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盛洪评铁链女事件：制度恶境下的野蛮飞地

电影《盲山》导演李杨说，《盲山》“是一堂救命课”。他说，“我知道有一个打工妹，带着同乡的姐妹去广东打工，安顿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伙看《盲山》。如果女孩子能不被花言巧语迷惑，不被卖了，能保住了尊严和自由，这就是意义。”（转引自顺爸，2020）所言极是。再仔细一想，这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吗？记得奥尔森教授曾说过，公共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提供。如果政府在打击“打击拐卖妇女”的努力中，让女同胞免费观看《盲山》，使她们知道被拐危险，提高警惕，不是能减少很多被劫持和强奸的悲剧吗？打击针对妇女犯罪的最好方式是预防，这既防止被伤害的后果又比解救要容易得多。遗憾的是，政府当局不仅不做这件最应该做的事，反而禁映《盲山》这部电影。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猜测是，当局认为这部电影给它“抹黑”了，揭露了“负面信息”。什么是它的负面信息呢？大致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部门直接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这包括非法强拆，强行撤村并镇，侵犯民企产权，过度防疫侵犯公民权利，等等；再一个方面，是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出现了一些恶性事件，如没有对劫持、强奸并残害妇女的犯罪进行有效打击，致使出现这一犯罪屡禁不绝、并且成规模地泛滥。行政当局为了掩盖自己滥用公权、自己的失职和无能，滥用公共资源的违宪违法行为，直接压制对这些问题的揭露。为此它将所有对政府的批评诬为“为敌对势力递刀子”，抹杀这些批评在维护宪法原则上的积极意义。而维护宪法，无论批评来自境内或境外，都是对大陆中国的真爱。

且不说这直接违反《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单说它扭曲信息造成的社会假象，就会带来错误判断。据说被拐妇女中有很多高学历的女性，硕士、博士，甚至老师，人们都责怪（嘲笑）她们虽智商高、知识多却不能避免被拐命运，其实这只是她们在现有信息条件下作出的正常反应。试想，如果有关一种危险的信息被封锁而不为人知，人们就不知道这种危险。同样，当《盲山》类电影被禁映，有关劫持妇女事件的报道被压制，有关危险的信息就被隐瞒起来，女性得到的信息是虚假的安全。所以这些被拐的高智商女性不是不够聪明，是因当局扭曲信息结构而缺乏对此类信息的了解，对安全性有不正常的高估，对此类犯罪的险恶人心没有提防，才铸成大错。而这正是当局为了证明自己“做得很好”而让妇女付出的惨重代价。禁映《盲山》及封锁相关信息难道不是“八孩铁链女”及大量妇女被残害的部分原因吗？

我们应注意到，徐州丰县事件就是在这样的制度大环境下发生的。概括地说，在“八孩铁链女”遭受残害的过程中、以及从曝光到现在，徐州－丰县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伪装成政府的“反政府”。意思是说，一个政府应该为民众和社会提供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正当行为规则，和提供公正的司法裁决，为此它通过征税筹集公共资源。而徐州及丰县政府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反，它们冒用政府名义，白吃和挪用公共资源，动用政府组织，尤其是法律体系，滥用警察暴力，长期包庇、纵容绑架、强奸和残害妇女的罪恶，堵塞和断绝受害妇女的求救途径，使她们所陷入的罪恶罗网不局限于一村的范围；在罪恶暴露以后，又压制信息发布，删除批评声音，非法拘禁和伤害前去声援“八孩铁链女”的志愿者；而把徐州变成了对抗宪法、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罪恶土地。

在没有被揭露之前，它们应早已知道存在这种罪恶。我们知道，村子里应有中共基层组织，该村绑架和强奸的妇女不止一个，且时间很长，除了“八孩铁链女”外，还有“裹被女”，经常被“丈夫”吊打，发出惨叫，被诬称“吊死鬼”，该组织不可能不知道。再则，这个事件得以曝光，是县政府把董志民“家庭”作为“正能量”宣传。把他家定为“特困户”，并组织县政府若干单位“志愿者”“献爱心”（欢口集作者，2021），是要经过行政程序，并得到领导同意的。当一大群人上门“献爱心”时，不会不问“孩子母亲是谁”，不会没有看到就在旁边的小屋子里，有一个妇女正被狗链锁着。正是因为徐州－丰县政府长期包庇纵容这种犯罪，才形成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态度，“不小心”暴露给外界。

