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記錄者——專訪紀錄片導演顧桃

導演顧桃曾獲第3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競賽評審團獎，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單元最高獎—小川紳介獎，亞洲電視大獎最佳紀錄片獎，第16屆上海國際電視節自然類紀錄片金獎，第4屆新卡里多尼亞（法國）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等多項世界大獎。

「犴達罕是大興安嶺森林裡體態最大的動物，它威武，敏感，擁有尊嚴。由於近年來生態被人類破壞、偷獵者的增多，犴達罕也變得更加稀少了。具有犴一樣孤獨氣質的鄂溫克獵人維加在禁獵後顯得失落悲傷，他經常酒後用詩和畫懷念逝去的狩獵時代。春天來了，維加和夥伴進入原始森林，尋找犴達罕的足跡。城市裡教書的夏老師愛慕維加的才華，維加的生活漸漸發生了變化……」

《犴達罕》是導演顧桃「鄂溫克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它曾獲第十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紀錄片，第二屆鳳凰視頻紀錄片最佳長片獎，第43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Spectrum單元，第3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競賽單元評審團獎，法國第33屆讓魯什國際民族志電影節納努克大獎，第51屆台灣金馬影展紀錄片提名等諸多獎項。

《敖魯古雅的養鹿人》、《雨果假期》和《犴達罕》是顧桃寫給敖魯古雅的輓歌，而《犴達罕》則是鄂溫克三部曲中最讓人心酸的一部。它粗獷、自由、充滿山林般的隨性與浪漫。一個部落的溯源起於何方，歸往何處？歷時五年，導演顧桃究竟想傳達的又是什麼？

本期，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導演顧桃，來談談《犴達罕》背後的故事。

曉宇：

顧桃老師您好！您拍攝的「鄂溫克三部曲」廣受好評，請問您的契機和靈感源於哪裡？

顧桃：

鄂溫克三部片子，第一部叫《敖魯古雅的養鹿人》。第二個《雨果假期》，第三個《犴達罕》。其實我是既沒有靈感，也沒有去找靈感。

在04、05年吧，那時候中國有一批獨立電影人，突然一下子大家都在開始拍東西。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狀態，對生活比較迷茫，平日裡也是無所事事啊，和社會有點脫節。自己所做的職業呢，又不太喜歡，就是想做點與眾不同的事兒。我們當時那一批人，包括徐童啊，拍《老唐頭》、《麥收》和《算命》的；於廣義啊，拍《小李子》和《光棍》的，都差不多是那個時候開始拍的。

我本身是學美術的，後來北漂搞的攝影，但是我也不太喜歡。十幾年前，我也做過設計和裝修，好像我們學美術的畢業了都得搞裝潢才有出路。那個時候做過很多亂七八糟的事，但是都感覺和我沒關係，都不是我最想做的事，也沒掙到錢，如果掙到錢了我可能也不會去拍紀錄片。回老家了看到我父親，我父親對我的影響還是挺大的，他80年代在敖魯古雅搞平面攝影，拍他們的原生態，出了本書。我是2002年回家的，那時候就覺得他這本書挺有意思。我就是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這個事兒一定是你覺得有意思，它才會有意義，別去為了什麼所謂的意義去拍攝。

我去了敖魯古雅之後，發現30年的變化太大了，他們放下獵槍開始定居。自己的傳統的生活完全變了。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契機吧。每個人都漂着，同時也在尋找自己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一個契機。對我來說，這個契機就來自於我的家鄉，來自那個清冷的北方。這麼頑強的一個民族失去了獵槍，讓我不禁有點悲傷吧。

曉宇：

那請問您拍攝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顧桃：

其實我覺得拍紀錄片吧，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資金。最大的問題還是你自己的這個承受力和你自己和主人公之間的這種關係。這個可能是決定性的，就是你自己的一個態度吧。如果故意去拍一個東西，或者找一個題材，你可能不一定能深入進去。

其實紀錄片最大的成本，我覺得就是時間成本。你看我從35歲開始拍吧，今年是50歲了，正好15年，拍着拍着自己就拍老了。

但是人總得去做他想做的事，我覺得這個挺重要，不管做什麼職業。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都缺少尊重，也缺少安全感，我們用什麼來證明自己還活着？這個想明白了就好了，人只活這一次，這一次怎麼活還得和自己有關係，那就和什麼成本都沒關係了。

