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北美文科学界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一位青年学者的不幸离世。传说中，这位社科学者才华横溢、壮志未酬，天不假年。这样的悲剧牵动了每一个清贫的、充满激情与压力的、有才华或者平庸的文科学人的心。在缅怀声中，大家都只用一些宏大的语词来描绘这位逝者，关于他的才情、关于他研究的现代性、国家、革命，关于他作为师友的情义。这是在中国文学或者文化史上常见的，对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描绘。顺带着，也会有更私人的回忆，讲述他拥有一个多么美好聪慧的妻子，他们的爱情纯粹而忘我，以此作为旁证，烘托逝者的形象。
做男性学者的妻子，常常只能以此方式出现。从许广平，到这位学者的妻子陈朗，学人的妻子无一例外都只是“美谈”中的佳人，存在于传说中。他们著名的伴侣，浪漫的爱情，还有文学与爱情的遗产，以及“为逝者讳”的传统，都把她们缩小为一个贤妻的符号。在这些“宏大”概念的阴影下，即使她们具有过人的书写或叙述的能力，也不能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许广平与鲁迅的师生恋；文艺男女青年羡慕的是杨绛和钱钟书志趣相投的爱情。我们现在更多嗟叹的，是林徽因被人当作女神崇拜的一生。以及，陈朗和她逝去的丈夫那感人的爱情。
爱情、婚姻、事业还有这些女性的著名伴侣为文学史、社会史、建筑史作出的贡献，都是锁定她们身份的宏大结构。一方面，这是她们愿意为之贡献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这些宏大的目标却是需要具体的劳动来实现的。而在现实中，具体的劳动常常是由这些女性承担，因为那是“贤妻”角色暗含的责任，也是她们为了争取自由恋爱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份代价男人完全不需要负。
这就是历史性的不合理。当知识女性需要与情投意合的知识男性结合时，知识女性就默认了自己将承担具体的生活，而男人则负责实现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时，却全是具体的生活，比如做饭，洗衣、生育和经济管理。这些原本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却因为父权制传统，即使是现在，也不由分说地落到女性身上。从传统父权家庭走出的知识女性，为了现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权的家庭劳动分工中，而她们必须为了自由恋爱欣然领命。
许广平在结婚以前也在大学任教，她是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期间是与邓颖超对接的妇女干部。结婚以后，鲁迅却要求她不出门工作。为了不浪费她的才华，鲁迅为她想的办法是教她日文，这样，她可以在家以翻译工作作为自我实现的办法，哪怕许广平更感兴趣的是积极参与人群的社会工作。鲁迅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他们有一个厨子，一个帮佣处理家务。所以，家庭劳动分工已经转嫁给经济社会条件更低的劳动妇女时，许广平依然无法将自己从“妻职”中解放出来。须知，鲁迅算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他知道问“娜拉走后怎么办”，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儿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处理账单和家务的鲁迅，依然没有想过自己去学习做家务，而是选择将许广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内山书店谈笑风生，而管理厨子帮佣和账单的事，难道不正该妻子做吗？按鲁迅的话说，你工作一个月赚的钱，我多写两篇文章就补贴了。许广平觉得还很体贴。
杨绛和钱钟书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知识分子，杨绛可是在胡适庚款留学的时代，靠家庭自费去的英国。抗战以前不曾为家事操心过的她，抗战中要学会生煤炉，还要现学做饭补衣，这些，她的灵魂伴侣钱钟书都不曾考虑过要一起分担。钱钟书比鲁迅进步的地方是，他愿意忍受生活质量的降级，支持杨绛写剧本工作。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亲都是学阀和社会贤达，他们不仅自费留美，而且结婚礼物是环游世界。抗战前林徽因唯一吃过的苦不外乎就是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而这是她的学术热情所在。经济上，张学良的东北大学是高薪将二人聘请回国，所以林徽因家的劳动分工比许广平和杨绛的更充分的转嫁到了底层劳动妇女身上。抗战中，林徽因一边患病，一边学术写作一边补衣服和做饭，深爱女神的梁思成也并未考虑帮她分担，因为这是“妻职”的内容。而林徽因甚至没有如杨绛那样在文章里描写过这些苦难，因为她还有“公众形象”的限制、名媛怎么可以缝衣服做饭、或者抱怨劳动分工呢？要在几十年后费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们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会受困于不公平的劳动分工，而她囿于爱情神话和双方的学术形象，甚至无法谈论和书写这些不公。
