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北美文科學界最令人唏噓的莫過於一位青年學者的不幸離世。傳說中，這位社科學者才華橫溢、壯志未酬，天不假年。這樣的悲劇牽動了每一個清貧的、充滿激情與壓力的、有才華或者平庸的文科學人的心。在緬懷聲中，大家都只用一些宏大的語詞來描繪這位逝者，關於他的才情、關於他研究的現代性、國家、革命，關於他作為師友的情義。這是在中國文學或者文化史上常見的，對一個男性知識分子的描繪。順帶着，也會有更私人的回憶，講述他擁有一個多麼美好聰慧的妻子，他們的愛情純粹而忘我，以此作為旁證，烘托逝者的形象。
做男性學者的妻子，常常只能以此方式出現。從許廣平，到這位學者的妻子陳朗，學人的妻子無一例外都只是「美談」中的佳人，存在於傳說中。他們著名的伴侶，浪漫的愛情，還有文學與愛情的遺產，以及「為逝者諱」的傳統，都把她們縮小為一個賢妻的符號。在這些「宏大」概念的陰影下，即使她們具有過人的書寫或敘述的能力，也不能發出她們自己的聲音。
後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許廣平與魯迅的師生戀；文藝男女青年羨慕的是楊絳和錢鍾書志趣相投的愛情。我們現在更多嗟嘆的，是林徽因被人當作女神崇拜的一生。以及，陳朗和她逝去的丈夫那感人的愛情。
愛情、婚姻、事業還有這些女性的著名伴侶為文學史、社會史、建築史作出的貢獻，都是鎖定她們身份的宏大結構。一方面，這是她們願意為之貢獻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這些宏大的目標卻是需要具體的勞動來實現的。而在現實中，具體的勞動常常是由這些女性承擔，因為那是「賢妻」角色暗含的責任，也是她們為了爭取自由戀愛必須付出的代價。雖然這份代價男人完全不需要負。
這就是歷史性的不合理。當知識女性需要與情投意合的知識男性結合時，知識女性就默認了自己將承擔具體的生活，而男人則負責實現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組建家庭時，卻全是具體的生活，比如做飯，洗衣、生育和經濟管理。這些原本是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卻因為父權制傳統，即使是現在，也不由分說地落到女性身上。從傳統父權家庭走出的知識女性，為了現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權的家庭勞動分工中，而她們必須為了自由戀愛欣然領命。
許廣平在結婚以前也在大學任教，她是國民黨黨員，「國共合作」期間是與鄧穎超對接的婦女幹部。結婚以後，魯迅卻要求她不出門工作。為了不浪費她的才華，魯迅為她想的辦法是教她日文，這樣，她可以在家以翻譯工作作為自我實現的辦法，哪怕許廣平更感興趣的是積極參與人群的社會工作。魯迅家的經濟條件並不差，他們有一個廚子，一個幫傭處理家務。所以，家庭勞動分工已經轉嫁給經濟社會條件更低的勞動婦女時，許廣平依然無法將自己從「妻職」中解放出來。須知，魯迅算是當時的女權主義者。他知道問「娜拉走後怎麼辦」，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兒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處理賬單和家務的魯迅，依然沒有想過自己去學習做家務，而是選擇將許廣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內山書店談笑風生，而管理廚子幫傭和賬單的事，難道不正該妻子做嗎？按魯迅的話說，你工作一個月賺的錢，我多寫兩篇文章就補貼了。許廣平覺得還很體貼。
楊絳和錢鍾書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經濟實力的知識分子，楊絳可是在胡適庚款留學的時代，靠家庭自費去的英國。抗戰以前不曾為家事操心過的她，抗戰中要學會生煤爐，還要現學做飯補衣，這些，她的靈魂伴侶錢鍾書都不曾考慮過要一起分擔。錢鍾書比魯迅進步的地方是，他願意忍受生活質量的降級，支持楊絳寫劇本工作。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親都是學閥和社會賢達，他們不僅自費留美，而且結婚禮物是環遊世界。抗戰前林徽因唯一吃過的苦不外乎就是與梁思成考察古建築，而這是她的學術熱情所在。經濟上，張學良的東北大學是高薪將二人聘請回國，所以林徽因家的勞動分工比許廣平和楊絳的更充分的轉嫁到了底層勞動婦女身上。抗戰中，林徽因一邊患病，一邊學術寫作一邊補衣服和做飯，深愛女神的梁思成也並未考慮幫她分擔，因為這是「妻職」的內容。而林徽因甚至沒有如楊絳那樣在文章里描寫過這些苦難，因為她還有「公眾形象」的限制、名媛怎麼可以縫衣服做飯、或者抱怨勞動分工呢？要在幾十年後費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們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會受困於不公平的勞動分工，而她囿於愛情神話和雙方的學術形象，甚至無法談論和書寫這些不公。
