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上回说到，史可法遭马士英出卖，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四镇和卢九德拥戴下黄袍加身。
史可法虽对马士英的背叛深感遗憾，但依然以大局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达南京燕子矶；半个月后，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称帝，建立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
然而，高官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继统大事尘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极前不久，一些大臣见史可法略显失势，旋即转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后，他自然是新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诸文臣也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进内阁。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调，竟以“勤王无功”为由指责史可法“该杀”。
与此同时，另一位勋臣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他便是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攘臂自荐，也要争内阁一席之地，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反对者说，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勋臣入阁之例，而刘孔昭听后当即勃然大怒，怼道：“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来，刘孔昭争入内阁是虚，推举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动他并非易事。朱由崧决定任命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士英、高弘图也一并入阁。
马士英得知后非但不高兴，而且勃然大怒。他做梦都想当内阁首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怒气冲冲地将史可法以前反对朱由崧的言论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敌当前，军务为重，于是自请外出督师。虽然史可法的加衔高于马士英，但事实上已被排挤。当时许多文臣极为愤怒地说，这无异于“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弘光朝廷刚成立时，史可法、高弘图的设想是朝中要职均由正臣君子担任，但不久后，高弘图、姜曰广等人也遭到排挤。
据李清《三垣笔记》记载，马士英为稳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对朱由崧说：“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为臣与四镇出力，而其馀大臣都主张拥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众人都必将拥立潞王。”朱由崧信以为真，感动得泪如雨下，之后一切朝廷大事都委托马士英。但其实，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议时支持的是桂王。
马士英和四镇勾结将朱由崧拥上皇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四镇跋扈，尾大不掉。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原本毫无功绩，却因拥戴福王自诩“立下大功”，并获封爵位，愈发骄傲蛮横，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视弘光帝为傀儡。弘光帝和马士英本想靠四镇巩固自身权力，却适得其反。
四镇究竟嚣张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时引用圣旨，高杰竟公然顶撞：“圣旨、圣旨，什么圣旨！你见过皇极殿里有人走马吗？！”黄得功的行为更猖狂，有次他跪听使臣宣读诏书，当听到不满意的内容时，竟不顾礼节，站起身掀翻桌案，并破口大骂：“去！速去！”（姜曰广《过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镇一般跋扈。
然而四镇的嚣张气焰只针对自己人，对外却像缩头乌龟。比如刘泽清，明朝灭亡前崇祯叫他火速勤王，他却不顾国难，拒绝奉诏；大顺军攻入山东后，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国后，四镇乐不思蜀，只想争夺富庶繁华之地。其中，扬州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相占据之地。高杰抢先抵达扬州城外，而扬州百姓很清楚高军抢掠成性，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断然拒绝他带兵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七日命令大军攻城。
史可法闻讯后，赶忙跑来劝阻。高杰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贼心虚，便趁夜间仓促掘坑埋藏尸体。次日早晨，高杰惶恐不安地来到史可法的军营，“辞色俱变，汗浃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对他坦诚相待，语气温和，高杰见状大喜过望。
但高杰依然“防可法甚严”（李清《南渡录》），一切出入文书一定亲自过目后才肯传递。经过不懈努力，反复谈判，史可法终于将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给高杰屯兵。
可惜，史可法虽有一腔报国之心、收复中原之志，却被文臣武将各种内斗拖累，分身乏术。
当时北方的环境其实很利于南明。大顺军已经西撤，清军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间始终没有南下，山东和河南东部长达几个月都处于归属不定的状态，倘若南明组织一支齐心协力的军队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实在不该偏安一隅。