除了自己逃跑，被绑架强奸的妇女还可望得到妇联和法院的帮助。然而，丰县妇联的作用，除了用这个名义骗取纳税人的血汗钱外，还用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告诉世人，丰县没有绑架和强奸妇女罪恶，丰县妇女生活得“很幸福”。这是在这个罪恶体系下的一种分工，它的职责是粉饰。而据有人爆料，徐州妇联2020年花掉纳税人的钱多达3000万元（东方野，2022），而当有网友去电话询问它为什么对此事件不作为时，它回答说“找110”，再问，就不耐烦地说“再见”（时代观察团，2022）。这样徒有“妇联”外表的机构比没有更糟，因为它使人误以为那里没有被拐妇女问题，从而放松关注。又据报道，丰县妇联曾于2017年荣获“省级三八红旗手”，其“防拐经验全国交流”。这更具有欺骗性，更会令被拐妇女绝望。因为政府行政部门一旦宣布它是先进，就更不愿承认这方面存在问题或罪恶。

当经受多年的残害、煎熬和蹂躏以后，被拐妇女要求离婚，到法院要求离婚，却遭法院驳回。据《中国法律文书网》，有一名叫王文群的妇女因被拐卖被迫与被告同居，并遭他长期虐待要求离婚，丰县法院却无视原告被拐的事实，硬说“婚姻基础牢固，婚后感情较好”，不准予离婚。另一例是妇女赵某，也是因被拐卖被迫与被告同居，法院却说“原、被告婚后感情尚可”，且“应珍惜多年的夫妻感情”，不准予离婚（赵果，2022）。在更大的背景下，有人检索了全国245份法院裁判文书，其中妇女提出因被拐卖而被迫结婚、要求离婚的案例，几乎没有一起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判不准予离婚（律思 DayOne，2022）。在如此一致的判决背后，显然有一种行政命令式的干预。这就是说，被拐妇女的另一个救济渠道也被堵死。

当“八孩铁链女”事件败露以后，为掩盖真相，徐州－丰县政府谎话连篇，但在网民的揭露驳斥下，它们节节败退，从刚开始说“不存在拐卖”，到以拐卖罪刑拘桑某妞等，等于明白承认之前说的是谎言。但还以为自己说的话有人信，竟还硬说铁链女被栓狗链是因其患有精神病，“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其“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它们编造谎言之拙劣，已经达到“一撅屁股，就知道拉什么屎”的程度。在另一方面，徐州－丰县政府又狂妄地认为，它可以一手遮天，封掉天下悠悠之口。最早转发“八孩铁链女”视频的“作家西原秋”接到自称“八孩铁链女”的长子通过警察打来的电话，指责他侵犯了其母的肖像权，要求删除，并威胁封号（2022）；丰县籍作家王圣强在微博上说，在揭露了八孩母亲受到残害的事实之后就收到“老家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要他不要“说这事”（2022）。

徐州丰县所动用的手段远超它们权力范围。“陈酿数据库”对拆穿徐州丰县谎言提出了不少很机智的建议，戳到撒谎者的痛处，却被新浪封号，再注册一个“数据为皇”的微博，又很快被封（村庄物语，2022）；一些人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搜到徐州丰县法院对被拐妇女要求离婚请求的判决，发现了那里对这些妇女的司法不公，很快就发现这个网站无法搜索；在微信上，许多批评徐州－丰县政府的文章都遭封号删帖，我的“盲山式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一文也一度被微信屏蔽。这显然不是徐州丰县一地政府所能做到的。

