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记录者——专访纪录片导演顾桃

导演顾桃曾获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评审团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最高奖—小川绅介奖，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第16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自然类纪录片金奖，第4届新卡里多尼亚（法国）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等多项世界大奖。

“犴达罕是大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它威武，敏感，拥有尊严。由于近年来生态被人类破坏、偷猎者的增多，犴达罕也变得更加稀少了。具有犴一样孤独气质的鄂温克猎人维加在禁猎后显得失落悲伤，他经常酒后用诗和画怀念逝去的狩猎时代。春天来了，维加和伙伴进入原始森林，寻找犴达罕的足迹。城市里教书的夏老师爱慕维加的才华，维加的生活渐渐发生了变化……”

《犴达罕》是导演顾桃“鄂温克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它曾获第十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纪录片，第二届凤凰视频纪录片最佳长片奖，第43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Spectrum单元，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审团奖，法国第33届让鲁什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纳努克大奖，第51届台湾金马影展纪录片提名等诸多奖项。

《敖鲁古雅的养鹿人》、《雨果假期》和《犴达罕》是顾桃写给敖鲁古雅的挽歌，而《犴达罕》则是鄂温克三部曲中最让人心酸的一部。它粗犷、自由、充满山林般的随性与浪漫。一个部落的溯源起于何方，归往何处？历时五年，导演顾桃究竟想传达的又是什么？

本期，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导演顾桃，来谈谈《犴达罕》背后的故事。

晓宇：

顾桃老师您好！您拍摄的“鄂温克三部曲”广受好评，请问您的契机和灵感源于哪里？

顾桃：

鄂温克三部片子，第一部叫《敖鲁古雅的养鹿人》。第二个《雨果假期》，第三个《犴达罕》。其实我是既没有灵感，也没有去找灵感。

在04、05年吧，那时候中国有一批独立电影人，突然一下子大家都在开始拍东西。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状态，对生活比较迷茫，平日里也是无所事事啊，和社会有点脱节。自己所做的职业呢，又不太喜欢，就是想做点与众不同的事儿。我们当时那一批人，包括徐童啊，拍《老唐头》、《麦收》和《算命》的；于广义啊，拍《小李子》和《光棍》的，都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拍的。

我本身是学美术的，后来北漂搞的摄影，但是我也不太喜欢。十几年前，我也做过设计和装修，好像我们学美术的毕业了都得搞装潢才有出路。那个时候做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但是都感觉和我没关系，都不是我最想做的事，也没挣到钱，如果挣到钱了我可能也不会去拍纪录片。回老家了看到我父亲，我父亲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他80年代在敖鲁古雅搞平面摄影，拍他们的原生态，出了本书。我是2002年回家的，那时候就觉得他这本书挺有意思。我就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这个事儿一定是你觉得有意思，它才会有意义，别去为了什么所谓的意义去拍摄。

我去了敖鲁古雅之后，发现30年的变化太大了，他们放下猎枪开始定居。自己的传统的生活完全变了。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契机吧。每个人都漂着，同时也在寻找自己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一个契机。对我来说，这个契机就来自于我的家乡，来自那个清冷的北方。这么顽强的一个民族失去了猎枪，让我不禁有点悲伤吧。

晓宇：

那请问您拍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顾桃：

其实我觉得拍纪录片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最大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这个承受力和你自己和主人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可能是决定性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态度吧。如果故意去拍一个东西，或者找一个题材，你可能不一定能深入进去。

其实纪录片最大的成本，我觉得就是时间成本。你看我从35岁开始拍吧，今年是50岁了，正好15年，拍着拍着自己就拍老了。

但是人总得去做他想做的事，我觉得这个挺重要，不管做什么职业。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缺少尊重，也缺少安全感，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还活着？这个想明白了就好了，人只活这一次，这一次怎么活还得和自己有关系，那就和什么成本都没关系了。

晓宇：

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被纪录者和镜头的关系呢？很多人在镜头面前会有一些“表演”的意味，并不会展现真实的自己，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克服呢？

顾桃：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我一开始做纪录片，第一年基本就是去那儿，跟人家一起劳动。我的任务冬天就是挑冰，夏天跟他们一起去驯鹿，做做饭。时间长了，他们自然就忽略了你的镜头，人和人也就更近了吧，所以说时间很重要。

要是有表演的，很简单，那就不拍了。还有很多年轻人问我，说‘磨了好几年，但是这个主人公一直不让拍。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跟人沟通？’我一般回答就两个字，我说‘不拍’。因为机会还会有，如果这个人不愿意接受你的镜头，不愿意向你表达，你为什么要在他身上费劲呢。

晓宇：

在拍摄的过程中，您是否会有迷茫的时刻，您是如何调节自己的状态呢？

顾桃：

也有很难受的时候啊，很难受的时候想‘那就不拍了吧’。因为我当时是属于北漂，我离开北京跑到拍摄的地儿去呆上一两个月，经常就觉得很难受，不想再拍下去了，我就走了。但是回到北京呢，我又发现自己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能做的事儿，就也很难受。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就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时光啊，就按每个人自己的方式就度过了。

调整自己的状态，其实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喝酒。我在90年代20多岁的时候就喝，毕业了之后，很迷茫和迷失，甚至我的朋友都觉得我是酒精中毒。

晓宇：

您觉得少数民族文化的消亡是必然趋势吗，除了用商业化或者旅游化这种方法来“保护”，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顾桃：

现在真正的鄂温克血统不到50人，敖乡居住的不到200人。人数越少的民族，就越难保留。而且我觉得商业化，或者说旅游的这种保护，都不叫保护。其实也有学者研究出来一个方法来保护他们，但是很难执行。像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民族，鄂温克人对自己的文化很尊崇，这来源于对自然的敬畏感，他们生活方式里的一切都和自然有关。玛利亚·索（相当于他们的酋长）说，我们不需要太多钱，森林里什么都有。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和森林有关，从自然里获取生活所需。“狩猎”而不是“打猎”，遵循自然法则，什么季节打什么动物，在时刻表上都有清楚的制度，和自然完全吻合。鄂伦春人也是，进山前很本能的敬山神、河神。汉族人叫“跑山”，完全是掠夺，是为了额外的利益。政府即使理解，但也不可能做出决定，让他们拿着猎枪，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过。

晓宇：

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自己是如何评价“鄂温克三部曲”的呢？

顾桃：

《敖鲁古雅的养鹿人》关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的生存状态，《雨果假期》是讲的个人命运，而《犴达罕》则不仅仅是记录了一个有着奇特艺术天赋的鄂温克人维加的生命片段，也是对民族、信仰、文明、政治的反思。片子好看的地方还在于我们对北方民族的陌生感。它本身就有人类学的意义。我是北方民族，所以拍这些得心应手，让我去拍南方可能气场就不对。有些纪录片可能现在看是不好看，但是再过五年十年呢？有些美国大片现在看是挺好看，但再让人看第二遍就没兴趣了。所以纪录片是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个记录而已，这就是纪录片的文献性。

最后的话：

如果说千年前的文明是整个部族的灭亡，那么如今的大社会机制则是在逐渐淡去一个民族鲜明的傲骨和凌冽，它们民族的骄傲和千百年来的印记。顾桃用镜头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个体人物，记录了少数族裔的琐碎生活和只言片语。透过这些吉光片羽，又拼凑出一个古老的狩猎民族的神性与诗意。顾桃知道，自己并没有逆转潮流的本事，他只是端起摄像机，为一种文化拍出自己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