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

 漫长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属经历的十年。

无论贫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变航线的那一天——这架凌晨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关闭通信系统，在南中国海擅自调头，飞至南印度洋时离奇消失——也是许多人命运航线被改变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国籍乘客154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一群来自江苏的颇有声望的画家，一个京籍老年人组成的商务旅游团，若干在新加坡从事劳务输出的年轻人，以及不同职业、身份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只因为一张印着同一个登机口的机票，他们的家属从此命途相连。

噩运的雨点无差别落在他们身上。穷人，富人，苦难里长大的人，蜜罐里长大的人。

当年25岁的石家庄人魏守厚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开学前，父母来澳洲，他们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一段难得的家庭时光，“非常开心，非常难忘”。年轻人雄心勃勃，想着毕业后在“西方各方面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长长见识，闯出一番事业。父母踏上回程，他们将在马来西亚中转。儿子此前在中澳间往返，多次乘坐这趟航班。转机前，他们通了电话，儿子才去睡觉。等他醒来时，原来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经的手表车间工人包兰芳感觉前半生吃了很多苦。当老师的爱人在“文革”中受到父亲的波及，被学校开除，下放到边疆。夫妻两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5年把爱人调回了北京的厂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胡同，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以后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么以为。儿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飞机。

“我说不清我这一辈子有多难，肉体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兰芳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难。”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发的，早上5点半，他和女儿就出门了，开车奔机场而去。妻子是个摄影爱好者，经常背着长枪短炮出国旅游，每次回来，丈夫都会在机场接她。这一趟她去了尼泊尔，回程从马来西亚转机，预计在6点半抵达北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显示处于延误状态。到了后来，屏幕没有字了。他没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结束的。

家属被安排在丽都酒店等消息，他们在那里度过了50余天。消息混乱矛盾，飞机却始终踪影全无。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对如此灾祸，表现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样子。酒店里到处都是争吵声。家属跟马航工作人员吵，跟酒店服务员吵，跟志愿者吵。“咱这话说得可能难听点，他们当时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发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轻家属说。

一位家属回忆，与马方的沟通会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环节纠缠。“这么关键的提问场合，他说我几点钟去饭堂吃饭，没有给我饭。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可笑。”她说。但姜辉不同。他通讯专业毕业，在一家通讯公司担任中层，拥有与飞机通讯有关的背景知识。“姜辉是唯一能站起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算是比较理性的。”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

记者蜂拥而来，机缘巧合下，权义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个。他30岁出头，面相病怏怏的，但却是个死磕派。记者无法进入的会议，他总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个家属看他面熟，给了他一张房卡。他从此有了“通行证”，得以搬进丽都，全天候混在家属里。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他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他足够大的支持，允许他一直留在丽都，即便到了后期，消息逐渐沉寂，大量媒体撤离。他每天都在写稿。

那个时期，记者采访家属，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觉。有时，你身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顶楼会所，桌上摆着果盘与小吃。有时，你赶至市郊一个没有暖气的棚户房里，月租50元，门外就是臭水沟。但破解马航谜团，社会地位与金钱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方便与各方沟通，头几年，很多外地家属在北京租了房子。对于江苏农民夫妇冯至善、谢修萃来说，那间棚户房就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少数选项之一了。

最初一两年，家属间常有饭局，一两周一次，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达翡丽的手表，他从未想过隐藏什么。“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烟，你的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说，“你有多少实力，或者你有多少社会地位，在这块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大家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马航家属。”但他需要过的内心一关是，作为一个一贯威严、内敛的企业家，他害怕让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后的狼狈。后来他意识到，藏起来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种短暂的解脱。

权义也常被喊去聚会，他是到场唯一与机上乘客无亲属关联的人。报道停下来，他与家属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赵本山接受他采访，送了他一幅亲笔字画，他扭脸就送了白栓富。家属里的河北邯郸农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药，他反而感到比字画更珍贵。一次，白栓富醉了，无处安置，权义把他带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发，让出房间给他。次日，白栓富醒来直骂，“你他妈这个床太差了，年轻人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权义脑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栗二友睡西客站时，他也邀请他来家里睡。“一个富豪，一个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张床嘛，有什么区别呢。”权义想，“命运都是一样的。”

停滞与分化

事发16天后，权义见证过一次家属们集体的情绪崩溃。那天，马方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上百家属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又砸又抢，还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权义说。

但他理解，他报道过多次灾难性事件，他知道应激创伤意味着什么。之前那些事件发生后，调查结论和追责总会到来，那也是报道结束的时刻。“飞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嘛。一个月不出来，俩月不出来，仨月、四个月总得有一个结果。”他想，一切终将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知道故事如此发展：MH370依然是一个庞大、彻底的谜题。那几片残骸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一些疑点始终无法解释，而围绕残骸的发现，又衍生出更多的疑点，其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家属群体的普遍认可。

早在丽都酒店，家属们成立了家委会，有着不同分工，组织有序。律协在家委会建立过程中甚至给予相关指导。后来家委会不再运作，通过微信群，家属联系紧密。

家属诉求一致，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找人”。无论是去空港中心开会，向有关单位反映诉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读资料，都是为了把人找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属们的聚合，不止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情感疗愈会，也是一个持续进军的行动队。

