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欠薪、失業後，一位44歲建築設計師在深圳墜亡

2023年，在經歷了欠薪、失業、找不到工作後，7月6日，44歲的資深結構設計工程師金輝從供職過的深圳市建築設計研究總院21層一處窗戶墜樓。

金輝2005年來到深圳，伴隨着我國房地產行業的起飛，一路從普通的繪圖員，升職為設計師、資深設計師，到設計院結構專業第二負責人。但2018年跳槽後，他感受到的是建築設計行業不平等薪酬制度和超長勞動時間帶來的巨大壓力。

當行業從上升期轉入低潮後，「狼性」的另一面開始顯露出來。

墜樓

丈夫好像失業了。袁蕾是在今年4月初意識到這件事的。那時候，丈夫金輝已經「居家辦公」一個月了，幾乎不怎麼出門，每次手機響了，還要跑到陽台去接，特地背着她，以前從不這樣。

丈夫2018年開始到深圳建築設計研究總院（以下簡稱「深總院」）下屬的環境院工作，負責校審工作。近兩年他跟袁蕾提過，公司形勢不好，裁掉了很多人，還發不出年終獎。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情沒跟我說？」袁蕾試探性地問。金輝表情複雜地坦白，自己在3月份時提出了離職，但又解釋，並非完全出於自願，「公司想讓你走，有一千種辦法」「我也不知道怎麼就出來了」。

因為早有心理準備，袁蕾沒有特別驚訝，她安慰丈夫，「工作總有辦法解決，可以趁這個機會歇一歇」。他們在深圳育有一兒一女，每月開支和房貸在兩萬元左右，袁蕾是全職太太，家裡收入就靠金輝一個人，經濟壓力不小。但袁蕾並不太焦慮，因為他們賣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後曾獲得一筆不菲的收入，「至少還夠撐一兩年」，而且她相信，丈夫在建築設計行業工作近二十年，重新找工作應該很容易。

之後的三個月，在袁蕾的記憶中是明亮的。金輝不再有做不完的項目和審不完的圖，他開始每天接送兒女上學，和妻子一起做家務，給孩子們輔導作業，一家人還一起去公園，去菜市場，去爬山，在小區里打羽毛球。袁蕾回憶，兩個孩子也變得特別黏父親，還會「爭寵」，爭着叫爸爸，引得金輝在兩個房間蹦來蹦去，被笑話像個螞蚱。當時，金輝很有感觸地說，「好久沒有過這麼有煙火氣的生活了」。

珍貴的時刻很短暫。7月6日，上午金輝給孩子們輔導了暑假作業，中午告訴妻子，自己約了前公司的人下午談事情，想要回之前被壓的薪酬，還給她看了之前和公司財務的聊天記錄。袁蕾記得，金輝是12點左右出門的，出門時和女兒約好，下午回來陪她打羽毛球。

下午3點前後，見父親遲遲不回，女兒拿起媽媽的手機撥通了父親的電話。第一次未接通，第二次打過去，聽到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孩子慌得立即掛了。袁蕾本來在忙家務，得知情況撥了回去，才知道對方是警察，讓她儘快到派出所。在從龍崗家裡趕往福田的路上，袁蕾想，可能是丈夫討薪和同事起了衝突，要她去領人。

到了派出所，她的一位親戚已經在那裡了，告訴她事情有點嚴重，要做好心理準備。她問，「打傷哪裡了？」

對方沉默了一會告訴她，「人沒了，從樓上掉下來的。」

7月21日，深圳市建築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發布情況通報，稱金輝於2023年3月10日因「個人另有發展」主動提出離職，經單位挽留，仍堅持辦了離職手續，而在7月6日當天，金輝未進入原單位辦公區域，且未與他人有過接觸或溝通。同時，通報否認金輝到單位討薪的說法，「金某與我司不存在糾紛，未發生勞動仲裁事宜，我司也沒有限制或影響其再就業的行為。」

