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欠薪、失业后，一位44岁建筑设计师在深圳坠亡

2023年，在经历了欠薪、失业、找不到工作后，7月6日，44岁的资深结构设计工程师金辉从供职过的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21层一处窗户坠楼。

金辉2005年来到深圳，伴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起飞，一路从普通的绘图员，升职为设计师、资深设计师，到设计院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但2018年跳槽后，他感受到的是建筑设计行业不平等薪酬制度和超长劳动时间带来的巨大压力。

当行业从上升期转入低潮后，“狼性”的另一面开始显露出来。

坠楼

丈夫好像失业了。袁蕾是在今年4月初意识到这件事的。那时候，丈夫金辉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了，几乎不怎么出门，每次手机响了，还要跑到阳台去接，特地背着她，以前从不这样。

丈夫2018年开始到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深总院”）下属的环境院工作，负责校审工作。近两年他跟袁蕾提过，公司形势不好，裁掉了很多人，还发不出年终奖。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跟我说？”袁蕾试探性地问。金辉表情复杂地坦白，自己在3月份时提出了离职，但又解释，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公司想让你走，有一千种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了”。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袁蕾没有特别惊讶，她安慰丈夫，“工作总有办法解决，可以趁这个机会歇一歇”。他们在深圳育有一儿一女，每月开支和房贷在两万元左右，袁蕾是全职太太，家里收入就靠金辉一个人，经济压力不小。但袁蕾并不太焦虑，因为他们卖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后曾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至少还够撑一两年”，而且她相信，丈夫在建筑设计行业工作近二十年，重新找工作应该很容易。

之后的三个月，在袁蕾的记忆中是明亮的。金辉不再有做不完的项目和审不完的图，他开始每天接送儿女上学，和妻子一起做家务，给孩子们辅导作业，一家人还一起去公园，去菜市场，去爬山，在小区里打羽毛球。袁蕾回忆，两个孩子也变得特别黏父亲，还会“争宠”，争着叫爸爸，引得金辉在两个房间蹦来蹦去，被笑话像个蚂蚱。当时，金辉很有感触地说，“好久没有过这么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珍贵的时刻很短暂。7月6日，上午金辉给孩子们辅导了暑假作业，中午告诉妻子，自己约了前公司的人下午谈事情，想要回之前被压的薪酬，还给她看了之前和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袁蕾记得，金辉是12点左右出门的，出门时和女儿约好，下午回来陪她打羽毛球。

下午3点前后，见父亲迟迟不回，女儿拿起妈妈的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第一次未接通，第二次打过去，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孩子慌得立即挂了。袁蕾本来在忙家务，得知情况拨了回去，才知道对方是警察，让她尽快到派出所。在从龙岗家里赶往福田的路上，袁蕾想，可能是丈夫讨薪和同事起了冲突，要她去领人。

到了派出所，她的一位亲戚已经在那里了，告诉她事情有点严重，要做好心理准备。她问，“打伤哪里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告诉她，“人没了，从楼上掉下来的。”

7月21日，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通报，称金辉于2023年3月10日因“个人另有发展”主动提出离职，经单位挽留，仍坚持办了离职手续，而在7月6日当天，金辉未进入原单位办公区域，且未与他人有过接触或沟通。同时，通报否认金辉到单位讨薪的说法，“金某与我司不存在纠纷，未发生劳动仲裁事宜，我司也没有限制或影响其再就业的行为。”

家属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根据金辉与公司财务的短信记录，他曾多次讨要薪酬，说明与公司存在金钱纠纷。且在金辉坠楼的第二天，即7月7日，金辉的银行卡内收到了一笔入账——43270.65元，备注为“2021年绩效”。

家属表示，警方仍未告知详细的调查结果，但已排除他杀嫌疑。由于坠楼的楼梯间没有监控摄像头，他们无法得知金辉在离开监控范围的近三十分钟里，是否见了谁，发生了什么，最后又如何坠楼。

升职的十年

在身边人看来，金辉的前半生，一直是稳步上升的姿态。他44岁，身高一米七左右，发际线略微后退，戴一副金属架眼镜。金辉197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麻城，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是家中老二。其父亲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供职于当地设计院，妹妹回忆，父亲做设计师的工资并不高，但每次经过自己参与设计的建筑，都会自豪地指给孩子们看。

