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严氏扬帮装池三代人的故事

王亚法
2024-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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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臻盛修复“寿”的前后

从“集成斋”到“集盛斋” ——严氏扬帮装池三代人的故事

 前   言

 世人对画家和书法家的作品,多加推崇,然而却忽视其作品之所以流传,少不了裱画匠的功勋。中国历来把画师称为“家”,而裱画师则只能称为“匠”,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重儒家轻工匠”的不公,西画有“画之无框如将军之赤膊”之说,以此类推,国画倘无装裱,其形骸和西画之赤膊有何异哉?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扬帮裱画大师严桂荣、严银龙、严臻盛三代人的故事。

 “集成斋”创始人严桂荣

 三十馀年前,笔者由老领导上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严桂荣,听他讲述扬帮装裱的起源,裱画界历来有“京帮”、“广帮”、“苏帮”和“扬帮”之分,“京帮”大抵干的是是干宫中活,以奢华为主;“广帮”擅长红白喜事的装裱,而文人画则以“苏帮”和“扬帮”的为主。苏帮占地理优势,明清两朝以来,因苏州附近的画家众星灿烂,裱画师不愁没活干,逐渐出现以擅长裱新画的行业;而扬州的画家不及苏州多,“扬帮”的裱画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只得自己找米下锅,于是出现了以修补旧画为主的“扬帮”,“扬帮”特色多,能挖款、补残,甚至有做假画的绝活,在技术上反而胜过了苏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犹如历史上洛阳的盗墓贼,为了谋生,他们发明了洛阳铲,另有绝技,虽有些不齿,但为官府的专家所不及,平心静气说,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另类,历史少不了这一章。

严桂荣
作者与严桂荣(右)合影

严桂荣十四岁拜扬帮裱画大师潘德华为师,就此从事裱画行业七十馀年,其高技和荣誉,被“百度”赞之为“上海国宝级古画裱画大师”。在他七十馀年的裱画行业里,几乎结识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画家,且不说他帮吴湖帆修补过许多吴大征收藏的国宝、也不说他和收藏家钱镜塘的私交,光说一件他受谢稚柳所托,修补“岳阳楼图”的故事,就足够精彩。

文革刚结束,谢稚柳拿了两张破残不堪,明朝画家的“岳阳楼图”和“黄鹤楼图”,交给严桂荣说:“老严啊,这两张图只有你能修复了,当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政府需要修复黄鹤楼和岳阳楼时,就靠这些资料了。”严桂荣不负重托,将两张旧画修复如初。果然十几年后,“岳阳楼”和“黄鹤楼”,这两张图起了关键性的参考作用。

严桂荣
严桂荣

严桂荣曾跟我说,他四十年代帮张大千装裱过石涛,是否真迹,他没加说明,只说五十年代张大千逗留香港时,听说大陆的画坛清淡,裱画行没有生意,要他去香港跟他裱画。我采访他时,他用纯正的镇江话说:“当时我有一大家人子要吃饭,老太婆不让我走。”

他曾给我讲过一件张大千的轶事,饶有趣味,我随手记来。当年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子住在马当路西成里,严桂荣常去取画,一次,看见张大千拿著一张菜单,正在发愁,原来他今天要请客,还有几位学生来吃饭,而买菜的厨师病了。那时严桂荣年少机灵,接过单子,二话没说就去帮著菜场买菜。那天张大千亲自上灶,留下严桂荣饱尝了一顿美味。

严桂荣手艺绝,脾气绝,做人也倔,文革时,造反派知道他和名画家交游深广,藏品浩多,于是要他戴罪立功,揭发别人。他信奉做人不能不讲义气,即使大难临头,也不能出卖朋友,在高压下,他守口如瓶,既保护了朋友,又保住了自己的气节。他和赖少其是至交,赖少其受磨难时,把女儿托孤给他,他两家在逆境中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严桂荣长期从事裱画修复事业,最著名的,是他成功地修复了唐摹王羲之的墨宝《上虞帖》、北宋名画《柳燕图》、五代徐熙《雪竹图》、北宋董源《山水图》等国家珍贵文物三百余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携子严银龙赴北京,为人民大会堂得上海厅装裱谢稚柳、唐云、陆俨少、王个簃等名人画作,以纸裱取代布裱的方法,博得北京裱画同行的嘉誉。 