家属们前期提出的问题，集合起来有47页A4纸。看到这些问题，你将感受到家属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问题看起来像特稿的采访提纲，聚焦细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从卫星的数据来看，有两次的电话呼叫过程，当时使用的电话网络是公共通讯还是独立的海事卫星电话？具体型号是什么？呼叫地点在哪里？”

一些像庭审询问，关注证据链条——“纳吉布总理说通讯系统被人为关闭，证据支撑是什么？”“请马方提供中期报告第 6-7 页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达录像。请马方再次协调印尼当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

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页，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请问这个号码代表哪里的地面卫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万平方公里区域是基于 2:40（MYT）的首次卫星电话BFO 推测飞机已转南。有分析人员提出，那时飞机不是水平飞行，马方技术人员怎么看？是否仍然认为飞机已转南？”

一些当时以为的阶段性成果，事后看来只是某种自我安慰。比如登机录像，家属向马方提了两年多要求，最终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其实那只是安检录像），对真相揭开并无帮助。

清单上的一些小问题解决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舆论焦点的大问题还晾置着。“为什么马方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波音公司作为飞机制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组成员，为什么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

一个问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化为一个问题。MH370在哪里？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节，事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属群流行发红包。白栓富出手阔绰，一发就是188元。“没有由头，不高兴就发，高兴也发，跟神经病似的。”母亲在飞机上的徐京红回忆。她发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粗略算下，发出去也总计有一万六。他们约定，抢到红包尾数为6的要接着发20元，接龙不断。抢红包常常到半夜还在进行。后来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讽刺，红包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感觉，大家仿佛刻意狂欢，预祝劫难尽早结束，却不知漫长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5年7月29日，一块属于MH370机型的襟副翼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为此前搜索无果的航空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在家属内部搅起极大波澜——如果相信乘客还活着，这片残骸意味着什么？

家属们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否认残骸的存在，认为那是阴谋论的一部分。重点还是“找人”。他们继续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质问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们知道，残骸如果属实，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为了证实残骸的真实性，姜辉投以行动。当年10月，他与另外两位家属自费奔赴留尼汪岛，找到了那位发现残骸的海岸清洁员，与他交谈并在海边勘探后，姜辉确认，这的确是一个普通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不存在阴谋，也与任何组织无关。到了2017年，20余块的同机型残骸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其中3块通过零件编码，可以100%确认来自MH370），姜辉还在马达加斯加亲手找到一块。

否认残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们认为姜辉等人这样做是转移舆论的关注，迎合谎言。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成为姜辉的首要批评者，他的独子在飞机上。一些旧事也被翻了进来，其中还包括2015年春节，20几位家属用群体捐款去马来西亚抗议，大家为省钱睡通铺，姜辉却以携带很多设备为由，给自己安排了单间。双方从观点不同变为个人恩怨，在姜辉单独提起的对马航及其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中，文万成向对方提供了偷录下的不利于姜辉的视频证据。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现。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前，诉讼与和解的选择摆在了家属面前。

选择诉讼的人，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赔偿。往前看，他们是为了追责。往后看，是为了国际航空公约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关怀不要停止。诉讼也是一种争取关注的手段，如果没有人的持续行动，家属担心，MH370就被人遗忘了。

当时，根据马航提出的和解协议，和解金有252万元（原定金额为250万元，因为这个数字像是一种侮辱，被家属否决），由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赔付。和解后，对家属最大的不利在于，要放弃真相浮现后的一切追责。

没有人认为这是公平的，但选择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为失去家里支柱而产生的经济窘迫，有的因为无力维系下去的精神损耗，有的因为不便言说的外部压力。但在一些拒绝和解的人眼里，这是对乘客和家属群体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近的家属之间也不会彼此打听。但当文万成把一份不知从哪里收集到的和解名单扔到群里后，深海炸弹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说了伤人的话。渐渐的，一些人淡出了。聚会变成了小圈子。

媒体的关注也逐渐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参加MH370事件3周年集会，是唯一到场的国内作者。对于这个有多国家属参加、以放飞和平鸽与气球谢幕的活动，一名当地华裔记者告诉我，这个集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反响，远比《中国好声音》跨国海选要低。

最早报道马航的那批记者大多转行了。不计成本长期追踪一个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至于家属们的老朋友权义，转去经营管理岗，他内心依然认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新闻人，我不需要你认可我。”

家属与警察的关系也在改变。2014年，冲突时有发生，不少家属被拘留过。到了现在，他们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体谅。最近一次开庭，警方还配合开辟一处场地允许外媒采访。一位警察向姜辉转述，他母亲知道他的任务后对他说，不把这些家属照顾好了，回来扇你耳光。“我们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几个了。”姜辉说。

回到当下，MH370失联10周年，新的书写由头出现了。但约访家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谈这个话题，实际情况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托权义在一个家属小群里传达，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后来见到我时，徐京红再次提起同样发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剧——2014年7月，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中坠毁，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属是幸运的。因为事件有一个终局。“他们的痛可能没有我们长。”

“我们好像完全还在2014年3月8号那一天，没有任何的改变。”徐京红说。“绕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原点。”

不止悲伤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闻当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并不是在那天发生的，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高个子的徐京红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属索赔诉讼起诉7年后终于在北京开庭，一轮报道刊出，她在家属与媒体的400多人的沟通群里发了一张报道截图，质问其中字词使用——描述家属对终于盼到开庭的感受时用了“开心”一词。“哪位媒体大佬给解释解释？哪位家属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又到了可以消费家属的时刻了？真服了你们了。”