或許，許廣平和林徽因都沒有覺得不公。當時，能與自己情投意合的對象結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會提出自由戀愛，卻並沒有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蕭紅遭遇的愛情悲劇、家庭暴力、身體摧殘就是一個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於書寫的蕭紅限於時代的局限，並沒有分辨出是什麼給她帶來了傷害。在當時人的眼中，蕭紅是自由的啊！她逃離封建家庭、選擇自己的愛人，她工作和發表，得到了男人的愛慕尊重和支持。蕭紅也不知道，除了口號中的「自由」，還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經濟獨立、勞動分工決定的。蕭紅一生都窮困，她沒有林徽因和楊絳的條件將家庭勞動轉嫁於更底層女性，她只能又承擔家庭勞動、又承擔社會勞動。所以，當她脫離「妻職」遠赴日本，過着清貧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寫作的時候，她都認為已經是黃金時代了，因為她終於是一個獨立的人。
戳穿才子佳人的神話，描述知識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遭遇的不公，和批判這份不公被社會忽視的中文寫作，竟然要誕生在100年以後。到2024年，陳朗為她的丈夫寫的悼亡文，以自己和丈夫作為研究對象，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時代的家庭分工暗含的男女不平等。陳朗痛苦的，嗟嘆的是，這種不平等，不是理論中的女權主義和現實中的真摯愛情可以彌補的。
令人傷感的，也令人感動的是，陳朗是心甘情願與丈夫一起步入了這段必然不公的婚姻生活。雙方是情投意合的文科學者，陳朗卻需要放棄自己在香港的教職，隻身來到安娜堡，以期實現家庭團聚。設身處地想，宗教研究的學者那麼難得到一個教職，陳朗甚至願意放棄已經有依託的事業，為了愛情來成全家庭，她的犧牲，可能也只有文科博士才知道有多大。
Wendy Brown說不公平的家庭分工除了家庭勞動，還有同工不同酬給女性帶來的事業上的局限，以及人類社會習以為常的女性家庭成員的情感付出。知識女性的大腦，除了知識生產，生育和家庭勞動，還有很多精力花在了情感支持上。對丈夫生活和事業壓力的理解、傾聽、建議和分擔，消耗情感、時間和心力；對家庭的管理，比如有沒有廁紙和有沒有地方囤Costco賣的海量廁紙，也是需要見縫插針思考的瑣碎問題。孩子的教育，身體發展，與孩子同學老師學校的關係維護，莫不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而這些，丈夫從來都不需要參與，有的丈夫不會，有的丈夫做不好，有的丈夫說「這麼些小事你就做了吧？怎麼這麼計較？」但卻少有丈夫花時間學習和做好這些小事。
陳朗悼亡文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她克製冷靜地描繪了她選擇了愛情以後，需要承擔的具體的生活。以我的經驗，這甚至包括了一周可以吃幾次牛羊肉，在哪裡加油最便宜，暖氣開到多少度賬單不會爆炸。誰做飯，誰洗衣，誰掃地，和這些相比，都太不值一提了。這就是北美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日常。
哪怕是情投意合的愛情，在不公平的社會家庭結構中，帶給女方的是俗世生活，而男方則可以兩袖清風地投入到對理論的解析與建構，對歷史和社會的參與。陳朗和她的女權主義者丈夫都知道這種不公，可是在相愛的兩人面對困難時，不會計較誰在付出，而陳朗自己都覺得她更珍惜丈夫的才華、丈夫也欣然接受妻子的支持，於是，他們的夫妻關係，就變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
人們只看到富足的精神生活帶給男性的光環，而忽略光環背後女性的滿面塵灰。這個裡子和面子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是陳朗冷笑的，控訴的對象。她愛具體的人，可是，歷史性社會性與經濟性的結構bug讓她不得不穿上給「妻子」的枷鎖。
陳朗的文章用這些雞毛蒜皮的具體表現了夫妻愛情的深情和深情也無法抵消的不公。她不怕戳穿愛情神話，而是相信真相也無損「佳話」。從許廣平到陳朗，一百多年過去了，女性知識分子要為愛情和婚姻付出什麼，終於有人說，說清楚了。可是還會有人用她的犧牲來烘托逝者的形象，或者譴責她不為逝者諱。這也證明了陳朗文章的可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河邊的貓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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