当女志愿者乌衣和拳妹去丰县看望和声援“八孩铁链女”时，却遭当地滥用警察力量非法拘禁。女志愿者不仅遭到警察的殴打，而且在拘留所里遭受非人虐待，大小便必须相隔7小时（湖南王一飞，2022）。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丰县警方才不得不释放了她们。而据新浪微博《泸州吴丽平》，2013年9月，被拐孩子刘某因找到生母回到原家庭，接收被拐孩子家庭竟将刘某生母告上法庭。在开庭当天，大批寻子家长赶到徐州沛县法院，因不让旁听发生口角，结果当地警方竟将这些家长全部拘留（2022）。看样子徐州的警察力量不是用于对付拐骗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而是对付受害者及其家长，以及抗议残害妇女、声援受害妇女的和平的志愿者。尤其是在世界瞩目“八孩铁链女”事件之时，如此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实施非法行为，要不是长期养成如此习惯，在这种特殊时期也无法收敛，实在不能解释。

看来，丰县发现的残害妇女的事情，不是因制度出现几个漏洞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与宪法和法律相对抗的一整套本地制度环境，严格来讲这是一种“制度恶境”，它的功能不仅是掩盖几件绑架和强奸妇女的案件，而是为这种犯罪营造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的适宜环境，让这种犯罪真正能带来“收益”。这需要较大范围的“天罗地网”，至少覆盖徐州辖境，让被拐妇女即使逃出村子也无法逃脱，陷于绝望，才好让她们屈从绑架强奸犯；这也需要较长时间，长致几十年，使这些被拐妇女能够生足够多的孩子，以证明“婚姻美满”，“夫妻感情很好”，以此使被拐妇女心有顾忌而不逃跑，使当地法院有托辞无视当初绑架和强奸的罪恶，维持那个罪恶的非法“婚姻”，以使邪恶的犯罪行为有一个“大团圆”的完满结果。时间足够长也可以使罪犯将妇女折磨得精神崩溃，以使她们的证词因精神问题而不被法庭采信。

这样的结果不是虚构，已经是事实。原因在于上述这套“制度恶境”在徐州存在了至少几十年。据报道，早在1988年，《徐州日报》记者唐冬梅和徐宁就对徐州地区拐卖妇女现象作了深入调查，写出了纪实文学报告《黑色漩涡》，发表在《雨花》杂志上。当时的徐州一把手看了以后“震怒”，——不是对她们报道的残害妇女罪恶的震怒，而是对她们揭露这一邪恶现象的文章震怒。这岂不是完全颠倒了？他本应该借此机会以政府之力加重打击这一犯罪活动，他却要掩盖这一罪恶，他要全部买下那期《雨花》杂志，加以销毁，但遭拒绝，又打压唐冬梅等两位记者（晓看君，2022）。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渎职，不惜掩盖罪恶，包庇罪犯。可以想见，在徐州土地上，政府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资源和组织被调转枪口保护对妇女的侵害，那些残害妇女的罪行在徐州政府的保护下得以继续存在和漫延，。

想必在这之前，这种罪恶已持续了很多年，如此下来几十年以至上百年，那里至少有数代人，一生下来看到的就是可以花点钱“卖个女人”，然后强迫她接受性侵，怀孕生子，如果她不服从，他的长辈已经总结出成熟的“驯服”手段，轮奸，殴打，拔牙，关黑屋，饥饿，薅头发等等（端宏斌，2022），等将被拐妇女意志打垮后，就胁持她去结婚登记，给自己的犯罪披上合法外衣，继续占有和强奸被拐妇女，等生出几个孩子后，被拐妇女也可能“回心转意”，即使她们要求离婚，也可以指望本地法院“不准予”，因为根据已有判例，99%以上就是这样判的。所以在徐州的这套保护绑架和强奸妇女犯罪的“制度恶境”下，不仅这种犯罪成批产生，而且会形成传统，使得该地区新生一代把这种犯罪看成是正常的、合法的行为，当他们到了婚配年龄时，也照此办理。这给了我们一个更为恐怖的预期，如果徐州及类似地区的这套“制度恶境”不被彻底打破和摧毁，今天还没有出生的罪犯会大量再生产出来，还会绑架和强奸无数今天还没有出生的女性。