其实，这是姜辉受访时的原话。“苦中作乐吧，否则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释。

有家属打圆场：“用词不当，‘安慰’或者‘欣慰’比较合适。”

误会解除了，但徐京红并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无语之外还是无语！不想骂脏话可是真的没啥可说的，我们这群人都没了，这一代当事人都没了，就成了！”

能感觉她对媒体的抵触。“我很讨厌那种一到裉节拿我们炒两天热度，完成你们的业绩，拿我们当盘黄瓜炒炒，放凉了又扔了的感觉。不是没有啊，你别不承认。”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随时倾倒而出。但她同样担心事件被遗忘，“又怕别人过度消费我们，又怕别人不消费我们”。

她不想被“马航家属”的标签贴一辈子，但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开庭时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丑，想象着别人的内心台词：“这些人就是370的家属，你看他们多可怜。”以至于法官让家属逐个阐述，轮到她时，她脑子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我见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出于对失控的恐惧，她请求权义陪同），她仍然难以逃脱那种被审视的感受：“伤口结痂了吗？快来让我们看看，还没好呢。”

当MH370事件悬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报道下评论诸如“那会儿我还小呢，我现在都工作了”，明知网友没有恶意，徐京红也浑身不舒服。家属们都听不得旁人劝慰时说感同身受，没有亲历，怎么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员会见家属，用了这个词，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这句话。“走出伤痛，重新开始”这类通常适用的劝慰话语用在他们身上会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别人鼓励要坚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坚强起来？”朋友问徐京红：“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处理完了吗？”她咬着牙答：“没结果呢。”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叫处理完了吗？”

“（我是）被迫地成为一个集体里面的一员。”徐京红说。“有一阵我特别特别的恨。”常有无名怒火涌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会刺激到她，开车看到前面的车牌号，“恨不得追尾”。她不断地退家属群又被拉回来，不断拉黑别人又放出来。有时因为一句不爱听的话，有时只是因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她的暴躁会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节点，家里气氛变得紧张，大家都假装把它当成普通一天。没人敢惹她。情绪化过后，又是无尽的愧疚。朋友何其无辜，孩子何其无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结婚纪念日，这十年来从未庆祝过，“有时候我觉得对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负能量扯了其他家属的后腿，愈发不敢在群里说话了。

事发一年后，她把标注着MH370的飞机纹在手臂上。那是一个冲动决定。丈夫看到后暴怒，认为她在伤害自己。她连解释都懒得开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吗？”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复刺痛着。小儿子有次看见，问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诉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难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儿见状急了，把弟弟拉出去骂了一顿。他们从未讨论过马航相关的话题。

马航事件像个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吸走。她曾经是一名翻译，事件发生不久，她无力工作而辞职。她忍不住点开家属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会变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过去也不会错过什么，将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马上手动删除，好像唯有那样做才能减轻一点负担。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国家属，中国家属更难，因为无所寄托。家属集体去雍和宫祈福时，她一步也不迈入，那里明明挂着“六道轮回”的匾额，“你不是希望你们家属是活着的嘛”。

她认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我一度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过370，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她说，“我宁可去关爱流浪动物，我都不关爱人。我觉得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这当然有着气话成分。实际上，她是个温柔、慷慨、易于相处的人。总请大家吃饭，在不和的家属间调和矛盾。与我谈起权义时，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大量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其实他很受伤”。

但MH370事件该恨谁呢？徐京红找不到对象。

事发后，机长扎哈里劫机的猜测甚嚣尘上。但经过调查展开，对他不利的证据排除了。3周年集会，我见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开的辩护者张福明，他并未遭到其他家属的排斥。马航（MAS）在2015年破产重组，马来西亚通过国内立法（即765法案），新马航（MAB）不继承债务。国内的办公地址从北京搬去上海，负责人员都换了。徐京红纹在手臂上的MH370，作为航班编号被永远取消了。某种意义上，实体的“敌人”凭空消失了。

事件后续处理上，家属对马方有许多指摘，他们恳求得到一些起码的仁慈，诉求被回应，疑问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够更人性化（马方提供的调查报告没有中文版本）。但国际与国内的相关力量也没有强势介入。一封封请愿信石沉大海。

悲伤当然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但家属们的痛苦，从来不止悲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找不到群体之外的同病相怜的难友。徐京红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斗士

听姜辉讲述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执着与勇敢所打动。他用最轻松的话语描述那些最艰难的历程。说到在非洲搜索残骸时，太阳晒得沙地发烫，他只能“脚尖蹦着走，但是那个活血呀，化瘀”。在树桩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说跑，我们俩撒丫子就跑回来了。”这些年我对他做过多次采访，从未见他哭过。即使谈论着伤心的事，他嘴角也时而浮现出笑容。唯一的波动是，他承认，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是某种天真。他曾告诉我，想通过众筹，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测试，沿着专家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抛下信标，看看到底能漂到哪里。他还想发起网络签名，请求白宫公布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以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我不会理解为这是他的某种大话。他做了大量细节部署。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他是那个试图托起所有人的人。权义记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残骸被发现的那天，所有家庭极为悲痛。那晚，徐京红喝得烂醉，姜辉把她送回家，安顿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权义想：“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个多大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挺能隐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难受的，发泄出来会好一些。”徐京红说，“他一定是有内伤的，他自己消化，不会让别人知道。”

