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澳洲】常姨的电话

杨先运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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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示意图(图片来源:Unsplash)

常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生于农历一九三三年九月,常姨生于一九三四年三月,母亲仅大常姨半岁。小时候,她俩性格相投,什么话都谈得来,母亲姊妹不多,就把常姨看作自己的亲妹妹。

常姨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要求上进,后来入了党,又带领我母亲参加妇女工作,成为我母亲入党介绍人。成年后,常姨进了汉口的工厂,母亲在农村成了家。这之后几十年,她两姊妹,从没间断相互的联系。我们小时候,母亲常带年幼的我,去汉口看望常姨。先前,常姨家住在汉口的胜利街,后来搬到了旅顺路,又从旅顺路搬至鄂城墩,无论常姨家搬到什么地方,母亲都能找到,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但她常说:“鼻子底下就是路。”

一九七五年,我顶父亲的职到武汉参加工作,每年回乡过年,母亲都要提前给常姨备一份拜年的礼物,都是常姨小时候爱吃的家乡土产:糍粑、豆丝,也有母亲平时攒下的土鸡蛋。我回汉时,母亲都会一再叮嘱我:记得去给常姨拜年。我自然从来不敢怠慢,因为母亲同常姨亲,也因常姨从来不把我当外人。每次去看望常姨,她一定要留我吃饭,即便我有事要走,她也总要去厨房弄点东西我吃。有时是热一大碗排骨藕汤,有时是一大碗炖得很烂的白莲木耳,有时是桂花糖芯汤圆,即使没有现成的,也要去煮几枚鸡蛋,再加一把细细的粉丝,淋上香油,看着我一口气吃完,才高兴地让我离开。

一九九六年夏天,姨父突然病逝,为安抚常姨失去亲人的悲痛,母亲放下手中的一切,到汉口陪伴常姨。那些日子里,她俩姊妹又仿佛回到从前,相互聊着各自的家常,又相互抚慰着彼此的心灵。也就是在那次交谈中,常姨知道了我所在的工厂已全面停产,夫妻二人都面临下岗。常姨知道我母亲正在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担忧,就果断地对我母亲说:“叫先运同老表们一起做生意。”母亲这才知道,常姨的几个孩子,都在做文化用品生意。母亲了解情况后,把我叫来,告诉我她和常姨的想法。一听说要我做生意,我心里只犯嘀咕:一是没有心理准备,二是对做生意缺乏自信,更为重要的是,我手里根本没有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常姨从我的顾虑中知道我的难处,就说:“你别担心钱的事,只要你愿意,就叫几个老表抬着你做。”我见常姨这么说,就同意先去了解下表弟们的生意情况。当我去察看了表弟们几家店的生意后,我便下决心学做生意了。三表弟说:“你决定好了,就在市里学校门口找个门面,其余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有了表弟这个态度,我再无丝毫犹豫。不久,我便在汉阳五琴路小学旁找到门面,就叫表弟们来看看,几个表弟来后,在附近转了转,又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就鼓励我大胆的做,并叫我租两间门面,一边卖学生用具,一边卖体育用品。我从没做过生意,没有胆气一下租两间门面,更重要的,我手中只有区区几千元钱,缴过门面的租金,留给进货的钱就不多,若再租一间门面,根本没有钱进货了。我不好意思将实情告诉他们。几天后,我从厂里买来几个旧货架货柜,就打电话给三表弟。三表弟问我准备进多少钱的货。我不好意思说,有五六千元。三表弟在电话里停了会,就叫我明天早上在汉正街口等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平时补一次货都是上万元,我一个新店开业,几千元进什么货呢。那天,三表弟准时开来他进货用的边斗摩托车,带我到几家他熟悉的老板那里点了货,并介绍我同大家认识。当天晚上,大表弟和二表弟也赶来,三兄弟一起将进的货上了货柜并标注了卖价。直到这时,我才见几处货架上仍空空如也,心里有些难堪,三表弟这才告诉我,明天,他从自己店里给我调些货来。第二天早上,他果然又开来摩托车,拉了一大车货物,全是学生用的各种抄本、墨水等。他将货物摆放在货架上,交给我一张单子说:“这是货单,你点下,以后赚了钱,再给货款我,赚不到钱,就算我送给你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只是紧紧抓着三表弟的手,说了声:“谢谢!”