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对于跋扈的四镇“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议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为自己已经大权旁落。四镇连圣旨都敢不敬，更不会心甘情愿听史可法指挥。从别处调兵也不切实际，因为极可能激起四镇不满，引发内战，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时已无异于独立军阀，郑芝龙、方国安等将领也各图私利。当时南明半壁江山坐拥逾50万军队，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比满清、大顺更有优势，完全可以趁两方鹬蚌相争之际出击，但可靠之兵将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内心接连遭受打击，恨铁不成钢：“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他当然也期盼南明大军以气吞万里之势齐心北上，然而这样的雄壮之师来得太迟，他也无法看到自己死后郑成功与张煌言声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动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续了晚明涣散不合的风气。
回顾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后明朝为何还能延续200年？正是因为以于谦为首的朝廷依然有强大的向心力和组织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新君，严令军队出城拼死一战，凡后退者斩，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那时朝堂之上文臣稳定，又有于谦等救时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稳。
到晚明万历朝，从“争国本”开始形成党争。而到南明时，既失去了最权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为继统问题激烈内耗，又过分依赖武将，被四镇和奸臣趁虚而入，君与臣、文臣与文臣、文臣与武将、武将与武将之间各有矛盾，盘根错节。反清复明的英雄义士不胜枚举，许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强太多，足见朝廷令人失望。
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关战役清军击败大顺军起，满清理论上已成为中原汉人共同的劲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大顺灭掉明朝，只是亡国改代，复兴明室不过是君臣权贵的责任；但满清入主中原在当时看来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会否披发左衽，汉人传统文化与仁义礼乐能否延续，都是未知。
山海关大战过后，多尔衮一度强制沿途官民剃头发、留长辫，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军虽然占领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稳固，许多汉人向南逃窜，抑或揭竿而起。
杨士聪记录了当时南逃的状况：“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馀艘”；“弟联䑸南来缙绅不下百馀人”。这还只是他知道的，其馀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东和河南东部甚至长达三个月都处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其中，山东的起义多为自发，没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东许多地方依然不愿降清。
九月，青州发生一起夺城杀官的事变。有一名将领名叫赵应元，曾归属于大顺军，但当时大顺军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军队相当于一支孤军。二十九日，他领兵夺门攻入青州城，之后派步兵登上城头，自己率骑兵冲向部堂辕门。
此时青州名义上已归清廷管辖，负责招抚山东、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鳌永就在城内。他看到赵应元时，起初以为是来投降的“反贼”；当发现赵应元的将士兵器露刃，蜂拥而上，他才恍然大悟：这是来夺城的！
王鳌永仓促逃向上房，又听到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于是赶忙翻墙躲进居民家中。赵应元以重金悬赏，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鳌永；捉到后下令将其处斩。
赵应元夺取青州后，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计划于十月八日拥衡王登基。但衡王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肿得像桃儿。原来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现在赵应元扶他复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愿不愿意，赵应元都没有回头路。他打算长期抗清，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周边昌乐、寿光县等地的反清义军将领赵慎宽、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来青州联络，共商大计。
青州之变很快惊动清廷。据《清史稿》卷226，清方将领和托率军征讨，与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直逼青州。
已经降清的李士元向清军献上一计。他进入青州城骗赵应元说，如果赵应元降清，将不追究其将士任何罪过，清廷定将赐他“通侯之赏”。清方为使赵应元相信，约定双方歃血，对天发誓。赵应元信以为真。
既已歃血起誓，赵应元于是卸下防备，当晚于北门瞻辰楼大摆宴席。楼内欢天喜地，城外却是伏兵四起。赵应元等人尚沉浸于酒乐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李士元及随从当场击杀赵应元。清军随即攻入城中，斩杀赵军残馀。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东反清义军一度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令清政府焦头烂额。如《即墨县志》记载，郭尔标倡众起义，其馀义军与其响应，“众十馀万，号十四营，环围即墨”。
山东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为之前大顺在取代明朝占领该地后免赋免税，颇得民心，而清政府占据后继续征赋税。很多百姓贫困，有些人长期不务农业，无可缴纳；反清队伍中有人摇摆观望，但一听说官府要开征，立即又坚定反意。可见明清易代之际北方百废待兴。
1644年夏秋，山东和河南局势非常复杂，汉人当中大顺与明朝残馀势力对立，汉人又与清朝对立，不少地区打出“复明”旗帜，像赵应元这样的前大顺将领也一度想以复明为名。如果两面夹击，南明或许能收复旧河山。
然而，弘光政权的内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浇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侧”为名发起内战。所谓“伪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为何登上燕子矶放声痛哭？且见下回：伪太子轰动朝野，左将军叛变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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