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刀断水

5月1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

从此前倡导“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境”，到“严格执行从严从紧政策”，政策措辞的这种变化，无疑是重要的信号，在春夏之交阴雨连绵时节传来的这个消息，会让整个社会感受到阵阵寒意。

这个政策首先存在语义问题，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政策具体措施以及执行标准，“严格从紧非必要”这类主管色彩浓重的措辞，意味着执行环节中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会让公民在应对时无所适从。

这个政策也存在逻辑问题。如果担心入境带来疫情传播风险，而实施严格管控，那尚且可以说符合某种逻辑。事实上这种严格限制早就开始了，航班大量削减，严苛的防疫管控措施，都使得回国通道变成蜀道， 近三年时间中国公民回国的艰辛历程，就是这种政策血泪代价的见证。

但为什么在严格执行入境限制三年之后，要强调限制中国公民出境呢？有人会说，中国公民出境之后肯定会入境，因此为了减少入境压力，不如同时限制出境，但这种理由是简单粗暴的。公民出境目的包括求学、就医、经商、旅行、探亲访友等等多种目的，各种目的的紧迫性和日期行程安排不同，出境人群并不会同等程度的在特定时间段内转化为入境人群，卡住入境一道关口就足矣，为何要限制人员出境呢？再说，在目前这种入境措施之下，需要出境的人员肯定有其紧迫性目的。

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立即关闭了国境，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出入，然而最近奥米克戎依然在朝鲜爆发，说明关闭国境并不能阻止疫情传播。

当然，上述出入境政策的调整，最重要的问题是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如前所述，公民选择出境肯定有其紧迫性目的，不存在“非必要”的问题。再说，“必要不必要”从来都是自主判断而不是他者判断，是个体判断而不是集体判断，更不是官方判断。这个判断权利一旦让渡出去，就是一条通往荒谬之路，上海封城期间一些小区团购活动，就出现了牛奶，可乐或咖啡是否必需品的争论，个体选择权都变成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而按照官方“非必要不出境”的逻辑，层层加码之下，衍生出了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不出县不出村不出小区的种种神奇规定，最后足不出户变成了必须遵守的义务。

遗憾的是，对政策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追问，最后总是被埋在404的废墟里。

不过，“非必要不出境”这个政策带来的困惑和不安，总会让人猜想，除了疫情防控目的，这个政策是否承载了其他意图？

下列几组数据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启发。

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795亿美元，进口494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146亿美元，服务贸易和集成电路、石油进口并列中国三大贸易逆差项目。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下降至950亿美元左右，同比减少1200亿美元。

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643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900亿美元左右。

旅行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领域，新冠疫情以来出国旅行大幅度减少，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是1.68亿， 2020年出境人次是2033万人次，同比下降87%， 而2021年出境人数估计是2500万人次，出境人数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度下降，对比2019年的高峰，下降了1200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负债率不断攀升，净外汇储备额不断下降情况下，叠加美联储政策转向带来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笔者相关论述），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正受到冲击，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严格控制出境人数，减少资本外流，每年节省大概1200亿美元的外汇，自然成为充满诱惑力的政策选择。

不过毫无疑问，这种政策动机是短视的。公民正常出入境是确保经贸商务往来的重要一环，限制公民出境，会严重折损中国企业正常开展国际经贸的能力，进而影响中国的外汇创收，即使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限制公民出境也是完全得不偿失的。

此外，这种政策效果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当人们感受到国门可能关闭的风险之际，肯定会有更强动力来对冲化解这种风险，无论是金融脱媒还是资产离岸，各种避险风潮会更加汹涌澎湃。而即使在严格的资本管制条件下，资本外流的通道其实依然很多，对于真正有能力和有需求的人，目前的资本管制措施是拦不住他们的。

其实，信心和安全感才是留住人和资本最重要的因素，以疫情防控名义限制人员和资本跨境流动，是典型的抽刀断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稻草和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