正因如此，徐州地区成了制度化地大规模生产、并预期还要继续长期生产绑架和强奸妇女的罪恶之地。已有的数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黑色漩涡》披露，仅从1986年到1988年，“保守估计”就有48100个妇女“被哄骗 、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徐宁，唐冬梅，1988）。当徐州第一把手对《黑色漩涡》“震怒”以后，这种情况显然不会改善。如果仍保持那两年半的水平，从1989年到现在就还有约62万名妇女被拐骗到徐州地区。有学者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绘制了各省份拐骗强奸妇女的密度图，直观地显示了华北地区、安徽以及江苏小部是拐骗残害妇女密度最高的目的地区域（Yiwei Xia等，2019）。其中徐州地区（尤其丰、沛两县）处于这片地区接近中心的位置。而受到法庭审判的拐骗残害妇女的案件只是这一类犯罪的冰山一角。

说明：此图是作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4至2015年387例已判刑的拐卖妇女犯罪的数据按地区编制。此为反映密度的热力图，颜色越亮，密度越高。其中红色轮廓为笔者所加，为徐州地区。

这种犯罪长期受到庇护和纵容，罪犯欲获之“利益”可以通过一种成熟的套路得到兑现，并且在大概率上是可靠和安全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视这种残忍犯罪为正常的文化。这里的人认为公开拍卖妇女是正常的。例如在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人贩子一次次地公然“拍卖”被拐妇女，当地人观看这场景“轰轰烈烈地像赶大集”（徐宁，唐冬梅，1988）；在被拐妇女被转手后，当她们不甘屈服反抗时，就遭到残酷的殴打和折磨，当地人也视为是正常的  “驯服”过程；“为防止逃跑用铁丝捆绑在床头”（徐宁，唐冬梅，1988）是对妇女惯常的作法；由于长期没有受到惩罚，这一过程越来越残酷，拔牙，剪舌头，打断腿，吊打，栓锁链，甚至刀砍等的人身残害也经常出现，村里人也习以为常。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在一个类似丰县的地方，这种罪犯竟敢当着警察的面挖掉被害女孩的双眼（南宫踏舞，2022）。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他所处的环境已经长期没有了任何文明规则，他习惯于此，不认为这是犯罪。

更可怕的是，党政组织对这种犯罪行为和野蛮之风不作任何反对和制止，也不向上级政府汇报或向外界揭露这种罪行。例如前述牛楼村“党支部书记牛玉泉，……是县人大代表。”对人贩子和公开“拍卖”被拐妇女的犯罪，“从来没有对此进行干涉，或向上级机关汇报。”当外地警察到本地解救被拐妇女时，经常得不到本地政府和警方的协助，甚至有的村治保主任和村长反而支持罪犯们对抗解救（徐宁，唐冬梅，1988）。当被问到有2000多名妇女被拐卖到伊庄乡“有什么想法”时，白乡长回答说，“自从来了这么多女的，光棍汉们都有了家，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乡的治安好多了”（徐宁，唐冬梅，1988）。联想起徐州一把手对《黑色漩涡》的“震怒”，很显然，当地政府已形成了“拐骗强奸妇女无罪”的观念，这比那些人贩子和强奸犯的罪行还可怕，因为他们空有维护法治的政府的名义，而将本地的“安居乐业”建立在受害妇女的血泪之上，使罪恶大规模地长期存在。

由上述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徐州，不仅有一套对抗宪法和法律的“制度恶境”，而且依赖于当地党政组织运转，它们从上到下，从市、县、乡到村，已经蜕变为替残害妇女犯罪打掩护、并为之服务的组织体系，已经至少长达三、四十年之久。从1988年时市委书记对揭露残害妇女的纪实报告“震怒”打击，到今天丰县政府为掩盖罪恶不惜编造谎言，从伊庄乡乡长的“安居乐业说”，到牛楼村党支部书记牛玉泉公然纵容“拍卖”妇女，他们的观念何其一致，在四级党政组织中编织了既大且密的组织网络，在这下面，犯罪分子可以安心地进行犯罪活动，可以持续数十年地霸占被掳妇女，而这些受害妇女却陷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罪恶网罗，数十年不能得救。就这样，在当地对抗宪法和法律的“制度恶境”之下，在当地官方网络的庇护和纵容之下，徐州地区绑架强奸妇女犯罪不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只会越来越猖獗。

