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災來臨是檢驗水利專家的機會，火災是檢驗消防能力的時候，疫情則檢測社會綜合動員能力和醫學專家、防疫專家的應急、解釋能力。
武漢疫情時，新冠病毒來勢洶洶又來歷不明，打了個醫學、防疫專家個措手不及，但高福、管軼、張文宏還是竭力穩住了陣腳。病毒的發展和變異考驗着專家的能力，這是專業對口的事。但從去年疫情開始，病毒的社會效應又檢驗着文人的良知，仿佛新冠病毒不僅是肺炎，還是有關心臟的良心症狀。好像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蓬勃發展不僅在於聶榮臻楊成武的指揮部署，還取決於《敵後武工隊》《小兵張嘎》寫得是否精彩似的。
在忍不住喊疼成為奢侈品的地方，文人的發聲真成了檢測疫情的一項指標了。於是，武漢封城期間的《方方日記》就成了醫學觀察之外的疫情社會學記錄。疫情封城不單純是個醫學問題，不僅僅有病毒傳播線路的記錄，也得有社會情緒的起伏曲線的記載。有關部門對前者倒是有科學態度，但對後者卻很藝術：忍着點兒！喊疼不怕丟人呀？在對前者找不到特效藥時，對後者卻下狼虎藥。
所以，西安這波疫情時，網民弄不清楚患者被隔離後怎麼治療的，卻想看明白封城中的人們是怎麼生活的。與方方有同等地位的陝西省作協主席賈平凹，就被期待着交作業，看他的「日記」怎麼寫。由於方方的表率作用，哪個地方若被封城，當地的作協主席反而成了大家期待和擠兌的目標，這也算是疫情的次生災害吧？那麼多人恨方方是有道理的。
其實，熟悉賈平凹的網友對他敢寫「日記」不抱指望，只是起鬨擠兌，把疫情封城寫日記當做是檢測省主席及市主席作協主席們「狗嘴裡能否吐出象牙」的巴甫洛夫實驗而已。西安作家張開嘴，看誰能吐出象牙來。
賈平凹寫過「日記」，三十年前的《廢都》就記載了「莊之蝶」睡文學女青年唐婉兒、保姆柳月的「日記」。曾經滄海難為水，擠兌賈老師再寫「日記」，有點兒強人所難了。面對西安當地的疫情這麼鮮活的題材，網友們都勸賈主席「來一口唄」，賈主席搔頭弄姿：怕上頭！
作家有創作自由，現在居然被個「日記」難為得里外不是人，這叫什麼事啊！
這事怨不得網民，因為我們的教育把作家地位捧得太高。蘇俄的十月革命是列寧操作成功的，為了強調革命的必然性，就把文學家高爾基推為預言者，一篇《海燕》就成了革命必然性的預言，「海燕狂飛蛇過道，暴雨不久就來到」。作家本來就是個寫字人，以筆謀生的手工業者，在左翼譜系裡卻被委以重任，被當做大變革、大災變的前兆圈養起來了。職責重，壓力就大，過去每次運動都先從作家開刀，好像是地震前先把有預警能力的動物幹掉，防止「老鼠上樹」「蛤蟆亂叫」的報警。被捧成巫師了，既享受巫師的供奉，也得接受「獵巫」的風險。只有社會主義陣營里作家能一篇小說撼天下，一篇「日記」驚社稷，作家命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是有特定因緣的。
作家因為這項莫須有的功能被重視，也因此被迫害。其實，作家沒有特異功能，頂多「春江水暖鴨先知」，先知能力與鴨相當而已。
西方國家就有點馬大哈，不把作家供着，也不把作家踩着，連個作家協會都是純民辦的，像個互助組，照顧活不下去的作家，名作家都不屑於入會。
社會市場轉型以來，作家的待遇和風險同時降低了，但官方對作家的「巫術」功能一直殘留習慣性警惕，生怕「利用小說反啥啥」，讀者也保留了對作家的習慣性期待，希望他們一文風行覺天下，為蒼生請命。讀者不知道，現在圈養的作家都是從東家手裡拿項目，作品已淪為中標得獎的標書，為民請命是傳說，向領導「請命令」接任務倒是常有的事兒。現在作家這個行當既不值得警惕也用不着期待了，是跟修鞋修傘的差不多的手藝人了，大部分作家除了手藝差之外還別的毛病多。
賈平凹這次張嘴說了幾句八面玲瓏的客套話，不配合巴甫洛夫試驗。沒承想西安市作協主席吳克敬一不留神吐出顆虎牙來，他罵封城期間那個要衛生巾的女人「矯情，小姐做派」，儘管該女子已經敲鑼道歉，譴責自己沒忍住大姨媽，但吳作家仍然不放過她，以大姨父的威嚴諄諄教誨：流血事小，失節事大。好像他天天在行經分洪似的，虎牙碎了一地。據說這貨曾經中標得過「魯迅文學獎」，魯迅可被黑慘嘍。
西安前媒體人江雪寫了篇《長安十日》，讓讀者感到了封城期間眾生的溫度與女性作者的溫情。武漢的方方和西安的江雪都是女性，好像新冠病毒不適合讓陽性男作家來寫，女性更能促使社會病毒轉陰吧。
所以，賈平凹不回應擠兌，怕一張嘴把事兒說成了「陽性」，堅決不寫封城「日記」讓網民做巴甫洛夫式吐象牙試驗。顯示了省作協主席級作家的定力。
三流作家吳克敬就不成熟，一開口罵女人要衛生巾矯情，就全身呈病毒陽性症狀，被網民鋪天蓋地甩來的衛生巾，活活塑成了一個「巾國英雄」造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一丘千千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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