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图未竟之殇

《庐山图》是张大千先生晚年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平生最后的一幅巨作，更是中国画绘史上最大的整绢绘画。该画气势磅礴，苍郁浑厚，氤氲灵动，色彩斑斓，如今已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镇馆重宝。

可是令人扼腕的是，斯画未竟，高士仙去，印钤尚缺，题跋未果，悠悠悬念，画坛绝响，个中细节，容我慢慢道来。

缘起

《庐山图》原是日本著名侨商李海天先生所订购。

李海天先生是日本华人商会会长，资深国民党员，曾当过国民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在旅日华侨中颇有声望，并拥有庞大的产业和资金，也精于收藏。

一九八〇年，李海天在横滨新盖一幢“假日大饭店”，为使饭店的客厅彰显气派，他特地去“摩耶精舍”拜会老友张大千先生，请他画一幅气势恢宏的大图。

其时外界谣传张大千因建造“摩耶精舍”花费不菲，开支浩繁，背负重债，且年事已高，精力衰退，不少作品均由学生代笔。张大千为弭平谣传，显示自己的“大千毫发”精神（张大千的重要画作上，常钤有方介堪镌刻的“大千毫发”一印，意谓此举对我张大千而言，仅费毫发之力），应诺担此重任，画一幅平生最大的作品。

据台湾历史博物馆老馆长何浩天先生（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七本《张大千书画集》都是由何馆长写前言出版的）说：“张大千接下画此图的任务后，在画作题材上煞费苦心，有人曾提议画“长江三峡”、“万里长城”……均被他否决。张大千平生游历和画过无数大山名峰，但唯独没有上过庐山，他决意不画已经画过的群山，要画一幅他平生不曾到过，但心中屡番神游的庐山。”

张大千畅游过天下无数大山名川，却没有上过庐山，说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他有过一次上庐山的机会，但被一个难于启齿的原因错过了，甚为遗憾。

中表晏良为二哥告诉我，他曾听家母（其母张心素女士为张善子长女，人称三姑）说，老辈兄弟中张善子是家属振兴的栋梁，长兄代父，最有权威，他不苟言笑，言出必行，胞弟们对他都十分敬畏。我亦听大风堂早期门生章述亭女士说过，在网师园时，二老师和八老师分别在自己的画案旁作画，不知为什么事，二老师批评八老师，八老师不服顶嘴，二老师咆哮：“你翅膀毛干啦！”说罢，操起手边的笔洗掷将过去，八老师便噤声不语了。圈内人都知道，善子和大千性格迥异，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个不拘世俗，天性活泼。俩人虽情同父子，但大千对善子敬若严父。所以至今很少看到大千成名后，与善子在公开场合的资料，甚至大千在青城山的几年，善子没有去探望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拙作《风流丹青》在《新民晚报》连载，一次见到晏伟聪（张心素女士夫君，晏济元侄子， 也是张家最的大女婿，早年在张家生活，对张家历史知之甚详）三姑爹，他说：“亚法呀，你乱写噢，八公在青城山的时候，二公没上过山，但你聪明，写的是小说，随你胡编乱造，我就怪不得你啰！”

据良为中表告知：“听家慈说，在民国十八或十九年的时候，同光体诗人陈散元老人（陈寅恪先生尊人），住庐山松林别墅，邀请徐悲鸿、傅抱石等画家去山上游览写生，也邀请了爸爸（指大千），爸爸听说二哥善子也在山上，便特意回避，婉言谢绝，事后爸爸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

闲话打住，文归主题。却说张大千选定画作题材后，便翻阅有关庐山的资料和典故，香港《大成》杂志的沈苇窗先生给他找来了历代名家的游记和照片，并在草图上指名山峰和地形和名称。

在拟定画幅的尺寸之后，李海天又根据大千的要求，从日本“黄鹤堂“定制了一匹高1.8米，横10米的巨幅画绢，因尺幅超大，厂家还为因此改装了机器，耗费巨大。

特大的画幅，“摩耶精舍”大画室容纳不下，张大千决定拆墙移柱，扩充空间，嘱咐葆罗准备上等颜料和笔墨，并定制特大画案。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邀请了张群、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王新衡、张继正（张群哲嗣）杜芬夫妇、沈苇窗等好友，在“摩耶精舍”大画室举行《庐山图》开笔典礼。