或许，许广平和林徽因都没有觉得不公。当时，能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对象结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会提出自由恋爱，却并没有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萧红遭遇的爱情悲剧、家庭暴力、身体摧残就是一个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于书写的萧红限于时代的局限，并没有分辨出是什么给她带来了伤害。在当时人的眼中，萧红是自由的啊！她逃离封建家庭、选择自己的爱人，她工作和发表，得到了男人的爱慕尊重和支持。萧红也不知道，除了口号中的“自由”，还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经济独立、劳动分工决定的。萧红一生都穷困，她没有林徽因和杨绛的条件将家庭劳动转嫁于更底层女性，她只能又承担家庭劳动、又承担社会劳动。所以，当她脱离“妻职”远赴日本，过着清贫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写作的时候，她都认为已经是黄金时代了，因为她终于是一个独立的人。
戳穿才子佳人的神话，描述知识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遭遇的不公，和批判这份不公被社会忽视的中文写作，竟然要诞生在100年以后。到2024年，陈朗为她的丈夫写的悼亡文，以自己和丈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分工暗含的男女不平等。陈朗痛苦的，嗟叹的是，这种不平等，不是理论中的女权主义和现实中的真挚爱情可以弥补的。
令人伤感的，也令人感动的是，陈朗是心甘情愿与丈夫一起步入了这段必然不公的婚姻生活。双方是情投意合的文科学者，陈朗却需要放弃自己在香港的教职，只身来到安娜堡，以期实现家庭团聚。设身处地想，宗教研究的学者那么难得到一个教职，陈朗甚至愿意放弃已经有依托的事业，为了爱情来成全家庭，她的牺牲，可能也只有文科博士才知道有多大。
Wendy Brown说不公平的家庭分工除了家庭劳动，还有同工不同酬给女性带来的事业上的局限，以及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女性家庭成员的情感付出。知识女性的大脑，除了知识生产，生育和家庭劳动，还有很多精力花在了情感支持上。对丈夫生活和事业压力的理解、倾听、建议和分担，消耗情感、时间和心力；对家庭的管理，比如有没有厕纸和有没有地方囤Costco卖的海量厕纸，也是需要见缝插针思考的琐碎问题。孩子的教育，身体发展，与孩子同学老师学校的关系维护，莫不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这些，丈夫从来都不需要参与，有的丈夫不会，有的丈夫做不好，有的丈夫说“这么些小事你就做了吧？怎么这么计较？”但却少有丈夫花时间学习和做好这些小事。
陈朗悼亡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克制冷静地描绘了她选择了爱情以后，需要承担的具体的生活。以我的经验，这甚至包括了一周可以吃几次牛羊肉，在哪里加油最便宜，暖气开到多少度账单不会爆炸。谁做饭，谁洗衣，谁扫地，和这些相比，都太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北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
哪怕是情投意合的爱情，在不公平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带给女方的是俗世生活，而男方则可以两袖清风地投入到对理论的解析与建构，对历史和社会的参与。陈朗和她的女权主义者丈夫都知道这种不公，可是在相爱的两人面对困难时，不会计较谁在付出，而陈朗自己都觉得她更珍惜丈夫的才华、丈夫也欣然接受妻子的支持，于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变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
人们只看到富足的精神生活带给男性的光环，而忽略光环背后女性的满面尘灰。这个里子和面子之间巨大的落差，就是陈朗冷笑的，控诉的对象。她爱具体的人，可是，历史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结构bug让她不得不穿上给“妻子”的枷锁。
陈朗的文章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具体表现了夫妻爱情的深情和深情也无法抵消的不公。她不怕戳穿爱情神话，而是相信真相也无损“佳话”。从许广平到陈朗，一百多年过去了，女性知识分子要为爱情和婚姻付出什么，终于有人说，说清楚了。可是还会有人用她的牺牲来烘托逝者的形象，或者谴责她不为逝者讳。这也证明了陈朗文章的可贵。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河边的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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