中学时期，金辉的母亲去世，金辉的父亲在亲戚的帮衬下，独自照顾三个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金辉1997年考上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后，顺理成章选了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先在浙江义乌的一所设计院工作，2005年南下深圳，加入了一所民营设计院。

当时深圳正迈入全面扩展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大大小小的设计院如雨后春笋冒出来。2008年，金辉在深圳第一次跳槽，进入深圳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筑”），这也是当地最早取得甲级资质的民营设计院之一。金辉在华筑的领导方连回忆，一开始，金辉技术水平一般，差点没通过面试，入职之初被分配去做了许多和画图无关的“杂活”。

不过金辉不挑，不管是杂活，还是离职同事甩下来的疑难项目，他都愿意接，还会主动想办法提高效率，包括学习当时还比较前卫的设计方法CAD三维建模。但金辉不算是善于“职场周旋”的人，方连记得，当时有的审图单位给的修改意见特别多，金辉会一遍遍改，很少尝试和对方协调；被派了超额任务时，金辉也很少主动跟领导要人手，而是默默死扛。有一次为了按时完工，金辉甚至直接睡在公司，不分昼夜工作了两三天，给方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职场上，金辉不争不抢。方连说，“每年报奖项、发论文，很多下属会来求我，能不能加个名字，他从来没找过我。年终算产值的时候，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或争执。”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许多设计师都有捞外快的机会。但金辉对此表现得“非常淡泊”，比如方连当时经常带着下属“接私活”，叫金辉参与，金辉会帮忙，但很少主动提钱。供应商找上门想给设计师回扣，金辉要么拒绝，要么不回应。那时方连就隐隐感觉到，金辉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刚直”。

一位与金辉合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向本刊透露，近年来曾与金辉合作过一个项目，金辉负责校审，给了不少修改意见。该单位曾请求，能否“通融一下”，减少修改，并暗示可以给好处，金辉直接表示，“没什么好沟通的”。

这种性格显然让金辉吃了不少苦头。方连认为，金辉在职期间，可能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一直没考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证书，所以职业晋升受限。直到过世前，金辉的简历上，获奖项目也只有一个，排名比较靠后。

即便如此，伴随着行业本身的高速发展，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金辉还是从一名普通的绘图员，逐渐升职为设计师、资深设计师，2015年在华筑当上了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也是在那两三年，金辉结婚生子，有了一双儿女，还在深圳郊区置换了面积更大的房子。妹妹记得，那时候的金辉意气风发，显得自信、洒脱、松弛。

跳槽

成为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三年后的2018年，金辉开始谋划跳槽，意向单位是深总院环境院（以下简称“环境院”）结构专业的校审岗。

据方连和袁蕾回忆，金辉当时有多重考虑：一是年龄大了，希望找一个更稳定的地方，而深总院是国企，校审岗位也“只用看图审图，不用画图了”。另一方面，金辉也希望到更大的平台提高技术，况且环境院当时提供的薪资待遇更加丰厚，“年薪三十万”“有一定的晋升机会”。

倾向稳定，或许是因为金辉已经感受到行业颓势。2018年，超过5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涉限购、限贷、限售等措施，全国陆续发布调控政策超过400次，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史上调控最密集的一年。

但深总院虽是国企，却非“稳定”的代名词。作为标杆性的国家大型甲级设计院，深总院1995年就推出了“项目经理责任制”——各院所的第一负责人对团队全权负责，独立承接项目，自负盈亏，相当于建筑设计行业的“包产到户”。曾在环境院工作了十余年的陈晨告诉本刊，全国许多设计院都进行了类似改革，但都不如深总院彻底，也因此，深总院的工作氛围总体上显得很“狼性”。陈晨表示，金辉所在的环境院，更是深总院规模最大的院所，“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完成过深圳能源总部大厦、深交所、大运体育中心等标志性建筑。2018年金辉入职时，环境院的员工达到六百余名，是成立以来的顶峰。

陆茂曾在深总院另一院所工作了十年，和环境院常打交道。他回忆，环境院以做超高层项目闻名，为了把控项目质量，“当时大部分设计院都没有校审团队，但环境院很早就成立了专门的校审组。”

环境院的腾飞是在2013年左右。陈晨回忆，当时恒大的许家印曾来深总院谈合作，对环境院很有好感，并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此后，环境院开始源源不断承接恒大遍布全国的项目，“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还有南宁、成都、上海、重庆……”这些项目大多是民用住宅，名称类似，设计千篇一律，为了快速出图，设计师只需要按照甲方给的标准方案进行微调和修改。

