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是西方的万圣节，但在节日到来之前的上个周末，有中国“魔都”之称的上海街头，不少青年人以特色鲜明的各种人物或鬼魅扮相现身。其中，不少扮相直指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引发舆论关注。中国民众的这些扮相反映出当代青年人什么样的心态呢？
面颊凹陷的“乙方”、穿着红衣的鬼新娘、质问观众“哪里贵了”的“李佳琦”、还有手拿巨型棉签的“大白”等等，这些“人”意想不到地齐聚在上海夜晚的街头。但在他们周围没有凄凄惨惨戚戚，更多是欢笑与放肆。
综合凤凰网等媒体以及社媒的消息，上海街头自发庆祝万圣节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延中绿地、巨鹿路、成都南路等地段，又主要发生在10月30日晚。
政治表达
万圣节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每到10月31日晚，人们会穿上灵异或魔鬼服装，戴上面具，小孩会挨家挨户去讨要糖果。人们现在早已不再着重于恐怖气氛，而主要是搞怪和作变装表演。
上海是从哪一年开始庆祝万圣节这种西方节日的，上海本地人都未必说得清楚。但今年上海的万圣节活动在社媒上引发的关注，显然包含着很多反映当下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元素。
在网络防火墙之外的社媒X平台上，用中文搜索“万圣节”词条，出现在搜索结果顶部的照片和视频中的形象除了“李佳琦”和“大白”之外，还有拍摄《战狼》的吴京，台湾总统蔡英文，小熊维尼，浑身上下贴满白纸的女青年，以及头顶监控器模型的男青年等等。
10月31日晚，刚刚与朋友在上海新天地聚会回来的当地人“齐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在街上倒是没有看到多少有政治性的人物扮相，但他理解这些扮相，“在我看来就是，即便在政治高压下，民智也开了。有些人就是通过这种角色扮演（Cosplay）来做一些政治表达。”齐奥出于安全考虑，以化名接受采访。
在社媒上流传的近几日上海万圣节图片中，并没有任何具有直接政治批判性的言辞，但类似“大白”或“小熊维尼”等形象一出现，读者大都能直接解读出其中包含的政治反对意味。
齐奥分析说，“这些本来就是愿意表达的人，现在借万圣节来作政治表达，在不触犯当局底线的前提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中国，这种人一直都是存在的。”他认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流传的相关视频中，可以看到有一些身着大白服饰的人，以及身着皇帝变装的人被警方带离活动现场。但目前尚不清楚，警方这种做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膜蛤文化的延续
身在杭州的葛平也注意到上海庆祝万圣节的活动。他出于安全考虑以化名接受采访。葛平说，万圣节期间，杭州在一些酒吧里也有变装的活动，但街头上显得很冷清。他指出，杭州地域性较强，全国性大学只有浙江大学和中国美院，这里的人不怎么谈政治，所以就搞搞带货和直播；上海则不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啊，无论读书还是就业的；上海外地人很多，年轻人多。”
葛平认为，上海万圣节出现这些带有政治意味的变装，实际是有中国自身的政治文化，“这是政治解构，类似膜蛤文化。……这实际是江泽民时期的一些东西，这个火了十多年了。”
所谓膜蛤文化，是对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进行模仿恶搞的网络迷因，因为江泽民常戴一副镜框较大的眼镜，而把他的长相比拟为蛤蟆。本次万圣节虽然没有出现直接对习近平的恶搞，但有对他治下中国民间反感的一些人物或做法的恶搞，包括“大白”、“吴京”等人。
葛平说，“膜蛤就是对当前执政者不满啊，就是政治解构。大陆太紧张了，台湾是政治人物都上脱口秀，大陆就靠这种来解构。因为疫情大家都感受到了压力，所以会流行，我认为就是一种延续。”
最近流传的万圣节图片和视频中屡次出现“大白”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去年上海封城以及全国性的清零封控措施给民众留下的长久影响。
去年5月上海封控期间，从上海远赴美国的Emily认为，上海万圣节期间出现的这些变装是人们当下内心压抑的抒发，“虽然疫情解封了，但是整个社会大方向，各个方面，不管是言论自由、政治氛围，还是经济氛围，还有就是老百姓的民生等，都没有变得更好。”
她说，上海人有这样的表达与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他们中不少人有海外的生活经历，“我觉得但凡接受过一定海外教育的，或者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或体会过一个正常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回到上海肯定是不习惯的。”
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Emily在上海还有不少朋友，但她所在圈层的朋友中，愿意表达不满的人还是为数很少，“这还是一个小比例的人群，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看不见，还是看不懂，我身边的人大部分还是更愿意说中国的好。也可能是他们别无选择吧，他们一定要回到中国。”
Emily说，她所熟知的这些人在国内家庭条件都比较优越，即使是中国经济下行，他们回到国内一线城市依然能生活得无忧无虑，而对于社会问题他们可能也不太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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