法律是姜辉的武器。美国、马来西亚的诉讼他均有参与，还在中国先后提起五六个马航相关的官司，其中对马航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仅索赔154元，而翻译和公证费就花了近万元。目前已有结果的诉讼，都失败了。

按照他目前的说辞，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远无法夺走、弱者也平等拥有的武器：时间。“媒体、法律和政府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所以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坏消息越多，他状态越乐观。近几年，我数次见到他在社交媒体说到诸如此类的话：“否极泰来，今后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谈论任何一个话题，姜辉都能找到一个积极角度，甚至对MH370被人慢慢遗忘都不感到恐惧，这时，他的论述会突然转向宏大：“人类能够繁衍到现在，出于两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爱心。分析这事到底怎么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问他的乐观从何而来，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不管悲观跟乐观，都要走这条路。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

一些改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在行动。在他要求下，家属的接待工作从国家信访局的窗口转到外交部。2018年马方拟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他提前收到消息，发现如果使用这个名称，按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调查组随后将顺理成章解散。经他抗议，报告名称改成《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小小胜利。不过，这个改名并未改变调查组解散的结果。

作为儿子，姜辉无可指摘，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姜辉是让人担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辞退（官司打了几年，他最终获得一笔赔偿），再也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呗”，他半开玩笑。他告诉我，后来这些年靠积蓄做投资，但据权义说，姜辉也做过一些在家的兼职，比如把家里变成拼多多的一个自提站点，比如客服。

有意无意地，他会贬损从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从未发生，他说，他大概还在那家公司，“可能职位更高一点，但是还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跟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一样的，你是一辈子在那打螺丝呢。”在他看来，现在过的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为职业经理人时，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机，现在手上这台六年没换了。“原来很在意的东西，排场、面子、人际关系，现在我不在意了。”他说。但他也强调，家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时间在家里陪女儿。

但怎么可能没有亏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家庭的，对吗？不是他一个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红说。

2014年，姜辉的女儿只有5岁。她一天天长大，他们从未谈过马航的话题，他也从未向她解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天，她却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钱拿啊。”他向我转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丢，但是具体的事咱也不能说太细。”

我向他讲起一位叫郭利的新闻当事人，因为旷日持久的较真式维权，失去妻女的理解，与他切断联系。姜辉说他在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也有兜底的举措，“给我闺女买了好多保险，有没有我，她成人之后都会有一笔收入。”但郭利的故事显然击中了他，随后一段时间，他表达有些混乱，当话题转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动拉回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郭利，让我觉得很难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轻，哪些重，他反复自顾自嘟囔着。这是他极其偶然流露出的一个脆弱时刻。

在媒体眼中，他是马航家属代言人，有相关专业背景。其实，他搭建了某种滤镜。他在通讯公司工作，但是在销售而非技术岗位。大学所学的理论，离搜索飞机的具体实务相距万里。“他是后学的，各种技术、参数，（飞机）到哪，洋流……”权义说。

“我觉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来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无法脱身，这对他很不公平。”徐京红说。姜辉却说，他选择的路与群体并无关系，“我敢对我自己说，我一个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认为没有人是天生的斗士，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斗士”，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能量。驱动他前进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要给机上的母亲一个交代。但他也是孤独的。当我问他，还有哪位家属像他一样，至今还在不懈做着研究、调查，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文万成。尽管他们至今彼此嫌恶。

但即便执着如文万成，十年的时间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万成与其他家属的格格不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与他理念不同，他就攻击谁。他还曾说，“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

到了第十年，许多坚硬的东西重新变得柔软。曾经，年轻一代谈论重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与抵触。“妯娌之间的，父母跟儿媳之间，堆成了很多仇恨。”权义说。但最近一次电话中，文万成告诉我，他甚至劝过儿媳妇：“你的老公，我的儿子，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个吧。”

元宵节，他和亲家吃了顿团圆饭。“儿媳妇，你知道我现在花钱，花的谁钱吗？”他对她说。

“花的你的钱。”儿媳答。

“不对，都是花的你的钱。花一分也是你的，攒下一分也是你的。我们必然有老的那一天，俺得依靠你。两个老人最后的财产，都留给俺儿媳妇。”

消磨

过去的十年中，2018年是家属极度挫败的一年，打击接踵而来。

2018年5月，美国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对MH370的搜索中止了，那也是至今为止最后的搜索。7月，国际调查组对MH370的《安全调查报告》发布，这个事实上的最终报告内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之前每年发布的中期报告的重复，飞机消失的真正原因无法确定，“不排除第三方干预”。年底，国际调查组解散，空港中心接待处也关闭了。

家属期待法律能够彰显公义，能够以判决而不是让他们倍感屈辱的和解形式得到赔偿（哪怕要将其中一部分付给律师），最保守的期待也是，令那些与马方、波音公司沟通中被匆匆带过或者从未回复的疑点，能有摊开讨论的机会。他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终局比想象中来得要快。2018年10月，家属在马来西亚对马政府的行政诉讼败诉（因为二审每人需交纳高达十几万元的法庭费用，诉讼没再往下进行）。11月，家属在美国提起的对波音的民事诉讼，被一审法院以“不方便管辖原则”驳回（2020年上诉法院维持这一判决）。这些诉讼以一种近乎无声的方式走向失败，在媒体上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2018年，李秀芝走了。女儿是乘客，直至去世，她每个月给女儿手机续费。哀悼信息在群里连成长龙。随后这些年，在马航家属大群里，我看到过几次家属去世的通报。