陈晨说，一套完整的项目图纸，正常出图周期，一般在45-60天，但当时环境院可以把出图周期缩减到25天。甚至，有时候甲方要求为现场施工快速出局部图，两三天也能出。正是为了配合恒大速度，陈晨和同事们经常熬夜画图，周末也很少休息。后来，参与过的几十个恒大项目，陈晨几乎叫不出一个名字，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微乎其微。

出图快，意味着审校也得快。多位采访对象提到，环境院的结构专业校审组只有十人左右，但要审校所有项目的图纸。袁蕾记得，在华筑时，除了出图节点期，金辉基本每晚八点左右能到家，周末也能休息，但跳槽到环境院后，几乎天天加班，早时晚上九点到家，晚时要十一二点。那时候，袁蕾和孩子早吃过饭了，金辉就热点饭一个人吃。

甚至回到家中，金辉也都泡在书房里看图审图到深夜，与照看孩子的袁蕾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袁蕾说，就连坐在沙发上，金辉也常常在皱着眉头发消息，“唉，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群！”也正是到了环境院后，袁蕾发现，金辉到阳台抽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身体进入亚健康状态，“内分泌有点失调，手肘上还长了个瘤子。”

特色薪酬制

作为曾在职十余年的老员工，陈晨认为，以前的环境院算得上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当时也有不少加班，但是大家都是苦中作乐的，加班到十点钟，就会有人张罗着买水果，几十人围在会议室的桌前，边吃边聊天。”总工虽然要求严苛，但对有潜力的员工，会主动帮忙做职业规划，也因此当时有很多骨干成员，在总工的“口水洗礼”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人，有的跳槽后还在其他设计院当上了总工。

但行业从上升期进入低潮后，“狼性”的另一面开始显露。这两年，不少依然在环境院的前同事向陈晨吐槽，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项目却越来越难做。曾在环境院短暂就职的一位员工告诉本刊，院里如今真正能做的项目很少，销售接到的需求大多是比稿或投标，她时常通宵做一个方案，第二天被甲方拿去做参考，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这是现在行业内的现状，活少人多。”

小麦2020年左右曾到环境院工作。他是深圳本地人，设计二代，来之前就知道环境院要求严苛，但还是被施工图的质量打动，想去学习。他回忆，环境院在设计大厦的办公室很大，每一间可以容纳上百人，每排工位大约有10人，工位窄小，人头密密麻麻。

他和金辉同在结构专业，“10点以前下班算早的，有同事为了一个项目，连续三个月凌晨三点下班，累到吐血。做到再晚，第二天也要正常时间上班，加班费则从来没给过。”他还亲耳听见过总工骂副总工，“浙大怎么培养出你这种废物？”对于他们这些刚入门、经常犯错的年轻人，领导还会说“给我把图纸吃掉”。

小麦回忆，工作期间他每月只能收到两千多元的深圳市最低工资。人力承诺，剩余部分将以季度奖和年终奖的名义发放，但最后年终奖一拖再拖，不见踪影。后来离开环境院，他也不敢提起仲裁，甚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很害怕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担心被识别出来后，今后无法留在这一行，“职称评审委员会就在设计大厦，楼下就是住建局，想为难你太简单了。”

小麦提到的最低工资+奖金，是设计行业的特色薪酬制度。迟英是一家设计行业媒体的主理人，他告诉本刊，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资发放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压后发”，即每月只发极低的基本工资，其他薪资以季度奖、年终奖名义发放，或者压到第二年，以月度绩效的名义发放；第二种是“预支发”，即月薪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部分，都是“公司预支给员工的”，如果年终项目无法回款，产值未达预期，员工反而还会“倒欠公司钱”。

在两种发薪模式中，深总院各院所一般采用的是第一种，一位员工告诉本刊，她入职环境院之初，得到的口头承诺年薪约为税前8万元，但实际每月发到手的只有近2600元，剩下只能等年底当“奖金”发。迟英表示，“设计行业的一个共识是，劳动合同上，通常只会写一个极低的月基本工资，对于绩效如何计算和发放，口头谈的薪资，绝不会落在合同纸上。”

易遨曾就职于华东某大型国企设计院，他对本刊分析，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酬制度，是高周转之下的畸形产物，因为“甲方只需要你拿现成的东西改一改，流水线作业，快速出图。”也因此，设计院的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速度，以及出图资质。