上世纪七十年代,谢稚柳发现王羲之《上虞帖》的唐代摹本,曾有宋微宗“内合同印”的印钤,可惜时代久远,仅见两处黑斑,谢老找严桂荣商量解决办法,严桂荣认为黑斑可用火攻法处置。著手修复时,严老在古帖上仔细盖上一层厚纸,再浇上秘制的液水,划上火柴,顿时蓝焰升腾,随著火焰熄灭,顷刻间“内合同印”四字跃然纸上,观者莫不叹为奇观。

“火攻”是严桂荣的绝技,“水淹”也是他的绝招。一九七八年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宋画《柳雁图》,由于年代久远,色彩暗淡,霉点斑斑。故宫博物院无法处理,只好找严桂荣北上解决。严桂荣反复沉思,决定用“水淹法”攻克,他叫助手抬来二十桶开水,十来条干净毛巾,在画面上覆盖几层纸和毛巾后,淋上自己调制的药水,让开水缓缓冲刷,眼见清水下去,黄水淌出,数日后霉斑尽消,色彩突现,观者无不称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曾播出严桂荣带领儿子严银龙,重复“火烧”和“水攻”的绝技节目,曾轰动书画界,可惜此片在网上不曾找得,否则可以附在文后,让读者饱飨耳目。

严桂荣抢救修补的古代字画的故事太多了,不是笔者拙键所能。

严桂荣先生于二〇一一年仙逝,此乃裱画界之一大损失,欣慰的是他的衣钵后继有人——“集成斋”的第二代传人严银龙。

 后起之秀严银龙

 我与严银龙认识近半个世纪,比认识他老爸早。早年我几次请他牵线采访他老爸。他说:“老头子架子大,我介绍你去力道不足,要摆架子的,你和王馆长熟,你叫王馆长介绍,他力道比我足。”

王国忠先生是我少儿社的老社长,后来升任出版局长,江泽民党市长时调去上海文史馆任馆长,我请他介绍,当然是会赏面子的。

果然有了王国忠馆长的介绍,我和老先生成了忘年交。

严银龙继承父业,颇有父风,鉴定古画,目光犀利,但为人低调,从不在拍卖场出入,但冷眼旁观,颇有见地。他屡次跟我谈起书画拍卖的现状,他说改革开放后,书画热兴起,但不少大佬,用上海坊间话说叫“阿五卵冒充金刚钻”,把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等现代画家的作品抬到天价,我不是说这些名家的作品不好,我只是说,举牌者大多是钱多人傻,不懂历史,知识浅薄,只知道这些近现代人名,不知中国画历史,浩浩长河,宋元明清,佳作泱泱,经过历代战乱,文革劫难,所存无几,幸存下的才是不可再生的瑰宝,偏偏在拍卖时屡遭冷落……我闻之,叹曰:“高哉,只有见多识广的裱画世家子弟才会有此见识。”

近年来画坛新人辈出,个别野狐禅者,动辄以某大师门下嫡传自居,其实他们连当年大师们的门槛高低都不知,却大声吹嘘。

却说上海玩字画圈内的,六七十岁的人群中,和上海画坛老一辈大师交结最广的,非严银龙莫属。他从小在父亲膝下,耳濡目染,获得一手真传,稍长,又受父亲之命,穿梭大师家中,接送字画,认识了不少名家,有件轶事,可堪美谈。

严银龙初出茅庐,经朋友介绍,为胡若思裱了几张画,画裱罢,送到胡若思家中,胡反复检视后问:“这是你装裱的吗?”

严答:“是的。”

胡若思赞赏道:“小伙子有出息,裱得好,你是跟谁学的?”

严答:“跟爸爸学的。”

胡若思问:“你爸爸是谁?”

严答:“严桂荣。”

胡若思听罢,顿时脸绽笑容道:“哦,怪不得,我一看就知道,是扬帮风格。我哥哥老早就是开“青莲阁”裱画行的,也是扬帮。”

在他谈到胡若思和张大千的师生关系时,胡若思自信道:“张大千有啥了不起,我可以跟他画得一模一样……”