叶伦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体重超过200斤，腿脚不方便，总搭姜辉便车去空港中心接待处，后因对残骸的不同看法，与姜辉疏远。叶伦在2023年4月去世，只有57岁。发布消息的人写道：“他去了那个没有失联的天堂和他的双亲团聚了。”这句话构成一个伤感的悖论：叶伦是个阴谋论者，相信父母被秘密关押在美军冲绳基地。

我注意到，叶伦噩耗传来，大群里只跟了零星几条留言。“过去我会在群里说一句客套话，那天我就没有。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在群里的那些老人。”白栓富说。

“能说什么呢，无非是让大家更悲伤。”徐京红说，眼泪从她脸颊滚落，“我想每个人心情都应该是很沉重很沉重的。”这些年下来，至少有十几个家属去世，其中也包括她的父亲。一些噩耗没有在大群发布。

徐京红永远记得，父亲临终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你看你妈这个事情也没个结果，不甘心啊。”

父亲去世后，有一天，徐京红产生一个念头，想给母亲做个衣冠冢，让父母合葬。她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权义，希望他来拍照做些记录。权义知道，决定是沉重的，她在寻求告别的一种仪式。但这件事卡在一个环节，她无法逼自己去法院宣告母亲的死亡。

MH370乘客的生死，不仅是一种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私家车年审、房产过户各个方面。在一些人看来，不得不去开的死亡证明，就像亲手杀死了亲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几乎是年长父母）宁愿相信“人还活着”。

你可以说，他们这样想，不完全是出于爱或者希望，自我说服或者绝望，也基于某种合理的逻辑。姜辉说，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道理适用在这里。既然各种推测都无法证实，你是愿意相信人活着的阴谋论，还是相信人死了的坠毁判定？

坏消息是，你逃避不开现实，从前的幸福远去了，痛就在那里。你的疑惑解答不了，反而衍生更多。时间流失不是以天来感受的，而是分与秒。你可能被刻画为某种奇观，旁人只看到你紧紧拽住的念想，却无法理解你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一个无辜的普通人陷入这种处境。好消息是，你获得了某种精神支柱。你感知到孩子在地球上另一个地方的存在。你有了盼头。你可以重新定义时间，因为你拥有未来。

当你相信人还在的时候，你得到的反馈几乎是正面的。不久前，包兰芳同学聚会，五六家人纷纷跟她说：“包子，你相信吧，孩子肯定好好的，能回来。”

早些年接触家属时，我见过那些坚信者。2017年，我住在文万成的家里，他太太李继平为我煮面。聊起搬入的新家，她操着山东方言，语气平板地说了一句：“简单铺了地板，等我儿回来要重新装修的。”我至今忘不了那一刻她神情笃定的样子。当时有一次，我去找退休工人戴淑琴。她疲惫而虚弱，但聊到妹妹还活着的种种“证据”，她昂着头，脸上的乌云消失了，逐渐变为几乎是兴高采烈的表情。

这种坚信为心理咨询设置了挑战。“我跟一些心理医生聊过，他们说心理援助的前提要有一个底，接受家人的死亡，然后在此基础上恢复建设。”姜辉说。马航代表拒绝提供心理援助时，理由正是如此：“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家属都是坚信人还在。”

经过这些年，坚信者变少了吗？换一个角度看，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数大幅下降。疫情这几年，周年纪念改为线上进行，也不过三四十人参加。但包兰芳始终都在。

如今，每周四上午是外交部固定接待家属的时间，那间没有暖气的接待室接替被关闭的空港中心，成为家属们新的集合地与取暖之所。多则十几个，少则八九个家属汇聚而来，包兰芳两口子和她亲家，就占了四个名额。

去年7月，四个名额中少了一个，包兰芳的老伴去世了。

“要没有370，什么事都没有，我爱人也不会有事。”包兰芳说。丈夫是个强大的人，总鼓励她。出事第一天，他没有慌乱，告诉她：“要是劫机就好了。”她仰着头望向丈夫：“真的吗？”丈夫身高一米八多，她习惯仰头看他。孩子不会有事的，丈夫说，他继而提到，儿子当年预产期拖了一个多月才出生，最后还不是平安落地了。

他们都相信人还在。为了安抚同住的婆婆，夫妻俩编织了一套完整谎言。老太太临终都活在这个善意的谎言里。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包兰芳再与丈夫探讨飞机的去向，丈夫变得不爱说话了。“这只是你想的，希望是这样。”他说，“你就等吧。”再往后，乐观之火在他身上渐渐熄灭了。他的眼睛变得混浊、呆滞。他告诉她，人还活着，但应该回不来了，“不会放”。她料想不到“什么球都打”、身体强健的丈夫衰退得这么快。

丈夫在去年7月猝然去世。那天赶上包兰芳生日，丈夫说蛋糕留着明天吃，“我还是吃你的生日面”。

丈夫葬礼那天，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告别讲话时，她特别平静，对着丈夫发了誓，一定要走下去，让孩子回来。那是她不得不坚强的一刻，她得撑着。从前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她连手机都没有，俩人形影不离，手牵着手。“上哪儿都是他带着我，东南西北都闹不清”，她说。后来要“找人”，她才学会用智能手机。