这种模式下，设计院变得弱势，“价格被越压越低，甲方不给钱，自己垫着钱也要上，甚至有些项目做完了，连合同都还没签，最后要不回款。”而无法回款的风险，则通过奇特的薪酬制度，转嫁给了普通员工。

陆茂说，多年来设计师们普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薪酬制度，是因为大家以前坚信，项目一定会回款，年终奖总会到来。而如今，根据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十余名设计师的反馈，行业欠薪、降薪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作为恒大曾经的战略伙伴，环境院积压了大量无法回款的项目。据多位采访对象确认，2021年以来，环境院的员工规模从高峰期的600余人“瘦身”至300余人。小麦说，因为合同上只签订了极低的基本工资，公司可以随意降薪，不发年终奖，所以员工们都是“自动”离开的，“目前还留在那里的同事说，每个月都是靠花呗、借呗、微粒贷，借钱生活，等发奖金的时候，再把钱还了。”

袁蕾则是在金辉去世后，才知道公司给他承诺的薪酬，早就从30万降到了25万左右，只能刚好覆盖每月两万元的家庭开支。更重要的是，她后来听劳动监察大队问起，“你知道你老公身上有多少个项目吗？几十个，而且很多都是恒大的，回不了款的。”

这些事情，金辉都选择自己一个人扛下来，很少与家人分享。袁蕾回忆，金辉在环境院的五年间，“总是表现得很坚强”。极偶尔，他跟妻子提起不喜欢环境院，“这里的人冷冰冰的，没有什么人情味。”还说领导经常说“要封杀某某”，让人压力很大，付出的时间与薪酬也远不成正比。而在同事的印象中，金辉工作比较独立，“脾气温和，不摆架子，但没有和谁特别亲近”。丈夫去世后，袁蕾则发现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金辉同事的联系方式。

3月10日离职后，金辉一直没找到新工作。袁蕾回忆，“他当时投简历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一丁点回音都没有，哪怕连个反馈都没有。”金辉虽然没有抱怨，但现在想起来，袁蕾觉得他受到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他非常热爱这个行业，即使是形势不好，从来没想过改行，有时在市里开车，路过坪山医院，会高兴地指给小孩看，‘这就是爸爸参与建设的项目。’但现在，好像这二十三年都被否定了。”袁蕾常宽慰他，形势不好，可以试试别的行业，但金辉听了总是笑着叹气，“我真佩服你的这种心态。”

金辉坠楼前，正值暑假来临，全家正计划去港澳台旅行。为了办理港澳通行证，7月3日，大家去照相馆拍了新的一寸照，4日，金辉和孩子们一起刷墙，说要把家里重新装扮一下。袁蕾原本是景观设计师，结婚后虽然辞了工作，但一直在兼职接私活，她原本打算，之后也出去找工作。她相信，整个家庭都很快会从失业的低落中慢慢走出。

金辉虽然表现得很松弛，但内心似乎在某个时刻悄悄塌陷了。短信记录显示，从6月起，为了被压的年终奖，他罕见地至少恳求了公司财务3次以上，甚至和家人去照相的当天，金辉还给财务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王工，实在没办法，我都给整抑郁了，尾数不多，能否解决下啊”。那天，财务回复了他，说周末就会发一笔。

看上去，上公司讨薪并无必要。此外，陈晨从仍在职的同事处得知，金辉坠楼当天，财务王某并不在设计大厦，而是在南山区的办公室，事发后才匆匆赶来。

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金辉在7月6日下午2点10分前后到达深总院所在的设计大厦，乘公共电梯到达大厦19层，随即走出了监控范围。根据警方推测，他后来通过消防电梯或消防楼梯进入21层，也就是环境院的办公地点，并从21层楼梯间尽头的一处窗户坠楼。

根据家属提供的照片，小麦认出，那个楼梯间是环境院吸烟的人平时爱聚集的地方。本刊则注意到，金辉坠下的窗户，上半部分可滑动打开，下半部分高至成人肩膀，是固定的，这意味着，意外坠楼的可能性小。小麦表示，设计大厦的公共电梯可以直达21楼，但是要到达坠楼的楼梯间，还需要经过环境院办公室门口一条长长的走廊，而金辉选择的路线，刚好可以避开办公室，直达楼梯间。

（文中除金辉外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