家屬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根據金輝與公司財務的短信記錄，他曾多次討要薪酬，說明與公司存在金錢糾紛。且在金輝墜樓的第二天，即7月7日，金輝的銀行卡內收到了一筆入賬——43270.65元，備註為「2021年績效」。

家屬表示，警方仍未告知詳細的調查結果，但已排除他殺嫌疑。由於墜樓的樓梯間沒有監控攝像頭，他們無法得知金輝在離開監控範圍的近三十分鐘裡，是否見了誰，發生了什麼，最後又如何墜樓。

升職的十年

在身邊人看來，金輝的前半生，一直是穩步上升的姿態。他44歲，身高一米七左右，髮際線略微後退，戴一副金屬架眼鏡。金輝1979年出生於湖北黃岡麻城，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是家中老二。其父親也是一位建築設計師，供職於當地設計院，妹妹回憶，父親做設計師的工資並不高，但每次經過自己參與設計的建築，都會自豪地指給孩子們看。

中學時期，金輝的母親去世，金輝的父親在親戚的幫襯下，獨自照顧三個孩子。在父親的影響下，金輝1997年考上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技術學院後，順理成章選了建築工程專業。畢業後，他先在浙江義烏的一所設計院工作，2005年南下深圳，加入了一所民營設計院。

當時深圳正邁入全面擴展的快速城鎮化階段，大大小小的設計院如雨後春筍冒出來。2008年，金輝在深圳第一次跳槽，進入深圳華築工程設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築」），這也是當地最早取得甲級資質的民營設計院之一。金輝在華築的領導方連回憶，一開始，金輝技術水平一般，差點沒通過面試，入職之初被分配去做了許多和畫圖無關的「雜活」。

不過金輝不挑，不管是雜活，還是離職同事甩下來的疑難項目，他都願意接，還會主動想辦法提高效率，包括學習當時還比較前衛的設計方法CAD三維建模。但金輝不算是善於「職場周旋」的人，方連記得，當時有的審圖單位給的修改意見特別多，金輝會一遍遍改，很少嘗試和對方協調；被派了超額任務時，金輝也很少主動跟領導要人手，而是默默死扛。有一次為了按時完工，金輝甚至直接睡在公司，不分晝夜工作了兩三天，給方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職場上，金輝不爭不搶。方連說，「每年報獎項、發論文，很多下屬會來求我，能不能加個名字，他從來沒找過我。年終算產值的時候，也沒有和別人發生過衝突或爭執。」在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時候，許多設計師都有撈外快的機會。但金輝對此表現得「非常淡泊」，比如方連當時經常帶着下屬「接私活」，叫金輝參與，金輝會幫忙，但很少主動提錢。供應商找上門想給設計師回扣，金輝要麼拒絕，要麼不回應。那時方連就隱隱感覺到，金輝有一種格格不入的「剛直」。

一位與金輝合作過的工作人員也向本刊透露，近年來曾與金輝合作過一個項目，金輝負責校審，給了不少修改意見。該單位曾請求，能否「通融一下」，減少修改，並暗示可以給好處，金輝直接表示，「沒什麼好溝通的」。

這種性格顯然讓金輝吃了不少苦頭。方連認為，金輝在職期間，可能由於時間精力有限，一直沒考取一級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證書，所以職業晉升受限。直到過世前，金輝的簡歷上，獲獎項目也只有一個，排名比較靠後。

即便如此，伴隨着行業本身的高速發展，憑藉吃苦耐勞的勁頭，金輝還是從一名普通的繪圖員，逐漸升職為設計師、資深設計師，2015年在華築當上了結構專業第二負責人。也是在那兩三年，金輝結婚生子，有了一雙兒女，還在深圳郊區置換了面積更大的房子。妹妹記得，那時候的金輝意氣風發，顯得自信、灑脫、鬆弛。