笔者聼过好几位大风堂同辈门人说,胡若思天资聪明,手笔不凡,可惜年轻时急功好利,一念之差,误听谣传,趁张大千在北京被日本人扣押时,在上海造了一批假画,开了一次“张大千遗作展览”,就此触怒老师,得不到张大千的原谅,被逐出大风堂门外。据传,曹大铁曾为其在老师面前说项,被张大千怒斥:“你再帮他说话,连你也逐出门去。”我亲闻大风堂早期门生慕凌飞世伯说,一次他在李秋君的欧湘看老师作画,门阍拿了一张名片进来,告曰:“张先生,有位客人说是你的门生,欲求见。”大千接过名片,慕凌飞看到名片上是胡若思的名字。张大千退还名片说:“我没有这个学生。”

据说胡若思改革开放后去了加拿大,他的儿子是学篆刻的,很有功底,传说前些年海外回归的张大千赝品,皆出于该处……当然这是笔者的题外话了。以后严银龙和胡若思成了忘年交。年轻朋友们听我说起采访老一辈大师,聼謦欬,受教益的故事,无不羡慕我生得逢时,有福气,其实我和严银龙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严银龙凭著家传的好手艺,进入体制内,为国家做国礼,为政府布礼堂,他的手艺几乎博得上海所有老一辈画家的肯首,结下了忘年交的友谊。评职称那年,他拿了谢稚柳、唐云等画家的推荐信给职称评定小组,后评上了“文博副研究员”和“高级工艺美术史”的职称。

严银龙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机管局工作三十六年,布置了无数个大型会场,历届领导出国访问赠送的国画礼品,均出自他的装裱,二零〇一年,亚太经合组织的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组织决定用现代名家的篆刻印章做一批手卷,作为赠送各国到会的元首,这任务也落实到了严银龙身上。因时间紧迫,他日以继夜,赶制出一批精美的手卷。后作为国礼赠予与会各国领导人,受到各方赞誉。

几十年来严银龙裱过的新旧古画,多如恒沙,认识藏家无数,但他讲究职业道德,重于操守,从不透露藏家隐私。他私下曾告诉我,拍卖场中有不少千万级的名家字画,是他装裱的,但从不提藏家,只是点到为止。

据我所知严银龙为朋友修复了不少有难度的古画,连一向持才傲物的严桂荣也曾对谢稚柳说:“我几个儿子中,老二(银龙在家排行)的生(干)活最好!”

我深谙银龙兄的脾气和习性。他和父亲一样,有本事,有脾气,但做人低调,不喜欢声张,他继承父亲的真传,能做绝活,可惜没有他父亲修复许多历代名作的机会,这是机缘,没有历史条件,不是他不能为之,这也是我多年来想写他,举笔维艰的困惑。

严银龙
四十年前作者与严银龙(右)

 

严银龙
四十年后作者与严银龙(左)

    “集盛斋”老树展新枝

 二〇二二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严银龙父子,拍摄《非凡匠人》节目,严银龙带著儿子严臻盛出镜,重现当年严桂荣带领严银龙,父子双双在上海电视台出镜的风采。时光推进,不过这次出镜的是严银龙和儿子严臻盛——

“集成斋”的第三代新人出场了。

严臻盛是严桂荣的宠孙,自小跟随在爷爷和父亲膝下,耳濡目染,心领意会,爱上了装裱技艺。他大学毕业后,按理可以找一份优裕的白领工作,但不舍得百年的家族手艺在他这一代失传,有志继承祖业。

严臻盛
严臻盛工作图

严臻盛在读大学时,就把自己的志向告诉了爷爷。严桂荣听后十分高兴,说:“我的装池叫‘集成斋’,意思是集天下装裱技艺之大成,修复祖宗留下的残破古画,得以传承,我给你的装池取个名字叫‘集盛斋’,一则希望你把扬帮装裱事业兴盛起来;二则你的名字中有个‘盛’字……”

严桂荣在“火攻”和“水淹”法中所用的药水,乃独家配制,从不透露。学生问及,总是打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次他把一箱子泛黄的旧纸和破残绫绢,交给孙子说:“这是我研究一辈子的‘火攻’、‘水淹’法,和识别历代纸张和绫边的知识,原本我这些东西要传给你爸爸的,他裱新画本事比我大,不买我账,他认为现在科学进步,老传统不行,他受那个时代的教育,轻视老传统。你们这代生逢盛世,老传统复活了,你拿回去仔细琢磨,不懂就来问我,这是我们严家的看家绝技,不得外传。”

严臻盛回家把东西给父亲看。严银龙看罢惊讶道:“老爷子都给你啦,我们这代人,时逢破四旧,扬帮裱画没有用途,你生逢盛世,好好继承这套看家本领。”

一九〇八年,严臻盛在爷爷严桂荣和父亲严银龙的的张罗下,“集盛斋”裱池开张了,那时严桂荣虽然年高米寿,体力不支,但尽力出谋划策,倾其一生技艺,传承给孙子。开张前,严桂荣拿出一张早就请谢稚柳先生题好“集盛斋”堂号镜片,银龙父子见了都不由惊讶。银龙问:“谢老谢世多年,你哪来的题词?”

