落定之后，今年5月，我和蓝莓、林威尔、赵律师一起见了个面。

坐在他们中间，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蓝莓即将研究生毕业，林威尔是本科毕业，他们谈到第二天的毕业答辩，还没写好的答辩稿，谈到6月在昌平的毕业典礼、正在找的工作。两人像小老鼠一样，一粒粒吃掉桌子上的牛肉干，包装纸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们开始感叹，林威尔大一到蓬蒿做志愿者，到现在案子结束，这件事贯穿了他的大学四年。同样，蓝莓研究生入学后被骚扰， 毕业前夕结案，这也贯穿了她的研究生生涯。

之后，蓝莓还常常路过蓬蒿剧场——它所在的东棉花胡同，是去中戏的必经之路，她会用幽默的方式消解阴影，比如，录一段视频发给朋友：“大家好，我又经过这里了。”她的心很强大，有的受害者经历过骚扰，甚至不再看话剧，经过那附近会绕路走。但她没有，前段时间她带着姥爷去国家大剧院看了舞剧，平常，她还在带小朋友的话剧课。

无论案件结果如何，蓬蒿剧场始终在正常运转。蓝莓第一次去蓬蒿看的戏《one one的葬礼》2024年还在上演。

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部女性疗愈戏剧，本打算在蓬蒿剧场上演。主办方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很快有人站出来提醒。有人说，“蓬蒿剧场本身与作为主理人的王翔利益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蓬蒿剧场的亮相也就意味着王翔的获利……许多女性在蓬蒿剧场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创伤。”后来，这部戏剧更换了地点，最后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2022年，蓝莓掀起的那场关于性骚扰的讨论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看待蓬蒿剧场和王翔的关系——他不只是创始人，还是这个剧场唯一的所有者。

当时有一位在蓬蒿工作过的女生在朋友圈写到，“这件事（性骚扰）始终是挂在蓬蒿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为此吵过闹过哭过最终各奔东西，仍未能找到答案。要如何在王翔的存在下建立起有效的防性骚扰机制，又或者，怎样在王翔之外找到维持小剧场生存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但这个剧场始终没有做出改变，它和它的创始人不可分割。像过去那样，王翔依然坐在剧场门口的咖啡馆。戏剧行业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人永远停止了和蓬蒿的合作，也不再去蓬蒿看戏，也有人依然珍惜这里的演出机会。

整个采访中，我遇到的被这个案子影响最大的人，是杨悦。

这两年，她生活在老家，没有找工作，经济也比较窘迫。作为深深爱过蓬蒿、尊敬过王翔、为这间剧场付出过三年光阴的人，她的情感更加复杂。

一方面，她对诉讼没有那么坚定，想过不应诉，勉强应诉了，一审出了庭，二审没有再出庭。律师郭睿给她打电话，杨悦说，自己非常痛苦，无法出庭，也不想再看到王翔。另一方面，当被告的这些年轻人讨论如何抵制蓬蒿剧场时，她也无法接受，曾经退过群。

在我们的交谈中，她常说“惭愧”，她觉得是她招募了那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让王翔有机会接触她们。但同时她又在说“理解”，某种程度上，她还是在试图理解，王翔为何如此行动。

她在一份《自辩书》中写到，“我曾对那里（蓬蒿）投注了太多，太多的情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拼了命地工作。曾经在蓬蒿一次戏剧节开幕式前夜，加班到晕倒。我并不想蓬蒿受影响，它是多少人努力的梦想之地。”

她谈到自己的痛苦，“前期的痛苦，来自于我还没有完全放下自己虚假的、保住蓬蒿的梦想，以为那里是给人温暖和希望的地方。这样的梦想的破灭，加上对自己的厌弃，我，最应该能够感受那些女生的痛苦和伤痛，却没有能够帮助到她们，这自责的愧疚淹没了我。”

但她不该是最愧疚的人。不久前，郭睿律师收到杨悦从老家寄来的一封明信片，上面是很简单的几个字，“谢谢，万分感谢”。都结束了，她终于可以甩掉某些负累，更轻松地生活。

和蓝莓、林威尔见面那天，最后我们说，案子结束了，刚好用这篇文章记录发生的一切，文章将在六月发表。他俩几乎是同时说到，啊！他们六月就要毕业，这就像他们的毕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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