这使当地的文明规则荡然无存。《礼记》记载的延续至今的“亲迎”礼，强调着对女方及其家庭之敬。孔子说，“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摩西十诫》说，“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些都是人文之初的文明规则。而在徐州地区，对被拐妇女以污辱始、以残害终，也是对妇女家庭的极大不敬和伤害，却伪称“婚姻”，是对其“结两姓之好”性质的严重亵渎。在这里充斥着绑架、强奸、非法拘禁、人身伤害的罪恶，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文明规则，不啻是野蛮人。由于范围较大、时间较长，徐州地区已经变为宪法和文明规则不能通行的犯罪飞地。当地政府打着对本地“有好处”的幌子，也在实际上从根本上害了本地人，使他们不知文明为何物，而这是人与禽兽之间“几希”之异，使他们形同禽兽，而不能正常生存于人类社会。

因而，众多网民由“八孩铁链女”而生发的对徐州的愤怒最终不应演变为地域歧视，区分不是是否“徐州人”，而是是否“文明人”。尽管徐州政府妄图一手遮天，尽管徐州农村弥漫着野蛮的气息，徐州的地面上还闪耀着文明的光芒。徐州记者徐宁和唐冬梅面对市委书记的震怒和辱骂，拒绝交出录音（晓看，2022）；丰县籍作家王圣强在微博勇敢揭露徐州丰县政府的谎言，指出“八孩铁链女”的牙是反抗强奸被用钳子野蛮拔掉的（2022）；还有孟宪达先生，因在微博批评丰县“八孩铁链女”事件，被徐州警察找上门来“训诫”，却遭他怒斥，“有找我这空，你们应该去解救锁链女，……枉称人民警察，连男人都不是！”（转引自《红色参考陈洪涛》，2022）还有更多徐州人揭露罪恶的声音被徐州政府压制了下来。他们比外地人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更加值得敬佩。我们不应有地域歧视，但应有道德歧视。无论是否徐州人，我们应该鄙视那些对践踏文明规则的野蛮行径无动于衷的人，唾骂那些企图掩盖罪恶并为之辩护的屑小之徒。

实际上 ，对“八孩铁链女”事件，丰县、徐州及江苏三级政府的表现既卑鄙，又愚蠢。最近江苏省调查组的通报除了在事实上破绽百出、逻辑上自相矛盾之外，在程序和形式上也是错的。首先，在江苏官场中上下级之间盘根错节，江苏省政府不可能是中立第三方。第二，在通报中有太多的结论“一致”与巧合之处，结论确凿得令人不敢相信。第三，整个通报紧紧围绕着徐州已发的通报，似乎是要继续把以前撒的谎编圆；而不是换一个视角审查它。第四，它兜了很大的圈子，却不到最该取证的人——“八孩铁链女”那里取证。第五，它作为省级政府，仍然企图把问题局限在“八孩铁链女”的身份及其具体遭遇，而公众固然非常同情“八孩铁链女”，但视野更宽，还涉及同村的“裹被女”与其他被拐妇女。人们由此更关注整个徐州被拐妇女的命运，以及放眼全国，讨论解决和根治绑架强奸妇女的法律和社会因素。

显然，江苏省政府与徐州－丰县政府一样，在掩盖错误和正视事实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仅就江苏省政府而言，这也是愚蠢的。在江苏省调查组的通报刚一发布，就引来许多质疑文章，但很快遭到删除或屏蔽。然而删除和屏蔽行为是更醒目的信息放大，是比残害妇女行为更丑恶的行为，不仅具有违宪的一般性罪恶，而且因其掩盖罪恶而会造成更多妇女被残害的后果。因而掩盖真相是比被掩盖的真相更大的犯罪。而删除和屏蔽行为是欲盖弥彰，“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的页面是赤裸显现的。被删除或屏蔽的文章包括“江苏调查组造假：口腔X光片不属于‘小花梅’”，“丰县女案，我们为何不认可江苏调查组通报”，“不认可‘丰县事件’调查结论，一女子公开举报江苏省委书记、公安厅长”，“建议江苏徐州调查组实名并对调查结果终身负责”，等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是质疑江苏调查组的。然而真话不怕质疑。反过来，删除质疑文字，无异于大声宣告“我在撒谎”。