严桂荣道:“臻盛跟我学裱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将来会接我班,那时谢老年高,为防不测,我请他预先题好,以备后用。”

说到这里,笔者又要插科,严桂荣不但手艺绝,对事物的判断也很绝,有理财眼光。本世纪初我去拜望他,他曾跟我说,这次国家改革开放,是百年难逢的好机会,你有能力可以多买些房子,今后会涨价的。他懂得理财,所以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只有几十元工资的时候,他在“文史馆”裱画班带徒弟的时,已经是软中华香烟扔在桌上,请大家随便抽了。

回头还说严家第三代“集盛斋”的故事。

去年我回国,银龙和小邹夫妇宴请我,特地把儿子也叫来作陪。我记忆中满脸稚气的小朋友,记得第一次回国时,曾送给他一辆玩具遥控汽车,一忽眼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装裱专家了,跟他聊起画坛的掌故时,他从历代画家的风格到各个朝代装裱的特点,各种绫绢纸张的搭配,说得头头是道……聼小伙子娓娓道来,我眼前晃动的红酒杯里,彷佛幻现出一棵老树,在它苍老的枝干上,长出一干新枝,我轻轻放下酒杯,发出一声“后生可畏”的感叹。

严臻盛的“集盛斋”,已经开张十六年了,他手下修复的作品不计其数,我问他干这一行的成就感时。他说,干活时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当完成一件作品,受到别人赞扬时,我则是如释重负,庆幸自己没有出错,可见他工作时的认真。在谈到装裱行业的前途时,他有些悲观,认为学这门手艺的难度很高,人材的培养周期长,且由于现代建筑和古代建筑的迥异,中堂式的大件和轴杆式的装裱已不适用,他正在探索适合现代居所的装裱款式……

严氏家族三代的扬帮裱画,在技术上对现代装裱事业的贡献为:第一代严桂荣,他修复的古字画,都是以水墨和中国画颜料为主,他有手艺,但缺少理论;到了第二代严银龙,由于油质颜料的应用,给传统裱画带来新的挑战,他苦心攻克,终于在修复赖少其纪念馆的几十幅版画中获得成功;到了第三代严臻盛一代,他受过系统教育,有文化能总结理论。我坚信近百年的严氏扬帮装池,一定会发扬广大。

敲键至此,笔者突然想起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他们世代相传,有些行业还出现十几代人专做一件事,最著名的“月山家族”是大阪的一个制刀世家,祖孙六代不断雄霸制刀界,拥有“人间国宝”的美誉;在神户有个冈野河野的家族,几百年来,家族中的每一代人,一生中只专注做好一件事——修补很脏很破烂的旧书。据说这样的工匠家族,在日本有数百家之多, 两相对比,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国人沉思。

行文至此,作为老伯伯的我要多一句话,严臻盛年过三十,脾气温和,手艺卓越,外表俊秀,但整天埋头工作,无暇考虑婚事,让银龙夫妇十分著急,希望有热心人,多加关注,帮他找一个贤内助,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后  记

 这是篇我近年来最难落笔的文章,因为我和银龙兄相交近半个世纪,太熟悉他们家了。用我熟知的故事说,张大千一生画人物无数,我见过他绘制的人像,有成都“贲园”主人严独峰:和曹逸如世伯的先君,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朋友和学生的父亲;他画的仕女有张目寒的太太紫娣、李顺华的太太蒋雪梅,都是朋友和学生的亲人,不是他的亲近之人。他没有画自己最亲近的母亲曾太夫人、二哥张善子,也没有画爱妻徐雯波……晚年时,他的好友侯北人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最熟悉的人最难画。

是啊,最熟悉的人最难画,最熟悉的人最难写。

噫嘻,写得不好,就算我文责自负吧!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于食薇斋北窗冬日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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