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这十年】之二: 中国公民社会从觉醒走向肃杀

自由亚洲电台
202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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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RFA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本《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曾宣告“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门槛”。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感受过些许自由气息的活动人士,用“一片肃杀”来形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氛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掌权这十年间,究竟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做了些什么?

“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是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不过10多年光景,这句写在2009年初、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中的“中国自豪”,仿佛已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公民社会止于雏形,就像《蓝皮书》迄今没有发布第二版一样,令人唏嘘。

主编此书的这家机构,已经易名为“北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从公民社会变成社会治理,尽管“二字之差”,但一个强调“公民”,另一个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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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709案最后一人”称号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来说,“官说了才算”的社会不但没有“公民”存在,为法轮功学员等弱势“公民群体”代言的他,还成了“国家敌人”。

他告诉记者,公民社会被北京当局视为“眼中钉”,但它恰恰是个“稳定器”。

“如果公民社会发展不起来的话,整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失衡,一些极端的社会案件会层出不穷地爆发。中国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各种组织的压迫,没有独立的民间组织相互支撑,个体承受的压力会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0年才出狱。

倡导型组织几乎绝迹

21世纪伊始,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了世贸组织,似乎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随后几年间,中国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

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不少以政策为导向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想为一些问题建言献策,2007年成立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简称“传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传知行“致力于调查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课题包括公民参与、转型经验、行业管制改革等等。这家机构的创办人郭玉闪曾帮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逃,还曾参与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邓玉娇刺官案”等维权活动,传知行也很快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

传知行的前员工、旅美活动人士杨子立回忆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们此前的一些活动空间很快就消失殆尽。

“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很快就受到了打压。传知行在被取缔前,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原来我们每周都会举办一场讲座,当局起初不允许我们请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谈论敏感的议题,后来干脆不允许办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原因是他们符合民办非企业的定义,却没有向当局注册。郭玉闪表示,这家研究所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属于民政管辖的范围,但无济于事。

随后几年间,帮助乡村学校兴建图书馆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机构相继被取缔。

曾在传知行和立人乡村图书馆衍生出的“立人大学”任职过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堃对本台表示,这些机构被取缔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有鲜明的立场,不像其他一些组织把有些话“藏着掖着”。他指出,传知行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可能已经绝迹了。

“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传知行、立人大学这样的组织,它们全都被消灭掉了。这些组织的员工,要么跑到了国外,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就没有办法再为这些事情发声了。”

与公民社会为敌 政府扶植特定“社会组织”

总部设在南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亚太部研究员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过书面形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过去六年间,他们一直在监测中国的公民活动空间,中国年年都被列为等级最低的“封闭”(closed)国家。

本尼迪克特写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急剧收缩,活动人士需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当局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让非政府组织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几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导型非政府组织都在政府的压力下停运。”他还补充说,“中国有几十万个已登记的社会组织,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赞助的服务型组织。”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约为90万个,较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时的2013年一季度的50万个几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美国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学助理教授普兰坦(Elizabeth Plantan)就对记者说,在她关注的环保领域,中国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近年来反而变大了,这可能与当局意识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势必会危及政权稳定有关。

“对于环保领域的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来说,无论是在地方、区域还是全国范围内来讲,他们仍然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做些事,特别是在环境公益诉讼、提升政府在环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过官方智库与国家行为者合作等方面。”

习治下“七不讲” 公民社会不要讲

但普兰坦强调,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反感是有迹可循的。她举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发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9号文件》,提出了“七不讲”,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宣称公民社会就是要制造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北京当局近些年对公民社会的围剿,大幅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

“目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原子化’了,就是说在一个极权(totalitarian)政体下,人们都被打散了,他们只能依靠家人之间的互助,但人与人之间难以联结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莲告诉记者。

维权律师的寒冬

像王全璋这样的中国维权律师可能对这一点再熟悉不过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国警方在全国各地约谈、传唤、拘留或逮捕了几百名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因此被外界称作“709大抓捕”事件。

据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间,有29名中国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被剥夺执业权;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间,有至少42名律师因此被剥夺执业权。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五年,加速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在数字上,他在第二个任期赶超了江泽民加上胡锦涛时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个任期的总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彻底改变了维权律师群体的命运。

“‘709大抓捕’是当局对公民维权、对人权律师打压的又一个小高峰。自那以后,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群体的活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和压缩。”

在人道中国、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上个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线上活动中,曾代理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说,自2018年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她在转所过程中遇到当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难,最终她的律师执照在2020年被吊销。她还表示,她此后仍在以公民身份坚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美国国务院去年授予王宇“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在颁奖典礼当天,她却与外界失联。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当时对本台透露,当局为了不让王宇出席网络颁奖仪式或接受采访,计划把她带到武汉“旅游”。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维艰”四个字,向记者形容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处境。

同为“709案”当事人的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被全面压缩。

“我觉得公民社会所处的环境显然变得非常恶劣了。不仅仅是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就连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士都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

端点星被“端”了 网络审查变本加厉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各地暴发。《纽约时报》后来报道,早在2019年底,武汉的多家医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却听从地方官员的指示,隐瞒相关病例,导致全国的防疫工作出现延误。

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后,不少中国人对于传染性疾病有种莫名的恐惧。新一轮疫情来袭后,人们在官方消息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希望避开网络审查,接触到更为客观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于备份在中国社媒平台上被删文章的端点星计划(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场。起初,这个在开源代码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网站收录了中国“米兔”运动(#MeToo)、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点星备份了上百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却在三个月后戛然而止。当局逮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和蔡伟,并在去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上文提到的活动人士陈堃就是陈玫的哥哥。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借着疫情的名义,对社会的控制变本加厉,很多人反而还支持这种控制。”

疫情激发公民权利意识

疫情暴发至今,中国一直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严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开始放缓的经济增长。官方数据显示,经济总量多年来位居全国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不及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5.7%。毫无疑问,这与上海“封城”长达两个多月有关。

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报道,上海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灾害,包括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基础病患者无法及时就诊、儿童感染者与家长被强行分开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座25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出现如此重大的人道灾难,让他们难以置信。

前仆后继的“冲塔者” 季孝龙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发布《公民请命书》、呼吁政府暂停“清零”政策的浦东新区居民季孝龙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他曾因发起在公共场所写下反共标语的“厕所革命”入狱三年半。几个月以来,他因持续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多次被警方传唤,9月27日,季孝龙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带走快一个月之际,才收到《逮捕通知书》。他这次被抓捕,距离上次出狱才7个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龙告诉记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抗争,这些人为当地公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指出,在一个专制国家,公民社会必定处在风口浪尖。

“公民社会需要不断有人去‘冲塔’、不断有人挑战专政,让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众妥协。只有这样,公民社会才有成长的空间。”

在建构公民社会的路上,季孝龙的身体力行换来的是官方打压,但8月初,得到当局大力支持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邀请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等400多名代表与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当时说的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汇聚民间力量,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在一个连“公民社会”这几个字都不能讲的国家、在一个公民逐渐失去彼此联系的社会,季孝龙展现“民间力量”后遭受的待遇,还会有谁愿与中国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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