跳槽

成為結構專業第二負責人三年後的2018年，金輝開始謀劃跳槽，意向單位是深總院環境院（以下簡稱「環境院」）結構專業的校審崗。

據方連和袁蕾回憶，金輝當時有多重考慮：一是年齡大了，希望找一個更穩定的地方，而深總院是國企，校審崗位也「只用看圖審圖，不用畫圖了」。另一方面，金輝也希望到更大的平台提高技術，況且環境院當時提供的薪資待遇更加豐厚，「年薪三十萬」「有一定的晉升機會」。

傾向穩定，或許是因為金輝已經感受到行業頹勢。2018年，超過50個城市相繼出台了涉限購、限貸、限售等措施，全國陸續發布調控政策超過400次，被公認為中國房地產史上調控最密集的一年。

但深總院雖是國企，卻非「穩定」的代名詞。作為標杆性的國家大型甲級設計院，深總院1995年就推出了「項目經理責任制」——各院所的第一負責人對團隊全權負責，獨立承接項目，自負盈虧，相當於建築設計行業的「包產到戶」。曾在環境院工作了十餘年的陳晨告訴本刊，全國許多設計院都進行了類似改革，但都不如深總院徹底，也因此，深總院的工作氛圍總體上顯得很「狼性」。陳晨表示，金輝所在的環境院，更是深總院規模最大的院所，「可以說是綜合實力最強的」，完成過深圳能源總部大廈、深交所、大運體育中心等標誌性建築。2018年金輝入職時，環境院的員工達到六百餘名，是成立以來的頂峰。

陸茂曾在深總院另一院所工作了十年，和環境院常打交道。他回憶，環境院以做超高層項目聞名，為了把控項目質量，「當時大部分設計院都沒有校審團隊，但環境院很早就成立了專門的校審組。」

環境院的騰飛是在2013年左右。陳晨回憶，當時恆大的許家印曾來深總院談合作，對環境院很有好感，並簽訂了長期戰略合作協議。此後，環境院開始源源不斷承接恆大遍布全國的項目，「北到黑龍江，南至海南島，還有南寧、成都、上海、重慶……」這些項目大多是民用住宅，名稱類似，設計千篇一律，為了快速出圖，設計師只需要按照甲方給的標準方案進行微調和修改。

陳晨說，一套完整的項目圖紙，正常出圖周期，一般在45-60天，但當時環境院可以把出圖周期縮減到25天。甚至，有時候甲方要求為現場施工快速出局部圖，兩三天也能出。正是為了配合恆大速度，陳晨和同事們經常熬夜畫圖，周末也很少休息。後來，參與過的幾十個恆大項目，陳晨幾乎叫不出一個名字，從中獲得的成就感也微乎其微。

出圖快，意味着審校也得快。多位採訪對象提到，環境院的結構專業校審組只有十人左右，但要審校所有項目的圖紙。袁蕾記得，在華築時，除了出圖節點期，金輝基本每晚八點左右能到家，周末也能休息，但跳槽到環境院後，幾乎天天加班，早時晚上九點到家，晚時要十一二點。那時候，袁蕾和孩子早吃過飯了，金輝就熱點飯一個人吃。

甚至回到家中，金輝也都泡在書房裡看圖審圖到深夜，與照看孩子的袁蕾交流變得越來越少。袁蕾說，就連坐在沙發上，金輝也常常在皺着眉頭髮消息，「唉，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少個群！」也正是到了環境院後，袁蕾發現，金輝到陽台抽煙的次數越來越頻繁，身體進入亞健康狀態，「內分泌有點失調，手肘上還長了個瘤子。」

特色薪酬制

作為曾在職十餘年的老員工，陳晨認為，以前的環境院算得上是一個「有人情味」的地方。「當時也有不少加班，但是大家都是苦中作樂的，加班到十點鐘，就會有人張羅着買水果，幾十人圍在會議室的桌前，邊吃邊聊天。」總工雖然要求嚴苛，但對有潛力的員工，會主動幫忙做職業規劃，也因此當時有很多骨幹成員，在總工的「口水洗禮」下，成長為獨當一面的人，有的跳槽後還在其他設計院當上了總工。