其实，如果正视本地区的问题，在万众瞩目之时，勇敢承担责任，采取果断措施，打击犯罪行为，解救受害妇女，则不仅对整个社会有利，在政治上也是得分的。江苏省及徐州市的作法显然还够不上一个聪明的政客。而掩盖罪恶，可能会一时奏效。但这只能在表面上听不到批评的声音，而在实际上失去更多的公信力和政治合法性。而且这样一来，就会鼓励犯罪行为，进而形成一种视犯罪为合法的观念，形成区域传统，使犯罪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并在代代相传。而当罪恶不断增长，进一步挑战文明规则，其邪恶程度逼近人们的道德底线，就会激起人们的道德义愤，滥用公权也无法压制其猛烈地喷发。任何一个上级政府若要为下级政府的谎言买单，最后都有可能承受恶果。

一个理论上存在的政府，它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八孩铁链女”事件恰好提供了一次改进公共治理，提升政府威望的良机。它应该借这一事件推进法律和公共治理方法的改善，显著提升打击残害妇女犯罪的效率，解救受害妇女。首先应修改相关法律，去除残害妇女犯罪的“买卖”字样，避免因这一概念造成的误解和混淆。这方面可借鉴联合国有关定义：human trafficking，我们一般翻译成“人口贩运”，其中traffic直译为“交通”，没有买卖的意思，大概意指这种犯罪需长途胁持，其具体定义为“通过武力、欺诈或欺骗手段招收、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口，目的是从他们身上榨取好处”，其中没有“买卖”的暗示，尤其“接收”（receipt）一词不是“收买”（buying），又与human trafficking的其它手段并列，这就避免了将这种犯罪混淆为“买卖”的错误，和所谓“买卖”量刑不对称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八孩铁链女”事件再一次突显了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超越时间、地域和事物性质的一般原则，违背它所带来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对政府官员的腐蚀和惯纵，是无法用“给敌对势力递刀子”来对抗。以往行政部门公然违背这一原则压制自由表达，已经在非法强拆、撤村并镇、侵犯民企产权和压制受害民众请愿等方面带来了恶果，但直到“八孩铁链女”事件才激起如此强大广泛的道德义愤。所以要坚持宪法第35条，首先为打击残害妇女犯罪，也一般地为打击和消除其它犯罪和行政部门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我们要做的，是培训全国各级政府官员学习宪法，禁止滥用公权压制对政府问题的揭露和批评，在一般地让民众揭露对其侵犯的信息中，尤其要让揭露残害妇女的信息及时发出。严禁动用警察力量拘捕或威胁民众，以达到压制真相传播的目的。

具体到拐骗、强和残害妇女的犯罪，首先要取消对《盲山》及类似影片的禁映，让它成为妇女出行的安全教育片。政府可以购买《盲山》的网络版权，在重点区域（如此类犯罪较多的华北地区和江苏徐州，以及云南、贵州等省），重点场所（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对重点人群（出来打工的女性，下乡调研的女生等）免费播放，提高女性的防拐骗意识。更一般地要反省电影审查制度，取消这一违宪的行政管制。第二，保护《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完整和开放，严惩对其干预的黑手，让其成为研究拐骗强奸残害妇女犯罪的数据基础，以提出更好的打击这一犯罪、解救妇女的方案；同时利用大数据建立针对妇女犯罪的地理信息系统，给公众一个有关危险的直观信息。第三，各级政府不得干预有关拐骗妇女犯罪信息在网络传媒上的传播，不得滥用警察力量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八孩铁链女”事件又进一步证明了宪法第126条的原则“法律独立审判”何其重要。如徐州这样的地方，党政组织已经蜕化为为犯罪服务的组织网络，它们违反宪法，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断绝受害妇女的司法救济通道，使她们陷于绝望。因而一般地遵循法院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宪法原则，禁止将政法委凌驾于宪法之上，能够避免各级政府以扭曲的部门视角和非文明价值观干扰审判，如对非法强拆案件的不受理、对侵犯民企事件的不公正审判、对公民表达自由的压制。特别地在打击残害妇女犯罪方面，严禁政法委的干预，就可以避免类似徐州这样的党政组织违宪干预带来的恶果，即带来对法律的严重违反，尤其是对被拐妇女离婚请求的否决，对拐骗强奸残害妇女犯罪的轻判，等等，这些是构成纵容残害妇女犯罪的“制度恶境”的一个维度。