张大千选定七月七日举行《庐山图》开笔典礼，是大有爱国深意的。

众所周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民国政府正式声明抗战的开始，而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庐山宣言》（亦称《庐山抗战声明》），是在庐山起草的，点明此意，我们就理会张大千为何要画《庐山图》的心迹了。

说到《庐山宣言》，笔者又要牵扯另一位差点被刻意遗忘，然而又不能忘怀的人物——程沧波。

“七七卢沟桥事变”打响后，蒋介石紧急召集各界贤能，在庐山商讨国是，经过几天研讨，会议于七月十六日深夜二时结束，其内容必须在第二天早上见报，告诉全国民众。当时陈布雷正染恙不适，任务就落到国民会议秘书，《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的身上。蒋介石告谓程沧波几个要点之后，要求他立即起草，翌晨五点钟必须见报，时间十分紧迫，只有三个小时。程沧波受命去房里起草，胡适恐他有难，随脚跟进问：“来得及吗？”程沧波答：“你出去，三个小时后来看稿！”

程沧波闭门疾书，下笔有神，煌煌一千三百余言，一气呵成，只两个半小时就脱稿，送呈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大加赞赏，当即冠上《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的标题，改了几字，抄录后即送《中央日报》排版，雄文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翌晨准时见报，这就是鼓励全民抗战的《庐山宣言》之由来，其中“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之名句，至今还回向天地。

这里要补述的是，程沧波先生是常州名士钱名山的高足，钱名山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素蕖，适谢稚柳的胞兄谢玉岑，另一个叫云蕖，适程沧波。程沧波又是和谢稚柳在“寄园”同时受教的发小，日后谢稚柳进监察院当秘书，以及抗战后在《新闻报》任职，均得到他的提携。

一九五一年，程沧波去香港，期间和张大千时有书信往返，因篇幅之故，这里不加赘述。

艰辛 

《庐山图》开笔后，张大千整日在夫人徐雯波的扶持下，在画案前挥舞拖畚般的大笔，有时捧起盛满颜料的瓷钵，纵横泼洒，点皴钩勒，巨大的工作量耗费了他渐衰的体力，他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体力日有不支，而且劳作之后，还要接待访客。老友张群看到他精力疲惫，十分心疼，屡次规劝，要：“节尘劳，慎饮食”，为此还特地写了一首七律诗，在诗的后跋中，语重心长地写道：“……凡在友好，均宜节省此老之精力，为国家珍惜一代之大师；而大千弟也应该勉节樽俎过从之烦，重一身之颐养，即所以延艺文之命脉……”张群之言，其意殷殷，其心拳拳，用白话文说，就是：“大千的好友们，你们应该多关心他的健康，少打扰，为国家和民族文化多珍惜这样的人材；为了衍续和繁荣我们民族的文化。而大千本人也应该节制饮食，不要过量，注意养生……”当张群把信函交给大千时，大千感动得泪眶湿润。张群又拉着他的手说：“大千啊，你的生活习惯和嗜好需要注意调养，我比你大十岁，因为我注意保养，健康情况比你好，你若再不好好将息，说不定要比我先走，要我来为你办丧事……”听罢此言，大千几近饮泣，擦泪不休。他把张群的墨宝装入镜框，挂在画案边，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毕竟年龄不饶人，过度的操劳使张大千的行动大不如前，每次作画，要徐雯波把他扶上踏阶，有时画不到一个小时，便气喘吁吁，再则画幅太长，前后照应，来回走动，十分耗劲，因此《庐山图》的绘制工程时续时断。

一九八一年十月的某天，蒋孝勇去“摩耶精舍”作客，正巧看到大千由徐雯波扶著，躬著身子趴在画案边作画，其状十分艰辛。不久蒋孝勇帮他设计了一套两个金属滚筒，架设在画案的两端，一侧能施放，另一侧能卷拢，可让画幅随意移动，有了这架机器，画家就不需来回走动，也加快了绘画的进度。

