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委书记居然也是一个高危岗位？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墙内的财新网用《63岁景俊海转岗全国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标题来提醒读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网则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同样是意在提醒读者“此事非比寻常“。

我们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即有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满63岁的省部级正职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基本不被考虑了。

这就是为什么每到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上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年龄界限了。在某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总有一批未达65岁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无论他们当时是64岁还是63岁。比如1953年出生，与习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以及本文下面会详细介绍的景俊海吉林省委书记的前辈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以如上几位也是63岁就被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们做例，就更能说明景俊海的63岁退居二线是“事出反常”了。因为下届中共全国党代会，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后年秋才召开。而依惯例，吉林省的十三届党代会应该是在明年的后半年才召开。那么就算习近平并没有让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晋升副国级的打算 – 这意味着在二十一大召开当年就年满65岁的景俊海没有可能连任中央委员，但也没有理由赶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发到全国人大“养老”。

今年63岁或者64岁，也就是出生于1960年或者1959年，与景俊海同岁或者还比他年长一岁的在位省委书记有辽宁省委书记郝鹏，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正常情况下，这几个人只要没有被习近平计划在后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后年3月的新一届全国两会上晋升副国级，那么就应该会在明年下半年召开的该省新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一至几个月里被陆续安排进全国人大的某个专门委员会。

另外今年6月对景俊海离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新闻发布内容也很反常。正常的运作方式是：65岁生日的当年被宣布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者，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会把该人即将担任的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虚职说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标准的惯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级官员从在任一线岗位转岗或者升迁至另外一个一线岗位时，才会在宣布该官员不再担任此一线职务的同时附加“另有任用“四个字，但对被从一线岗位打发到人大或者政协，也就是退居二线的干部，从来都不会使用”另有任用“四个字。景俊海绝对是唯一的一例。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记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加以讽刺。

照理，对于在63岁或者64岁就退居二线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新华社的报道中都会在最后附加一句：“据悉，XXX(X X )同志是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职务”。原因当然是避免引发“误解”。这也反证景俊海的“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不是“因年龄原因”。

听闻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笔者在惊诧之余，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的前辈王儒林，当年也是63岁上就被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安排退居二线的。

我们这里先把中共历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景俊海往前倒数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鲁（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孙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长”。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当今圣上习近平同庚，而且还是和习近平同年同月“下乡插队”。

日后的王儒林虽然没有真正的学历，甚至连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的资历都没有，但却因为其基层共青团干部出身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团省委书记的位置。再往后就是受益于张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场一路顺风。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长，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2014年8月，王儒林“临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时任省长巴音朝鲁的第二天，就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干部会议，接替了袁纯清的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澎湃新闻随即发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网也发表《新“晋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为他造势。

《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2014年的那场山西政坛大地震，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定性为“塌方性腐败”。当时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当然是要强调一句“另有任用”。至于当时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袁纯清虽然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还被刘云山当众严厉训斥，但因为是已经被中央决定平级调动，安排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所以在对他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免职决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个字。

照理说，这个袁纯清和王儒林一样，也是“团派“出身，而且与当年的共青团”老总“李克强的关系比同时期担任团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层，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和全国青联任职时是李克强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当中共党内把习近平“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训话传达到县团一级后，就是山西省的干部们也都非常奇怪习近平为什么会对袁纯清网开一面，居然没给他的一个降职降级处分。

当时的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曾经在公开场合点着袁纯清的名字批评，说是“山西存在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导致腐败连连，山西的主要领导要对此负责任，对袁纯清调离的用意与此有关。另外，不仅仅是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都有一定责任。”

王儒林“临危受命”之后，中组部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晋官难当：袁纯清与王儒林的治晋交棒》一文，继续为他造势。文中说“晋官难当”不是新鲜提法。只不过，原来多指安全生产事故的难以监管；而最近这一概念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发的官场海啸更是难以想象……。

该文章还透露，时任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对记者诉苦水，说他当山西省长的感受只有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面对央媒记者的采访，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当时的王儒林还对采访他的央媒记者诉苦说：反腐打贪官的同时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但却苦于无人可选，无人敢用..….。

因为当年的王儒林是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托，所以一时间关于他将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呼声甚高，没成想他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个月，反腐工作仅仅取得了所谓“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便没指望他“再接再厉”，赶在山西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线了。

相对于王儒林，其吉林省委书记的继任巴音朝鲁虽然也没有被习近平恩赐一个副国级，但毕竟是在省委书记位置上坚持到65岁零1个月才被要求让位给时任吉林省长景俊海。属于标准的“正点下车”。

有道是，因为巴音朝鲁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少有的出自“少数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时又因为他所属的民族蒙古族是个“大少数民族” ，每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都有该民族代表的份额，所以当初自巴音朝鲁荣升省委一把手后，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国级未来。

离开吉林省委的一个月后，巴音朝鲁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个月后，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中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双胞胎女儿之一，比巴音朝鲁年轻三岁的布小林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入“场”的时间顺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后。

关于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提前退居二线 ，以及她的家庭与习近平家族曾经的“患难与共”，详见笔者三年多前发表在本专栏的《谁将是中共国务院的下届女性副总理？》和《 夜话中南海：石泰峰“超龄服役”是在等待晋升副国级？》两文。这里只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之后，即有一些内蒙古族的干部，包括笔者当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学同窗都为巴音朝鲁遗憾，认为假设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的时间提前半年多，习近平就不会安排巴音朝鲁退居二线了。

转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人大一次会议上，巴音朝鲁被宣布为民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68岁上被从二线虚职转为二线实职，也算是习近平对他的一种肯定。与此同时，比巴音朝鲁年轻3岁的布小林却只是被继续留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上。到底是因为布小林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出任一个有自己办公室的二线实职，还是习近平对她的“民族情绪”不甚放心，笔者无从判断。但巴音朝鲁在68岁上还能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二线实职，至少可以证明他身为一个蒙古人却对习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数民族汉化“政策是坚决拥护的。

前面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孙政才和王珉的下场人所共知。这里只要提醒孙政才是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一同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孙政才比习近平整整年轻了十岁，习近平怎么可能对他放心？

至于孙政才当年吉林省委书记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后来的景俊海一样，到吉林后先任省长，继而就地升任省委书记。日后又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正点下车”。当时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刚刚去报到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说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两个前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和王珉。回过头来再说景俊海。

司马南同志曾说过：“基本上所有的贪官的事儿就是两类：涉及到个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没管住，二是腰带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关于孙政才和王珉两人是如何得罪了习近平， 也就是司马南所说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绍。至于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原因，几乎肯定不是和孙政才及王珉一样的政治原因，很难想像习仲勋陵墓宏伟扩建工程的主持人会因对习近平的“忠诚不绝对”而在党内遭受“冷处理”。

而从没管住腰带也没管住口袋，包括没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断，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经被中纪委实锤的“八个有之”的性质虽然已经达到了中纪委界定“严重违纪违法”的标准线之上，但习近平念他为皇阿玛修墓扩陵功不可没而对他网开一面。于是便有我们如今已经看到的结果：不予处分，调离一线领导岗位。

但是，如果习近平的“纸”最终还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车之鉴是：如今在秦城监狱里打发余生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和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等一票落马贪官都是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平安降落“之后还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后的景俊海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会场上突然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吉林省委书记就也和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贵州省委书记的位置一样，堪称中共政坛里的高危岗位了。

另外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问题被习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后，突然咸鱼翻生，从二线重返一线，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一任副国级职务。

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