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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