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一些人说无解，除非习近平下台，结束一党专政。看来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 就像七十年代末，江青四人帮必须下台一样，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是否强烈，是林彪政变失败和华国锋政变成功，以及之后邓小平政变成功的社会基础。
但是邓小平的理论没有改变一党专政，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基本原则，或者说是隐藏在四项基本原则里的最高原则。这就要谈到马克思主义了，因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来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民主，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不符合文艺复兴之后流行的人权民主理论。马克思夸张地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应该推翻它，建立属于人民的民主。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什么是人民的民主呢？马克思认为属于大多数人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强大。为了避免资产阶级的反扑，马克思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利用第二强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类似于古代的专政，是抵抗资产阶级复辟的有效方案。据马克思自己说，这才是他发明的理论，其它的都不算。
专政之后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认为要消灭阶级，就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财产之后怎么办呢？马克思借用了古典的理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给无产阶级专政配套了共产主义的光辉。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马克思穷尽其一生也没有想出来，他的共产无财产权的社会，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因为他的理论的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核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构。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剩余价值，也没有解决他的专政如何与经济基础相匹配。剩余价值理论基本上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理论。
后来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较小的派别，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发明了解决的方案。这就是和帝国制度的专政相结合的农奴制方案。并且在刚刚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俄罗斯站稳了脚跟后，又利用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混乱和虚弱，扩散到了半个世界。
农奴制的结构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既有专政，又取消了私有财产权。而且符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但它却是原始的落后的结构，私有财产没保障，导致市场经济无法发展，经济落后是它的基本特征。在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共产主义阵营，无一例外成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包括曾经的经济发达国家。
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早就看到了这个困境，要想发展就得摆脱共产主义模式，向西方学习现代民主的模式。但是享受着专政特权的统治阶级，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于是邓小平聪明地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改经济不改政治，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 设计出了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这个新政策既符合了特权阶级，也忽悠了亿万穷怕了的老百姓，并且意外地争取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利用廉价劳动力狠狠地发展了三十年。但是经济水平上升之后，专制政治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政治和经济基础不匹配需要来一个大变局，于是击鼓传花的说法开始流行。如果没有可怕的变局，哪儿来的击鼓传花的恐惧呢？
这就是现在党内外的共识，说法可能各种各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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