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来临是检验水利专家的机会，火灾是检验消防能力的时候，疫情则检测社会综合动员能力和医学专家、防疫专家的应急、解释能力。
武汉疫情时，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又来历不明，打了个医学、防疫专家个措手不及，但高福、管轶、张文宏还是竭力稳住了阵脚。病毒的发展和变异考验着专家的能力，这是专业对口的事。但从去年疫情开始，病毒的社会效应又检验着文人的良知，仿佛新冠病毒不仅是肺炎，还是有关心脏的良心症状。好像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不仅在于聂荣臻杨成武的指挥部署，还取决于《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写得是否精彩似的。
在忍不住喊疼成为奢侈品的地方，文人的发声真成了检测疫情的一项指标了。于是，武汉封城期间的《方方日记》就成了医学观察之外的疫情社会学记录。疫情封城不单纯是个医学问题，不仅仅有病毒传播线路的记录，也得有社会情绪的起伏曲线的记载。有关部门对前者倒是有科学态度，但对后者却很艺术：忍着点儿！喊疼不怕丢人呀？在对前者找不到特效药时，对后者却下狼虎药。
所以，西安这波疫情时，网民弄不清楚患者被隔离后怎么治疗的，却想看明白封城中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与方方有同等地位的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就被期待着交作业，看他的“日记”怎么写。由于方方的表率作用，哪个地方若被封城，当地的作协主席反而成了大家期待和挤兑的目标，这也算是疫情的次生灾害吧？那么多人恨方方是有道理的。
其实，熟悉贾平凹的网友对他敢写“日记”不抱指望，只是起哄挤兑，把疫情封城写日记当做是检测省主席及市主席作协主席们“狗嘴里能否吐出象牙”的巴甫洛夫实验而已。西安作家张开嘴，看谁能吐出象牙来。
贾平凹写过“日记”，三十年前的《废都》就记载了“庄之蝶”睡文学女青年唐婉儿、保姆柳月的“日记”。曾经沧海难为水，挤兑贾老师再写“日记”，有点儿强人所难了。面对西安当地的疫情这么鲜活的题材，网友们都劝贾主席“来一口呗”，贾主席搔头弄姿：怕上头！
作家有创作自由，现在居然被个“日记”难为得里外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啊！
这事怨不得网民，因为我们的教育把作家地位捧得太高。苏俄的十月革命是列宁操作成功的，为了强调革命的必然性，就把文学家高尔基推为预言者，一篇《海燕》就成了革命必然性的预言，“海燕狂飞蛇过道，暴雨不久就来到”。作家本来就是个写字人，以笔谋生的手工业者，在左翼谱系里却被委以重任，被当做大变革、大灾变的前兆圈养起来了。职责重，压力就大，过去每次运动都先从作家开刀，好像是地震前先把有预警能力的动物干掉，防止“老鼠上树”“蛤蟆乱叫”的报警。被捧成巫师了，既享受巫师的供奉，也得接受“猎巫”的风险。只有社会主义阵营里作家能一篇小说撼天下，一篇“日记”惊社稷，作家命运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是有特定因缘的。
作家因为这项莫须有的功能被重视，也因此被迫害。其实，作家没有特异功能，顶多“春江水暖鸭先知”，先知能力与鸭相当而已。
西方国家就有点马大哈，不把作家供着，也不把作家踩着，连个作家协会都是纯民办的，像个互助组，照顾活不下去的作家，名作家都不屑于入会。
社会市场转型以来，作家的待遇和风险同时降低了，但官方对作家的“巫术”功能一直残留习惯性警惕，生怕“利用小说反啥啥”，读者也保留了对作家的习惯性期待，希望他们一文风行觉天下，为苍生请命。读者不知道，现在圈养的作家都是从东家手里拿项目，作品已沦为中标得奖的标书，为民请命是传说，向领导“请命令”接任务倒是常有的事儿。现在作家这个行当既不值得警惕也用不着期待了，是跟修鞋修伞的差不多的手艺人了，大部分作家除了手艺差之外还别的毛病多。
贾平凹这次张嘴说了几句八面玲珑的客套话，不配合巴甫洛夫试验。没承想西安市作协主席吴克敬一不留神吐出颗虎牙来，他骂封城期间那个要卫生巾的女人“矫情，小姐做派”，尽管该女子已经敲锣道歉，谴责自己没忍住大姨妈，但吴作家仍然不放过她，以大姨父的威严谆谆教诲：流血事小，失节事大。好像他天天在行经分洪似的，虎牙碎了一地。据说这货曾经中标得过“鲁迅文学奖”，鲁迅可被黑惨喽。
西安前媒体人江雪写了篇《长安十日》，让读者感到了封城期间众生的温度与女性作者的温情。武汉的方方和西安的江雪都是女性，好像新冠病毒不适合让阳性男作家来写，女性更能促使社会病毒转阴吧。
所以，贾平凹不回应挤兑，怕一张嘴把事儿说成了“阳性”，坚决不写封城“日记”让网民做巴甫洛夫式吐象牙试验。显示了省作协主席级作家的定力。
三流作家吴克敬就不成熟，一开口骂女人要卫生巾矫情，就全身呈病毒阳性症状，被网民铺天盖地甩来的卫生巾，活活塑成了一个“巾国英雄”造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千千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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