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镇跋扈贪富地,山东群起抗清廷 |《傲雪孤梅》(三)

清箫
2024-03-23  更新: 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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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文/清箫

 

上回说到,史可法遭马士英出卖,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四镇和卢九德拥戴下黄袍加身。

史可法虽对马士英的背叛深感遗憾,但依然以大局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达南京燕子矶;半个月后,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称帝,建立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

然而,高官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继统大事尘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极前不久,一些大臣见史可法略显失势,旋即转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后,他自然是新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诸文臣也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进内阁。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调,竟以“勤王无功”为由指责史可法“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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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位勋臣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他便是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攘臂自荐,也要争内阁一席之地,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反对者说,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勋臣入阁之例,而刘孔昭听后当即勃然大怒,怼道:“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来,刘孔昭争入内阁是虚,推举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动他并非易事。朱由崧决定任命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士英、高弘图也一并入阁。

马士英得知后非但不高兴,而且勃然大怒。他做梦都想当内阁首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怒气冲冲地将史可法以前反对朱由崧的言论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敌当前,军务为重,于是自请外出督师。虽然史可法的加衔高于马士英,但事实上已被排挤。当时许多文臣极为愤怒地说,这无异于“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弘光朝廷刚成立时,史可法、高弘图的设想是朝中要职均由正臣君子担任,但不久后,高弘图、姜曰广等人也遭到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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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据李清《三垣笔记》记载,马士英为稳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对朱由崧说:“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为臣与四镇出力,而其馀大臣都主张拥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众人都必将拥立潞王。”朱由崧信以为真,感动得泪如雨下,之后一切朝廷大事都委托马士英。但其实,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议时支持的是桂王。

马士英和四镇勾结将朱由崧拥上皇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四镇跋扈,尾大不掉。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原本毫无功绩,却因拥戴福王自诩“立下大功”,并获封爵位,愈发骄傲蛮横,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视弘光帝为傀儡。弘光帝和马士英本想靠四镇巩固自身权力,却适得其反。

四镇究竟嚣张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时引用圣旨,高杰竟公然顶撞:“圣旨、圣旨,什么圣旨!你见过皇极殿里有人走马吗?!”黄得功的行为更猖狂,有次他跪听使臣宣读诏书,当听到不满意的内容时,竟不顾礼节,站起身掀翻桌案,并破口大骂:“去!速去!”(姜曰广《过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镇一般跋扈。

然而四镇的嚣张气焰只针对自己人,对外却像缩头乌龟。比如刘泽清,明朝灭亡前崇祯叫他火速勤王,他却不顾国难,拒绝奉诏;大顺军攻入山东后,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国后,四镇乐不思蜀,只想争夺富庶繁华之地。其中,扬州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相占据之地。高杰抢先抵达扬州城外,而扬州百姓很清楚高军抢掠成性,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断然拒绝他带兵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七日命令大军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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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闻讯后,赶忙跑来劝阻。高杰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贼心虚,便趁夜间仓促掘坑埋藏尸体。次日早晨,高杰惶恐不安地来到史可法的军营,“辞色俱变,汗浃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对他坦诚相待,语气温和,高杰见状大喜过望。

但高杰依然“防可法甚严”(李清《南渡录》),一切出入文书一定亲自过目后才肯传递。经过不懈努力,反复谈判,史可法终于将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给高杰屯兵。

可惜,史可法虽有一腔报国之心、收复中原之志,却被文臣武将各种内斗拖累,分身乏术。

当时北方的环境其实很利于南明。大顺军已经西撤,清军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间始终没有南下,山东和河南东部长达几个月都处于归属不定的状态,倘若南明组织一支齐心协力的军队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实在不该偏安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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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对于跋扈的四镇“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议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为自己已经大权旁落。四镇连圣旨都敢不敬,更不会心甘情愿听史可法指挥。从别处调兵也不切实际,因为极可能激起四镇不满,引发内战,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时已无异于独立军阀,郑芝龙、方国安等将领也各图私利。当时南明半壁江山坐拥逾50万军队,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比满清、大顺更有优势,完全可以趁两方鹬蚌相争之际出击,但可靠之兵将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内心接连遭受打击,恨铁不成钢:“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他当然也期盼南明大军以气吞万里之势齐心北上,然而这样的雄壮之师来得太迟,他也无法看到自己死后郑成功与张煌言声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动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续了晚明涣散不合的风气。