提起张大千和蒋孝勇的忘年交，笔者又有一段插科，何浩天先生曾告诉我，蒋孝勇爱附庸风雅，也醉心于字画，历史博物馆建成那年，他才三十出头，年少轻狂，傲慢地向何馆长提出要承包博物馆的书画小卖部，结果何馆长以：“凭你的身份承包，恐要引起民间非议，我但当不起。”一言回绝了，但蒋孝勇并不生气，他知道何馆长和张大千关系亲密，就提出要陪他去拜见大师。何馆长带他到“摩耶精舍”。蒋孝勇见了张大千就说：“我还没有你的画呐！”张大千笑笑说：“我马上给你画。”说罢，当场挥毫，给他画了一幅泼墨荷花，蒋孝勇十分高兴，以后蒋孝勇和蒋孝武昆仲，都成了“摩耶精舍”的常客。前几年我去“摩耶精舍”，翻阅书橱中的五本“张大千日记”，查到每逢时节，常有他昆仲持礼物来拜谒的记录。

一九八三年初，《庐山图》大致成形。为了满足广大爱好者的要求，《庐山图》将和和其他五十馀件作品，在历史博物馆一月二十开幕的《张大千书画展》上一起亮相。于是先送历史博物馆装裱，然后展出，展出结束后，再运回“摩耶精舍”润色加工。

由于过度辛劳，张大千于三月八日心脏病突发，送荣总医院急诊，三月十二日一度心跳停止，经抢救后陷入昏迷状态，挨到四月二日清晨八时十五分，医生宣告回天乏术，一代大师，骑鹤西往！

所以至今“摩耶精舍”所有挂钟的指针，皆停留在“08：15”上。 

图殇

张大千历尽一年零八个月呕心沥血的劳作，无奈地搁下了这幅没有完成的《庐山图》。

在《庐山图》苍峦叠翠的山巅上方留白处，题有两首七律：“从君侧看与横看，叠壑层峦杳霭间，仿佛坡仙开口笑，汝真胸次有庐山。远公已远无莲社，陶令肩舆去不还，待洗瘴烟横未尽，过溪亭坐我看山。”但炼句欠精，诗尽处也未见落款和钤印，也许是大千拟留待以后润色时再加修正。在该图尾段的左上角，有一片天地悠悠的空白，大师原本计划画鄱阳湖的，不幸天公妒才，留下一串省略号——给后人无限的悬念和畅想。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女士的文章介绍：“其实，张大千的《庐山诗》总共写了三首，题在画上的两首，与原稿仅有一字之差，即“坡仙”本来作“坡翁”。另外还有一首，内容为：“题画庐山幛子，予故未尝游兹山也。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翻盆自笑顽；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七十二年（1983）一月，大千将这三首诗，分别用两纸书写，交与好友乐恕人、忒谦地，央其代为修改。三首《庐山诗》后来辗转归周劢夫（1929-2011）所有，他又请李猷（1915-1997）在诗后题上跋语：“平生不识庐山面，却与庐山梦寐通；艰苦图成心血尽，已无馀力署爰翁。看尽名山历九州，等闲残稿幸能留；延津剑合知何日，似此球琳不易求。”并且将两纸合裱成单片的上下幅，故宫秦孝仪（1921-2007）院长获悉此事，乃从劢夫手中购得，让诗与画得以珠联璧合，同为故宫典藏……细读《庐山诗》后面画家的自题和李猷的跋语，无疑更加印证，尽管大千未曾迹履庐山，暮年却能迸发超强的魄力，一任彩墨随兴泼洒，笔端妙造新境，缔造前所未见的胜景，实可谓堪与真境梦寐相合。《庐山图》里，一度曾画入两名古装人物，援以象征东晋隐居在庐山东林寺的高僧惠远（334-416）与来访的名士陶渊明（365-427），后来竟被大千以山石覆盖掉，人问为何？他的回答就如同题《庐山图》诗中所指，两公今日俱已不复得见，惟有留待有朝一日亲自登临，才能效法古人，在过溪亭边饱游卧看庐山之美了！”

可惜斯画未竟，高士远去，呜呼哀哉，长襟沾泪！

据当年何浩天老馆长见告，大千逝世后，他和张群、秦孝仪三人先来到“摩耶精舍”，在小会客厅里，张群悲切地说：“大千不该走在我前头，他太劳累了。我俩说好谁先走，由后走的人来主送” 接著他喊来葆罗，问家里有多少现钱？葆罗打开记事册，这是一本大千预收润金的本子，上面预收了不少润金，但画未成，恐还是负数。他又去问了徐雯波，回来禀报：“家中只有十来万台币的现金。”