在家属微信群里有这样一些网名，透露出与飞机的关联：“逢凶化吉”“平安回家”……他们均是孩子的父母。包兰芳叫“三祥开泰”，数字三代表儿子、儿媳与小孙子。她朋友圈转发大量影音号的歌舞视频，这是故意为之的，她用这种方式告诉亲友，“我很好，我没事”。

我联系她时，她很冷漠，大多家属不寄希望于媒体。但见了面，她变成那种常见的最热心的北京老太太。看我羽绒服衣领敞开，她很自然地上前拉紧。她已吃过早饭，但还是想带我去附近一家老字号吃。回到她胡同家里，她不断塞给我包子、牛奶。最后，她看着我，“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好了。”

无须提问，谈话能持续进行下去。她向我回忆着她的亡夫，任何话头，总能归向那里。因“文革”分开的那些年。他有多爱吃她做的饭。她半夜扒拉醒他聊马航，他再困也陪着。别人劝她，多想他的坏处，你就不想他了，她一下哭出来，你不了解他，他没有坏处。她知道我的报道主题，但提及儿子的时候反而不多。旧的悲伤还在那里，原封不动，新的悲伤已经覆盖了上去。

“新”的故事

梳理这些年媒体对家属的报道，我意识到似乎存在某种偏差。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永远是还在坚持找寻、持续发声的人。尽管他们内部也有理念不同，本质上还是同一群人。而那些早已往前走的人不会接受媒体采访，也难以找到。那么我们呈现的会不会只是局部？我们是不是无意地英雄化了某一种选择，而忽视了其他选择？而做出了另一种选择的那些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十年，是否真的已经选择了往前走？

汪乐让我有机会看到另一种路径。看上去，这似乎是个全新的故事，可以成为那个始终执着群体的对照，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上述所有痛苦、折磨为何如此深重的一种印证。

汪乐的太太曾是一名记者，是我的朋友。她曾告诉我一个关于她家的秘密：她的婆婆（即汪乐母亲）在那架飞机上。这听起来难以置信，让人喟叹命运弄人，MH370事件不是新闻，而是某个朋友家庭里具体的痛。在十年之际，我请求和汪乐聊聊。发出信息隔了大半个月，他答应了。

外婆怎么办？父亲怎么办？汪乐说，那是事发后首先脑子里浮现的念头。因为父母吵架，母亲去马来西亚玩时，叮嘱儿子不要说。他需要从头向父亲解释这一切，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他需要照顾到很多方面，不能让父亲余生留在愧疚之中。

从一开始，他与其他家属就有物理意义上的疏离。为了逃离极度压抑的氛围，他们一天也没住进丽都酒店免费提供的房间，宁愿每天打车往返发布会。接下来，疏离感发生在心理层面。“我觉着抱团没什么用，我不希望再因为这件事干扰我正常的生活，我家人的正常生活。”他从未加入家属群。父亲在群里，参加集体活动不够频密，遭到某些家属的嘲讽，“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你怎么这么不关心家里人？”汪乐更增抵触。

他很快接受“母亲没了”这个认知。本质上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个事远远超出咱们能够控制和理解的范围了，打破头我也找不到答案。”另一方面，如果相信传言，母亲还活在某个岛上，对他是个更难接受的画面。“她高血压，又糖尿病，没有药。即便她还活着，那你觉得能好得了吗？这人怎么受虐？那不比没了痛苦多了？”

他对飞机的判断，反而呼应某种阴谋论的猜测，“飞到一定高度，所有人都窒息了，没有知觉了。最后这飞机坠毁了，所有人都结束了，没有任何痛苦。”区别在于，他不去细想是否有劫机以及背后原因。

我问过许多家属同一个问题，事件至今，最痛苦的是哪一天。姜辉告诉我，是清明节，这是一年中最让他无法自处的日子。他不能祭拜母亲——那就是默认母亲死亡了，也不能假装无事发生。白栓富提到2014年的中秋节，那本该是团聚之日，却处在一个心酸的时刻表上，距事发整整半年。

只有汪乐选择了2014年3月8日，事发之日。“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吧，”他说，“没有任何更大的痛苦能够打击到我了。”

据他说，他得到了某种平静。亲人没有出现让他担心的状况。2014年夏天，79岁的外婆报了旅行团去希腊。她坚持一个人去。再后来，父亲短暂地进入了一段关系，他对此既感到别扭又欣慰。自己的生活也不断翻页。2016年，他放弃北京稳定的工作，去上海创业，开拳馆。疫情前，他去美国读书。再后来，他成为一名综合格斗经纪人。最近一次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他，他站在张伟丽旁边。

他告诉我，如果不是MH370事件，他不会走到今天。事件之后，他常有一种换位思考，“如果我妈在，她会让我怎么办这个事呢？”他想，母亲一定不希望他活在涕泪之中。后来的每一步，都是对从前生活的一种颠覆，都意味着某种放弃与重启。在想不通问题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声音总会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化作一种加持。“儿子能够更坚强一些，能够继续往前走。”

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在事件之后。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他和太太去领了结婚证，没有任何仪式。从民政局出来去饭馆吃饭的路上，太太和她父母聊天，他一个人走着，没有母亲的陪伴。但就在那几分钟里，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