但行業從上升期進入低潮後，「狼性」的另一面開始顯露。這兩年，不少依然在環境院的前同事向陳晨吐槽，工作要求越來越高，項目卻越來越難做。曾在環境院短暫就職的一位員工告訴本刊，院裡如今真正能做的項目很少，銷售接到的需求大多是比稿或投標，她時常通宵做一個方案，第二天被甲方拿去做參考，相當於做了無用功，「這是現在行業內的現狀，活少人多。」

小麥2020年左右曾到環境院工作。他是深圳本地人，設計二代，來之前就知道環境院要求嚴苛，但還是被施工圖的質量打動，想去學習。他回憶，環境院在設計大廈的辦公室很大，每一間可以容納上百人，每排工位大約有10人，工位窄小，人頭密密麻麻。

他和金輝同在結構專業，「10點以前下班算早的，有同事為了一個項目，連續三個月凌晨三點下班，累到吐血。做到再晚，第二天也要正常時間上班，加班費則從來沒給過。」他還親耳聽見過總工罵副總工，「浙大怎麼培養出你這種廢物？」對於他們這些剛入門、經常犯錯的年輕人，領導還會說「給我把圖紙吃掉」。

小麥回憶，工作期間他每月只能收到兩千多元的深圳市最低工資。人力承諾，剩餘部分將以季度獎和年終獎的名義發放，但最後年終獎一拖再拖，不見蹤影。後來離開環境院，他也不敢提起仲裁，甚至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他很害怕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擔心被識別出來後，今後無法留在這一行，「職稱評審委員會就在設計大廈，樓下就是住建局，想為難你太簡單了。」

小麥提到的最低工資+獎金，是設計行業的特色薪酬制度。遲英是一家設計行業媒體的主理人，他告訴本刊，國內建築設計行業的薪資發放模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壓後發」，即每月只發極低的基本工資，其他薪資以季度獎、年終獎名義發放，或者壓到第二年，以月度績效的名義發放；第二種是「預支發」，即月薪中除了基本工資以外的部分，都是「公司預支給員工的」，如果年終項目無法回款，產值未達預期，員工反而還會「倒欠公司錢」。

在兩種發薪模式中，深總院各院所一般採用的是第一種，一位員工告訴本刊，她入職環境院之初，得到的口頭承諾年薪約為稅前8萬元，但實際每月發到手的只有近2600元，剩下只能等年底當「獎金」發。遲英表示，「設計行業的一個共識是，勞動合同上，通常只會寫一個極低的月基本工資，對於績效如何計算和發放，口頭談的薪資，絕不會落在合同紙上。」

易遨曾就職於華東某大型國企設計院，他對本刊分析，國內建築設計行業的薪酬制度，是高周轉之下的畸形產物，因為「甲方只需要你拿現成的東西改一改，流水線作業，快速出圖。」也因此，設計院的最重要的競爭力就是速度，以及出圖資質。

這種模式下，設計院變得弱勢，「價格被越壓越低，甲方不給錢，自己墊着錢也要上，甚至有些項目做完了，連合同都還沒簽，最後要不回款。」而無法回款的風險，則通過奇特的薪酬制度，轉嫁給了普通員工。

陸茂說，多年來設計師們普遍接受這種不平等的薪酬制度，是因為大家以前堅信，項目一定會回款，年終獎總會到來。而如今，根據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的十餘名設計師的反饋，行業欠薪、降薪現象已經變得非常普遍。