曉宇：

請問您是如何處理被紀錄者和鏡頭的關係呢？很多人在鏡頭面前會有一些「表演」的意味，並不會展現真實的自己，這樣的情況應該如何克服呢？

顧桃：

最重要的就是時間。我一開始做紀錄片，第一年基本就是去那兒，跟人家一起勞動。我的任務冬天就是挑冰，夏天跟他們一起去馴鹿，做做飯。時間長了，他們自然就忽略了你的鏡頭，人和人也就更近了吧，所以說時間很重要。

要是有表演的，很簡單，那就不拍了。還有很多年輕人問我，說『磨了好幾年，但是這個主人公一直不讓拍。像這種情況怎麼辦？怎麼跟人溝通？』我一般回答就兩個字，我說『不拍』。因為機會還會有，如果這個人不願意接受你的鏡頭，不願意向你表達，你為什麼要在他身上費勁呢。

曉宇：

在拍攝的過程中，您是否會有迷茫的時刻，您是如何調節自己的狀態呢？

顧桃：

也有很難受的時候啊，很難受的時候想『那就不拍了吧』。因為我當時是屬於北漂，我離開北京跑到拍攝的地兒去呆上一兩個月，經常就覺得很難受，不想再拍下去了，我就走了。但是回到北京呢，我又發現自己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能做的事兒，就也很難受。所以人都是這樣的，反反覆覆的，就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時光啊，就按每個人自己的方式就度過了。

調整自己的狀態，其實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喝酒。我在90年代20多歲的時候就喝，畢業了之後，很迷茫和迷失，甚至我的朋友都覺得我是酒精中毒。

曉宇：

您覺得少數民族文化的消亡是必然趨勢嗎，除了用商業化或者旅遊化這種方法來「保護」，是否還有別的出路？ 

顧桃：

現在真正的鄂溫克血統不到50人，敖鄉居住的不到200人。人數越少的民族，就越難保留。而且我覺得商業化，或者說旅遊的這種保護，都不叫保護。其實也有學者研究出來一個方法來保護他們，但是很難執行。像鄂溫克人和鄂倫春人的民族，鄂溫克人對自己的文化很尊崇，這來源於對自然的敬畏感，他們生活方式里的一切都和自然有關。瑪利亞·索（相當於他們的酋長）說，我們不需要太多錢，森林裡什麼都有。他們的祖祖輩輩都和森林有關，從自然里獲取生活所需。「狩獵」而不是「打獵」，遵循自然法則，什麼季節打什麼動物，在時刻表上都有清楚的制度，和自然完全吻合。鄂倫春人也是，進山前很本能的敬山神、河神。漢族人叫「跑山」，完全是掠奪，是為了額外的利益。政府即使理解，但也不可能做出決定，讓他們拿着獵槍，按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過。

曉宇：

這麼多年過去了，您自己是如何評價「鄂溫克三部曲」的呢？

顧桃：

《敖魯古雅的養鹿人》關注的是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的生存狀態，《雨果假期》是講的個人命運，而《犴達罕》則不僅僅是記錄了一個有着奇特藝術天賦的鄂溫克人維加的生命片段，也是對民族、信仰、文明、政治的反思。片子好看的地方還在於我們對北方民族的陌生感。它本身就有人類學的意義。我是北方民族，所以拍這些得心應手，讓我去拍南方可能氣場就不對。有些紀錄片可能現在看是不好看，但是再過五年十年呢？有些美國大片現在看是挺好看，但再讓人看第二遍就沒興趣了。所以紀錄片是留給這個時代的一個記錄而已，這就是紀錄片的文獻性。

最後的話：

如果說千年前的文明是整個部族的滅亡，那麼如今的大社會機制則是在逐漸淡去一個民族鮮明的傲骨和凌冽，它們民族的驕傲和千百年來的印記。顧桃用鏡頭記錄了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個體人物，記錄了少數族裔的瑣碎生活和隻言片語。透過這些吉光片羽，又拼湊出一個古老的狩獵民族的神性與詩意。顧桃知道，自己並沒有逆轉潮流的本事，他只是端起攝像機，為一種文化拍出自己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