我曾指出，上述“表达自由”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是宪法秩序的两大支柱。它们也是保护妇女免遭残害的两大安全支柱。“八孩铁链女”事件以及徐州－丰县政府的表现表明，这两大支柱在徐州已完全崩坍。丰县发生的事情，绝不仅是“八孩铁链女”一个人的灾难，而是造成这种灾难的绑架、强奸和残害妇女犯罪的“制度恶境”，及为之服务的组织网络，它在成批量地制造妇女的灾难。要想彻底解救“八孩铁链女”以及其他受害妇女，并阻止这一罪恶在未来继续发生，就必须彻底摧毁这个“制度恶境”及其组织网络，树立起“表达自由”和“法院独立审判”这两根宪法支柱，使这个野蛮之地重新归化宪法，归化文明。为此至少应该做以下几件事情。

对徐州的中共党组织进行调查，要从1988年的市委书记——那个对揭露徐州残害妇女事实表示“震怒”的人开始调查，清算他们在徐州形成残害妇女的“制度恶境”，并形成相应的犯罪亚文化传统的罪恶。

对徐州地区法院对被拐妇女离婚请求“不准予”的判决和对这类犯罪的轻判进行调查，对这些案件进行异地重审，纠正这些不公正的判决；对相关法官进行审查，追究其“枉法裁判”的罪责；对在其背后进行干预的党政官员追究罪责。

严惩“八孩铁链女”事件中下令封锁真相和编造谎言的官员，惩罚那些监视民众意见，并派警察拘留或威胁发表意见者的人，惩罚非法拘禁和殴打两名女志愿者的人，解除对董集村的封锁，完全开放记者对该村的采访，完全开放传媒对“八孩铁链女”的采访，开放志愿者对她的慰问和帮助。

解散徐州妇联，收回徐州妇联和丰县妇联的“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剥夺徐州“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荣誉称号。去除徐州所有用来粉饰罪恶的荣誉称号。

只有打掉徐州滋生残害妇女犯罪的“制度恶境”及其组织网络，才能够消灭保护犯罪、断绝妇女救济渠道的区域制度环境，才能消除大规模残害妇女犯罪的制度土壤，才真正能够极大减少残害妇女的罪恶，减少未来妇女所可能遭受的噩运。如果不是这样，仅仅把这一事件压缩到只关乎“八孩铁链女”是谁，以及她一个人的求助，显然是辜负了这一事件带来的变革良机。更进一步，“八孩铁链女”事件以及相关的残害妇女惨剧，再一次告诉我们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第41条（批评政府的权利）和第126条（法院独立审判）作为文明规则的巨大价值，告诉我们，正是这些宪法原则的被违反，才是酿成妇女悲惨命运的制度原因；而对这些宪法原则的坚持则是根本解决残害妇女问题的关键方法。这同时也是我们社会是否还“文明”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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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看君，“怀念那时候的媒体记者”，微信公号《晓看》，2022年2月21日。

赵果，“丰县‘被拐妇女起诉离婚’频遭驳回，多名法学专家发声…”，《法度Law》，2022年2月25日。

作家西原秋，新浪微博《作家西原秋》，2022年2月3日。

2022年2月28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