他自幼和母亲关系极好，母亲曾和他聊《水浒传》，说唯一喜欢的人就是林冲，因为他疼老婆。现在，他定居在拉斯维加斯，儿子去年出生。“从小我妈教育我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老婆，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现在我要做好这些东西，也算是谨遵她的教诲吧。如果她能感受到，她能看到，好儿子，做得不错啊。”

去年网飞出了马航的纪录片。他看到了，想了想，还是没点开。“如果一旦有了什么实质上的新内容，网上肯定铺天盖地各种新闻就出来了。所以看它干嘛，算了，来回来去就那点事。”他甚至说，这件事已在他的日常之外，“你刚一说我才想起来快十年了”。

但他也有他的坚持。他向来只说妈妈走了或者没了，不用那个字。“不是说这字眼难不难听的事，是确实也没有证明她死。”他说。美国诉讼失败后，他家并未在中国加入起诉——这是对平静生活的一种保护——但也没有接受和解。“谁知道十年之后又发现了什么，二十年之后又发现了什么，有一些所谓阴谋也好，或者被解密了，我当然要保留我这个（追究）的权利。”

让生活继续，接受那个本该共度一生的人没了，痛苦真的会比否认接受，少一些吗？而就算痛苦少一些，关于飞机的种种疑问能从脑海中就此消失吗？哪怕疑问消失，这算是一种逃避与自我欺骗吗？我放弃了追问。汪乐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不是被审讯的犯人。我对他的讲述充满感谢，他本不必经历这些，他对媒体没有诉求。从他开口之后，我就在为他捏把汗。这种袒露，会为他带来什么？当大众已经习惯了以某一种特定路径进入这个故事，新的路径会不会为情感上的接受带来挑战？

他自洽的叙述里，存在一处破绽。他习惯换位思考，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换位发生在另一种处境——他是那个在飞机上的人，母亲会怎么样？

故事将完全变了，之前所有论证的正当性失去了，他想。“可能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儿子是她最后或者最大的希望。她已经年过半百，不会像我这样继续往前。她会不惜一切代价，我就是要把我儿子找回来，我就是要知道你把我儿子弄去哪了。”

“我相信她一定比我更痛苦一万倍。”他说。

自己的路

随着交流深入，我渐渐意识到，家属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线。阴谋论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停在原地的人与往前看的人。和解派与行动派。各种角色捆绑交织。这些定义亦是模糊、含混、变化的。签了和解协议未必意味停止寻找真相。早早淡出群体未必意味着放弃追责权。面对一个航空史上的最大悬案，没有什么当事人的处理经验是可以被传授的，每个人探索着自己的路。

因为一些难言之隐，白栓富很早就接受马航和解协议了。但与自己的和解是另一回事。企业管理基本放下了，社交也消失了，他沉浸在悲伤里。为追踪飞机线索，他和另外几个家属数次出国实地探访。

从2017年随姜辉去非洲寻找残骸回来后，他意识到个人的渺小。他想，飞机上的妻子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丈夫。“不管现在我爱人发生了什么，我带着孩子还要往前走。”

他试着寻求一些改变。第一个举动是，离开旧日生活场景，从老房子搬出，把爱人喜爱的物件保存在一个箱子里。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会减少自己的痛苦。这并不意味着同盟的瓦解，也不意味着关系的终结，他只是退出饭局，越来越少在群里回复消息。那一年后，他再没有参加吉隆坡的周年聚会。

繁复的航空资料，不再是他的关注重点。回老家看望丈母娘的时间多了。从一年两三次，调整到一两月一次。“不要让他们觉得女儿离开，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

在一个周末，他主动对女儿说，咱们去潭柘寺吧。这是一次久违的出游。一路上父女都在积极交谈。还是有想起太太的瞬间，他告诉自己，她只是今天没时间陪我们。在寺庙里，他许了愿，但内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静。那一天是快乐的吗？也许是装的，那种快乐和三人在一起的快乐不一样。

“装一回不像，你装十回、一百回的话，装时间长了，就像了。”他说。

几年前，女儿在美国生子，坐月子期间，白栓富去照顾了一个月。家有喜事，他理应是开心的，却又坠入黑暗谷底。他做每顿月子餐，照顾小宝宝，洗衣、清洁。这些对他没有任何挑战，不会就请教有经验的亲戚就好了。难的是，他总会想起太太。如果她在就好了。夜里他偷偷哭，不让女儿知道。

今年公司年会，白栓富上台演讲，余光瞥到台下有一个人，轮廓和脸恍若他的太太。他想起10年以前，太太也参加过公司活动，他还给她拍照。情绪翻涌，他提前结束了讲话。

大约在三四年前，徐京红决定洗掉手臂上的飞机纹身。洗远比纹更痛，她忍不住哆嗦，整块手臂肿胀起来；也更难，洗了三四次，还残留一些飞机轮廓。这难道是一个隐喻吗？放下比记住更痛、更难。

在外界看来，这是她的一种自我折磨。但洗纹身这个举动本身对她有某种意涵。她需要往前走，她需要一种了结。

自父亲离世后，她有意识去找令生活重启的方式，把烟和酒都戒了，还学写字，学画画，学古筝，学舞蹈，在其中得到了一种貌似快乐的情绪。她尝试各种户外运动，骑行、出海钓鱼，一次爬野山失温，差一点就死了。劫后余生让她生发出许多感悟，要放下“我执”。