作為恆大曾經的戰略夥伴，環境院積壓了大量無法回款的項目。據多位採訪對象確認，2021年以來，環境院的員工規模從高峰期的600餘人「瘦身」至300餘人。小麥說，因為合同上只簽訂了極低的基本工資，公司可以隨意降薪，不發年終獎，所以員工們都是「自動」離開的，「目前還留在那裡的同事說，每個月都是靠花唄、借唄、微粒貸，借錢生活，等發獎金的時候，再把錢還了。」

袁蕾則是在金輝去世後，才知道公司給他承諾的薪酬，早就從30萬降到了25萬左右，只能剛好覆蓋每月兩萬元的家庭開支。更重要的是，她後來聽勞動監察大隊問起，「你知道你老公身上有多少個項目嗎？幾十個，而且很多都是恆大的，回不了款的。」

這些事情，金輝都選擇自己一個人扛下來，很少與家人分享。袁蕾回憶，金輝在環境院的五年間，「總是表現得很堅強」。極偶爾，他跟妻子提起不喜歡環境院，「這裡的人冷冰冰的，沒有什麼人情味。」還說領導經常說「要封殺某某」，讓人壓力很大，付出的時間與薪酬也遠不成正比。而在同事的印象中，金輝工作比較獨立，「脾氣溫和，不擺架子，但沒有和誰特別親近」。丈夫去世後，袁蕾則發現甚至找不到任何一個金輝同事的聯繫方式。

3月10日離職後，金輝一直沒找到新工作。袁蕾回憶，「他當時投簡歷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樣，一丁點回音都沒有，哪怕連個反饋都沒有。」金輝雖然沒有抱怨，但現在想起來，袁蕾覺得他受到的打擊是難以估量的，「他非常熱愛這個行業，即使是形勢不好，從來沒想過改行，有時在市里開車，路過坪山醫院，會高興地指給小孩看，『這就是爸爸參與建設的項目。』但現在，好像這二十三年都被否定了。」袁蕾常寬慰他，形勢不好，可以試試別的行業，但金輝聽了總是笑着嘆氣，「我真佩服你的這種心態。」

金輝墜樓前，正值暑假來臨，全家正計劃去港澳台旅行。為了辦理港澳通行證，7月3日，大家去照相館拍了新的一寸照，4日，金輝和孩子們一起刷牆，說要把家裡重新裝扮一下。袁蕾原本是景觀設計師，結婚後雖然辭了工作，但一直在兼職接私活，她原本打算，之後也出去找工作。她相信，整個家庭都很快會從失業的低落中慢慢走出。

金輝雖然表現得很鬆弛，但內心似乎在某個時刻悄悄塌陷了。短信記錄顯示，從6月起，為了被壓的年終獎，他罕見地至少懇求了公司財務3次以上，甚至和家人去照相的當天，金輝還給財務發了最後一條短信，「王工，實在沒辦法，我都給整抑鬱了，尾數不多，能否解決下啊」。那天，財務回復了他，說周末就會發一筆。

看上去，上公司討薪並無必要。此外，陳晨從仍在職的同事處得知，金輝墜樓當天，財務王某並不在設計大廈，而是在南山區的辦公室，事發後才匆匆趕來。

當天的監控視頻顯示，金輝在7月6日下午2點10分前後到達深總院所在的設計大廈，乘公共電梯到達大廈19層，隨即走出了監控範圍。根據警方推測，他後來通過消防電梯或消防樓梯進入21層，也就是環境院的辦公地點，並從21層樓梯間盡頭的一處窗戶墜樓。

根據家屬提供的照片，小麥認出，那個樓梯間是環境院吸煙的人平時愛聚集的地方。本刊則注意到，金輝墜下的窗戶，上半部分可滑動打開，下半部分高至成人肩膀，是固定的，這意味着，意外墜樓的可能性小。小麥表示，設計大廈的公共電梯可以直達21樓，但是要到達墜樓的樓梯間，還需要經過環境院辦公室門口一條長長的走廊，而金輝選擇的路線，剛好可以避開辦公室，直達樓梯間。

（文中除金輝外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