回顾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后明朝为何还能延续200年?正是因为以于谦为首的朝廷依然有强大的向心力和组织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新君,严令军队出城拼死一战,凡后退者斩,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那时朝堂之上文臣稳定,又有于谦等救时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稳。

到晚明万历朝,从“争国本”开始形成党争。而到南明时,既失去了最权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为继统问题激烈内耗,又过分依赖武将,被四镇和奸臣趁虚而入,君与臣、文臣与文臣、文臣与武将、武将与武将之间各有矛盾,盘根错节。反清复明的英雄义士不胜枚举,许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强太多,足见朝廷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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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关战役清军击败大顺军起,满清理论上已成为中原汉人共同的劲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大顺灭掉明朝,只是亡国改代,复兴明室不过是君臣权贵的责任;但满清入主中原在当时看来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会否披发左衽,汉人传统文化与仁义礼乐能否延续,都是未知。

山海关大战过后,多尔衮一度强制沿途官民剃头发、留长辫,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军虽然占领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稳固,许多汉人向南逃窜,抑或揭竿而起。

杨士聪记录了当时南逃的状况:“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馀艘”;“弟联䑸南来缙绅不下百馀人”。这还只是他知道的,其馀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东和河南东部甚至长达三个月都处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其中,山东的起义多为自发,没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东许多地方依然不愿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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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青州发生一起夺城杀官的事变。有一名将领名叫赵应元,曾归属于大顺军,但当时大顺军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军队相当于一支孤军。二十九日,他领兵夺门攻入青州城,之后派步兵登上城头,自己率骑兵冲向部堂辕门。

此时青州名义上已归清廷管辖,负责招抚山东、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鳌永就在城内。他看到赵应元时,起初以为是来投降的“反贼”;当发现赵应元的将士兵器露刃,蜂拥而上,他才恍然大悟:这是来夺城的!

王鳌永仓促逃向上房,又听到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于是赶忙翻墙躲进居民家中。赵应元以重金悬赏,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鳌永;捉到后下令将其处斩。

赵应元夺取青州后,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计划于十月八日拥衡王登基。但衡王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肿得像桃儿。原来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现在赵应元扶他复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愿不愿意,赵应元都没有回头路。他打算长期抗清,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周边昌乐、寿光县等地的反清义军将领赵慎宽、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来青州联络,共商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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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之变很快惊动清廷。据《清史稿》卷226,清方将领和托率军征讨,与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直逼青州。

已经降清的李士元向清军献上一计。他进入青州城骗赵应元说,如果赵应元降清,将不追究其将士任何罪过,清廷定将赐他“通侯之赏”。清方为使赵应元相信,约定双方歃血,对天发誓。赵应元信以为真。

既已歃血起誓,赵应元于是卸下防备,当晚于北门瞻辰楼大摆宴席。楼内欢天喜地,城外却是伏兵四起。赵应元等人尚沉浸于酒乐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李士元及随从当场击杀赵应元。清军随即攻入城中,斩杀赵军残馀。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东反清义军一度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令清政府焦头烂额。如《即墨县志》记载,郭尔标倡众起义,其馀义军与其响应,“众十馀万,号十四营,环围即墨”。

山东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为之前大顺在取代明朝占领该地后免赋免税,颇得民心,而清政府占据后继续征赋税。很多百姓贫困,有些人长期不务农业,无可缴纳;反清队伍中有人摇摆观望,但一听说官府要开征,立即又坚定反意。可见明清易代之际北方百废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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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夏秋,山东和河南局势非常复杂,汉人当中大顺与明朝残馀势力对立,汉人又与清朝对立,不少地区打出“复明”旗帜,像赵应元这样的前大顺将领也一度想以复明为名。如果两面夹击,南明或许能收复旧河山。

然而,弘光政权的内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浇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侧”为名发起内战。所谓“伪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为何登上燕子矶放声痛哭?且见下回:伪太子轰动朝野,左将军叛变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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