张群对葆罗说：“我已问过殡葬社，大千的葬仪费用大概需一百多万，不够的钱我出了。”

张大千花钱如流水，寅吃卯粮，家中无隔宿之粮是常有的事。据黄天才说：“大千好像明天就要死了，手中有钱，今天就要花完。”由此我又想起一件事，张大千过世那年，民间流传他的遗嘱，说分十六份给家属。那年正好我姨妈张心毓来上海，我陪她去见谢稚柳先生，她问：“谢叔叔，外面在传说我爸爸的遗产……”没等她说完，谢稚柳就回答：“他怎么会有钱啊，他是一个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人，他不欠别人钱已经不错了。”

谢稚柳毕竟是张大千的老兄弟，知道张大千的个性，记事册记录预收的定金，都是反欠别人的，幸好前来求画的人都是生前友好，没人催讨，都说作为送先生的赙仪。

按照张大千的名望，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时任总统严家淦担任，但张群对严家淦说：“当初我和大千有约定，谁先走，由后走的人来主送，所以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的主任由我担任了。”

大殓过后，收到的礼金有盈馀，葆罗要将馀款钱还给张群。张群说：“哪有这个道理，这钱就用作出版纪念册吧！”所以我们至今看到的《张大千先生哀荣录》，就是用那笔钱出版的。三年前我去台北牯岭街一家旧书店，见有此书在卖，一问书价，店主竟狮子大开口，阮囊羞涩如我，当然没买。

大殓过后，关于《庐山图》的归属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李海天君子胸怀，深知此图的重大意义，虽已付了可观定金，但不曾诉求约定，答应此图仍归张氏家属保存，期间还多次展出。张群在其中斡旋，认为这是张大千最后遗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恢宏的作品，视为国宝，以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为宜，对此李、张两家均无异议。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在张大千逝世十周年前夕，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庐山图》的受赠典礼，参加者有：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徐雯波、张葆罗、张群令嗣张继正杜芬夫妇、王新衡夫人夀幼兰、李海天、郭小庄……时任院长秦孝仪先生在致词中说：“张大千逝世时，张岳公（张群）裁定此一大千先生最后力作，必须归藏故宫，而张府和原来创意请求张大千先生经营这一巨幅力作的李海天先生，都毫不踌躇的慨然允诺，让这一巨幅伟构，在十年之后，也就是张岳公升天将近三年的此刻，终于归藏故宫。”并当场颁发嘉奖状给徐雯波、张葆萝、李海天三位。”

《庐山图》经过张大千一年零七个月的辛勤劳作，以及后人十年的权衡定夺，终于得到完美的归宿，然而唏嘘的是，人亡物在，张大千和张群两位老人没有看到这个结局。

缺憾

二〇一九年四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张大千一百二十岁诞辰”纪念活动，同往的有张大千在大陆的第二和第三代后裔和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以及方介堪先生的哲嗣方广强先生。

张大千一生虽用印无数，但在一些重要作品上，都喜欢用方介堪镌刻的印章，故近代画坛上有“张画方印”之说。

纪念会结束后，在拜观恢宏的《庐山图》原作时，方介堪的哲嗣方广强先生发现一个唯他独知的惊天秘密，因此立即向故宫博物院领导反映！

方介堪是张大千的挚友，张大千浪迹海外时，一直将方介堪的印章携带在身，用作画印，在他决定画《庐山图》巨作时，以往的旧印章方寸不够匹配，于是写信给身处大陆的方介堪：

“敬乞介堪吾兄赐刻以放易庄，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长一寸宽，并乞朱文为盼也，弟爰叩首。”

时值一九八一年初，两岸铁幕，依然紧闭，兄弟阋墙，不相往来，无奈之下，大千将此信交托持有香港护照，能在两岸穿梭的，香港“大业公司”画商张应流先生捎带。

不久张应流在广州将此信面交方介堪的哲嗣方广强先生。

方介堪是现代印坛巨擘，只因曾经给蒋介石、孔祥熙、林森、于右任、张群等民国要人刻过印章，所以在文革中受尽苦楚，腰被打残，久卧病榻。他接到老友来函，精神陡增，病中偃床，赶刻“易放易庄（5.25X5.25厘米）”、“易简易密（5.3X5.3）”、“有此山川（3.9X3.9）、”、“闭门造车（3.9X3.9）”等印章（照片B），外加“大风堂”、“摩耶精舍”、“蜀郡张爰”、“台静农印（鸟篆体）、“澹台静农”、“伯简八十后作”等印章七方，共计十三方，方介堪致信给张应流，由方广强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抵广州，亲手交抵张应流（见照片C），同时托带的，还有方介堪给张大千写的篆字条幅（照片D）；及送台静农的对联：“欲见旧文惊岁月；想当逸气吞江湖”（照片E），和《墨梅图》、茶叶等礼品。