她重新拥有正常人的生活了吗？所谓顿悟是真实的吗？她有时又想，是不是只是掩耳盗铃，“用其他的事情来控制自己思考的时间”。

去年底，以前的老板致电她询问近况。经过近10年空白期，她重新工作了。“我不能说我走出来了，我没有走出来。”她说。

早在飞机残骸被发现后，徐京红接受斯人已逝的判断，但最近两年，她又重新回到阴谋论的轨道，“母亲一直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告诉我飞机找着了，我才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盖棺而论了。”她说。

十年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魏守厚，不再是那个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硕士课程一天也没有上过。闯荡西方的梦想早已漂远了。他在事发次日就赶至北京，从此生活停滞下来，除了去“找人”，他几乎不出门。很久之后，在家人劝谕下，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在石家庄找了一份银行前台柜员的工作。面对客户，他需要微笑，这对他一度非常困难，“我做不到”。

他把自己封闭了很多年。他抗拒婚姻。直到几年前，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关系确定后，他决定是时候了。于是他全部讲了出来，这些年憋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话。他完整的故事。她拉起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他哭了。

“她说跟我一起陪着我走下去，一起去找我们的爸妈。”他回忆。

他一直有个习惯，给父母发短信。最开始每天发，后来，隔段时间发。2024年，他升级成为爸爸。交流在继续。

“爸妈，我有了孩子，我一定好好培养他。希望有一天你能见到你们孙子。”

十年前，事发后，姜辉就把母亲照片全部打包，收到一个箱子里，再也没有打开过。“只有当这个事件水落石出，我觉得才能面对我母亲照片。”

他至今没有放弃的雄愿，是建立一个MH370搜索基金。按之前想法，资金规模要有“2亿美元，按照5%的中低收益率来看，利息应有1000万元”，满足雇人雇船的费用。现在，他把目标调小为9000万元人民币——这个请求写在国内提起的对马航的诉讼里——改为悬赏搜索，第三方找到飞机后再支付。

他向我比较前两次大面积水下搜索：2015年的三国联合搜索，耗时一年多，耗资1.5亿美元，范围是12万平方公里；2018年“海洋无限”的搜索，相似的面积只用了100天和几千万美元。他以此判断，随着科技进步，搜索成本将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找到飞机只是时间问题。他的另一个结论则较为大胆：“再过5年、10年，我们家属自己出资甚至已经可以完全覆盖搜索（花销）。”

72岁的包兰芳能做的事情很少。她无力像姜辉一样去研究、调查，她连地铁都尽量不坐，因为路线绕得她迷糊。她能做的，就是每个农历初一和十五，来到这个北京二环内的寺庙为MH370乘客烧香祈福，她总是起个大早，骑着自行车过来，争取烧头炷香。三炷香，两盏蜡烛，她依次举过头顶，拜了几拜。这一系列动作，她已经做了将近10年。封控期间都没断，她把香火搁在紧闭的寺门口。

还有每周四坐上109路公交车，前往外交部。但并不是说，一周中剩下的日子，包兰芳就能正常生活了。“来外交部的这些人基本上不能，肯定心里那什么啊。”他们管自己叫“祥林嫂”。

那间接待室里，连座位都是不变的，包兰芳每次都挨着亲家母坐。“有什么好事？”这是家属的开场白。不是有什么消息，不是有什么进展。他们用的词是，好事。一个家属会拍上一圈，把视频发到群里。往往只有连云港的谢修萃——她也是一名乘客母亲——会在下面接一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辛苦了。”对那些只在群里说说话的家属，包兰芳仍抱有微词，“很不齐心，都在等着摘果子吃呢。”

最近，包兰芳有了个紧迫的心愿，要捐两万块钱给台湾慈济会。她问了姜辉，问了权义，又问到我这里。当初在丽都酒店，慈济志愿者陪伴着家属们，带来许多安慰。后来这些年，失望的事情太多了，最初遇到的善意，变得弥足珍贵。丈夫生前，她总念叨，等事情解决了，一定要捐一笔钱。丈夫走了，她不想再等了。

这不是笔小钱。她的钱是省下来的。出门不打车，在拼多多上买菜。有次，一个家属应该是发错了群，在大群里提醒她某家超市土豆卖1块2毛8一斤。但大钱——那笔252万元的和解金，她也不想领。姜辉劝她，不如把钱领了，每家拿出50万元凑成搜索基金。她说50万我拿得出来，没有可以借。不能动你的养老金，姜辉说。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最后，权义再次提起了一个名字：漫步鱼。那是一个女孩的网名，她的丈夫在飞机上。当时，大家把她当作要保护的小妹妹。持续几年，她都陷在严重抑郁中，暴瘦到六七十斤。“漫步鱼”在微博诉说着对机上丈夫的思念，曾牵动无数网友的心，在2019年，微博停留在了最后一条：那个跟我说“承君此诺，必守一生”的人，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

作为朋友，权义见证了“漫步鱼”的新生。她有了爱人。她带着他与权义见过。她结婚了。进入2024年，她将迎来孩子。权义想为大肚子的她拍一组不露脸的剪影，将来有机会展出。他相信，那代表着希望和美好。她答应了，但在最后一刻又拒绝了。

她说，不想让孩子知道整件事情。公众不会知晓她的真实名字。有些东西永世不忘，但她也将继续生存下去，以一个不被谈论的普通人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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