果然不出表弟们所料,开业后,我的生意一月好于一月,不到半年,我就扩大一间门面,第二年,又在汉口开了一家分店。有这样一段经历,我和几个表弟的关系更加和睦,每年的春节,我就主动同他们相约,一来是去看看常姨,向她说说我的生意情况,让她不再为我的生活担忧,二来,也是感激表弟们的帮助,让我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随后几年,下岗工人越来越多,生意也一日难于一日,后来,表弟们纷纷放弃了做文化用品,转做其他生意,我也于二零一一年将店转给了侄子。

二零一五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发病去世,常姨知道后痛哭了几天,她要回乡同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因常姨身体不好,又坐不得汽车,子女们就代表她前来为我母亲送别。那一日,我突然收到常姨的电话,她说前天还同我母亲打过电话,她的身体好好的,怎么这突然就走了?我告诉常姨,母亲是患的突发性脑溢血,前后只几个小时,她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就这么走了。说到这,我听见常姨在电话里哭道:“她说好,过完年来看我的……”

这之后,我就经常收到常姨的电话,电话里除了了解我们的情况,就是嘱咐我要照顾好年迈的父亲。

二零一七年我去澳洲看望孙子。有一天,我又收到常姨的电话。我告诉她,我们来澳洲的情况。她又问孩子们的情况,一个个都要问到。我说:“常姨,长途电话挺贵的,以后就不要打了,等我们回国后再去看您。”

二零一八年夏天,我们从澳洲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了常姨。她得知我们回国后,显得非常高兴。我问她现住在哪里,我和萍萍(老伴)去看望她。她说,她现住在友友(二表弟)家,他们从西马路搬到了金银湖清水湾,还说,这里离市区较远,叫我们不要来了。我说两年没见您了,一定要来看看。我就打电话友友,问了地址。第二天,我们冒着酷暑,转了几次地铁和公汽,终于见到了我们十分思念的常姨。那一年,常姨已八十四岁,我们见她身体尚好,内心十分高兴。我们将两个小孙子的相片和视频给常姨看,她看得十分认真,一边看一边抹着泪说:“要是你妈在,该有多高兴呀!”

自那次回国后,我们便回到老家居住。我们又经常收到常姨的电话,除了不忘时时问候我父亲的身体,就问我们兄妹,问澳洲孩子们的情况,一个个她都记得十分清楚。有时,我也主动给常姨打电话,询问她的身体。随着她年纪的增大,她的腿脚越来越不方便,连下楼活动的时间也少了,常常一人在家,为减少她的寂寞,每次与她通话,我就有意陪她多聊一会,这期间,我和兄长相约,每年秋季帮侄子忙完开学的生意后,就去看望常姨。我们每次的到来,常姨都特别高兴。去年秋季,我们又一次去看望常姨,她高兴地对我们说,“土改”的干部来看她了,还送给她一个“金坨坨”。说罢,指着凉台中吊着的奖章让我们看。二表弟稍稍告诉我们,这是街里在“建党百年”为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的老党员送来的纪念章。还说,他母亲一辈子看重荣誉,待她哪天走了,就让她把奖章带去。

今年春节后,我们去汉口,忙完侄子的生意,兄长突然说,我们今年提前去看看常姨,顺便给她拜个晚年。当我们从二表弟家出来,都感到常姨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见了我们,话了少了许多,吃饭时也很少动筷子。告别时,我们分别拉着她的手,叫她保重身体,并告诉她,过段时间我们再来看她。

我们回家后,再也没有收到常姨的电话。我有时拨打过去,她也不接。我担心常姨的身体,就给二表弟打电话,他告诉我:“她已忘了自己的手机”。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难受。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又突然收到常姨打来的电话,我心里一阵高兴。可电话是表姐打来的,她告诉我,她妈已于当天凌晨四时去世了。

常姨是我母亲娘家最后一位亲人,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至亲至爱的长辈!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想起母亲与常姨一辈子相亲相爱,她们虽不是亲姊妹,却胜过亲姊妹。常姨用她一辈子的善良和真诚,赢得了晚辈们对她的尊敬与孝顺。我在内心暗暗感叹:幸亏我们今年春节后去看了她一次,要不然,常姨突然的离去,会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遗憾。正如表姐告诉我们的:不知何故,今年春节后,不仅我们都来看望了她妈,就连她家外地的亲戚,也全回来同她妈见了最后一面。她妈走时很安祥,没有什么痛苦和遗憾。我想,这也是慈悲之人一辈子的修为所至。常姨正是用她一辈子的善良和待人真诚感动着天地,冥冥中召示她的亲人们,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不留有遗憾,也让她西去的路上,再无挂碍,一路轻松。

 作者:杨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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