张应流接获这些东西后，就此黄鹄浩渺，金龟脱钩，张大千先生亦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谢世，此事就此沉寂。

方广强向故宫博物院方反映的同时，呈上他亲手交付张应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此事引起院方高度重视，该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女士，在2019年10月的《故宫文物月刊》的《名山钜作——张大千庐山图特展》一文中，曾提及：“今年四月，承方介堪之子方广强（1946生）寄来这四方印章的印拓，纵使无法将四方印拓裱贴到业已入藏故宫的作品上，不过这次“名山巨作”展出时，特别运用电脑合成技术，参考大千画作钤印的习惯，在《庐山图》的数位影像上添配印章……”

辛亏方广强先生心细，留有交给张应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拜赐现代电脑技术，弥补了《庐山图》的缺憾——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根据张大千钤印的习惯，已将印钤PS到《庐山图》上，使《庐山图》得到虚拟的完整。这段“张画方印”地下和合的故事，犹如封建社会的“冥婚”，演绎出一段画坛的趣闻。

印钤是通过PS手法上虚拟图了，然而《庐山图》原作上依然空缺，方广强先生严肃追问，当年在广州亲手交给张应流的那批印章和礼品去了哪里？

据方广强先生事业有成，在书画界素以收集方介堪印章盛名，与不少印坛藏家结缘，五年前曾有香港朋友传来四方印蜕，要将印章高价推销给他。当时因为信息不通，他只是迷茫，亲手交给张应流的印章，怎会流入外人手中；近来又有一位台湾的收藏家，欲将“闭门造车”（张大千所求的四方图章之一）（照片F），欲以高价向他推销，据知情者告知，图章是从香港华商徐伯郊处流出来的，徐伯郊与本案毫无瓜葛，图章怎么会从他手中流出，情节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然而更奇怪的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方广强先生在广州亲手交抵张应流的的物件，如方介堪送给台静农的对联“欲见旧文惊岁月；想当逸气吞江湖”，出现在北京匡时拍卖场，被上海嘉禾拍卖行董事长，以十八万人民币购得。上海嘉禾拍卖行以十八万人民币拍出；《墨梅图》，也相继在拍卖行露面。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笔者查阅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香港《文汇报》，在“中国书画一栏中”登载了方介堪给张大千镌刻的印章及书法条幅照片（照片G），在配图的文字中有：“张大千先生去年秋曾嘱请方介堪先生治印数方（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

据《张大千日记》（照片H）记载：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景卿先生联袂张应流一起去《摩耶精舍》拜见张大千（照片I），既是“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为何日记上没有张应流交付方介堪印章之记录，这是疑问一。因为日记对来客所送礼物皆有记录，诸如“蒋纬国致赠熊掌、新鲜鲍鱼；秦孝仪致赠冬菇一盒、年糕……（照片J）”；张学良致赠燕窝、巧克力各一盒、酒一瓶、火腿一只……（照片K）；疑问二：既然张大千收到了这些印章，为何在《庐山图》上没有印钤；疑问三：假设说张大千晚年健康日衰，来不及使用这些印章，那么他的所有收藏，印章、画具等遗物都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了，为何捐献物中不见这些印章；疑问四：据方广强先生在《张画方印说前事》一文说：“数年前见香港友人传来上述八方印章之印钤，始知宝物尚在人间……”这四方图章怎会流落至香港徐伯郊处，情节曲折，扑朔迷离。

方广强先生表示：为了使《庐山图》以完整面目载入史册，以完成两位先辈之遗愿，希望印章拥有者将其，“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使《庐山图》的张画方印，珠联璧合，这将是功德无量，千古艺坛之美事……（摘自：方广强《张画方印说前事》一文）”。

同时也希望张应流先生，公开说明将物事交付张大千翁的经过，以释疑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于食薇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