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昆士蘭民主聯盟黨參議員候選人Drew Pavlou

Drew Pavlou，現年22歲，中文名柏樂志，他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一名學生領袖，專業為哲學，他因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新疆、西藏的人權問題、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而成為澳洲的知名人士。

2021年12月，Drew Pavlou成立了一個左翼的聯邦政黨，名為柏樂志民主聯盟（Drew Pavlou Democratic Alliance），他本人競逐今年昆士蘭聯邦參議院議席，旗下還有4名人權活動人士參選聯邦眾參兩院的議員。

– Kyinzom Dhongdue（吉宗•達珍）43歲，她是一位藏人，悉尼 Bennelong 選區爭奪眾議院席位。

– Max Mok（ 莫熾韜），香港人，21歲，在墨爾本Chisholm 選區爭奪眾議院席位，挑戰自由黨現任國會眾議員廖嬋娥。他是 第一位競選國會議員的香港自由鬥士

– Inty Elham，維吾爾族人，27歲，她競選阿德萊德 Sturt 選區的眾議員。

– Adila Yarmuhammad，維吾爾族人，年僅21歲，她競選南澳的參議員。

以下是本報對Drew Pavlou專訪摘要：

記者問：你的民主聯盟黨與其他政黨最大的區別是甚麼，你希望如何幫助澳大利亞？

Drew Pavlou：關鍵的區別因素是我們候選人的背景，尤其是在涉及中國問題時。我們都反對中共審查制度，所有候選人都清楚中共的威脅。我們是唯一一個在嚴重侵犯人權、壓制新聞自由的情況下呼籲與中國政府全面經濟脫鈎的政黨，我們呼籲歸還澳大利亞的主權。

關於外交政策—我們希望人權成為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核心。我們希望停止與獨裁者及侵犯人權者進行貿易往來。我們支持那些反抗暴力的民眾，如緬甸、烏克蘭、香港，我們也支持法輪功以及普通中國公民的人權運動。

最近Max Mok和我正在為烏克蘭難民運送食物，我們在反對獨裁的立場上非常一致。我們認為這是這個時代歷史性的關鍵問題。這將決定我們未來幾十年的生活，不僅在澳大利亞，也在世界其它地方。這將是一場反對獨裁/威權主義的全球鬥爭。

對於國內和經濟政策，我們希望通過讓人們再次對社區產生歸屬感來挽救和保護澳大利亞民主。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建造更多公共住房、提高住房負擔能力和住房擁有率、支持澳洲工人、中產階級和重建澳大利亞的製造業、在澳大利亞建造更多可再生能源。例如，很多太陽能設備和電池都在中國建造，所以我們希望回到澳洲來建造，這樣我們就可以在經濟上擁有更多主權。過去的幾十年裡，許多西方企業與中國以及其他獨裁國家進行貿易，並與殺人政權打交道。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可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繞過勞動力需求，降低付出的工資。但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經濟架構。

環顧四周，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原因是很多年輕人面臨著無望的未來和日益惡化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們希望人們感到，他們實際上在這個國家擁有發言權和利益，並希望他們捍衛自己的權力和捍衛我們的民主國家。

 如果你看看過去幾十年與中國的貿易，我認為澳大利亞的生活水平並沒有真正提高到中國政府的支持者和中澳交往的支持者所承諾的水平。有很多例子表明人們誇大了我們對中國的依賴。然而，我們需要關注因與中國的貿易而長期失去的製造業工作崗位。

我認為，與中國經濟脫鈎不僅不會損害澳大利亞經濟，反而會真正振興澳大利亞經濟，尤其是製造業。我們還可以與我們地區的其他市場進行貿易，例如日本、韓國、印度—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台灣。

 基於道德和國家安全的理由，我們應該從支持中國政府的中資企業中撤資。因為那是將百萬人關進集中營的政府。比如澳大利亞政府期貨基金，作為一個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不應該投資中國的軍火公司或支持中國政府的公司；因為不幸的是，在中國是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於國家控制的企業。從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澳大利亞企業怎麼可以從這種關係中獲利？

記者問：澳中關係處於歷史最低點，你認為政府應該怎麼做？

Drew Pavlou：即使我們實現了經濟脫鈎，我們仍然可以在人道主義、醫療和環境等領域與中國合作。但以國家安全為由，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中國政府如何將其對澳的經濟影響力「武器化」，試圖欺負澳大利亞，例如他們去年向澳大利亞提出的14項要求。基本上這些是他們希望看到澳大利亞成為附庸國的要求。在中國展示民主改革之前，我們不應該與中國有貿易活動。

 中國外交官在澳大利亞的人數應該有上限。例如，他們不應該被允許在阿德萊德建造這麼大的複合式中國領事館，它只是一種替中共監視澳人和持異議政見者的方式。

記者問：你如何看待政府公布的預算？

Drew Pavlou：我認為預算是「莫里森購買選票」的選舉預算，沒有實質內容。這不是一個著眼於澳大利亞未來長期利益的預算。老年護理、幼教服務和不平等還有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我們希望預算能更加「人道」，像對家庭提供更多稅收抵免，幼教補貼，增加公共住房資金，消除兒童貧困，消除澳大利亞社會的飢餓，關注住房負擔能力。儘管政府每年有5,000億元收入可使用，但我們仍有100萬兒童需要獲得糧食援助，300萬澳大利亞人處於貧困之中，近30萬澳大利亞人還在使用無家可歸者補貼，昆州北部洪水導致的住房危機，生活在在帳篷里。

我們被認為是一個富裕的國家，那為甚麼我們會有挨餓的孩子和無家可歸的人？

記者問：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新冠病毒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您如何看待聯盟黨政府控制COVID病毒的方法？在您看來，防疫成功了嗎？

Drew Pavlou：鼓勵每個人接種疫苗，保護老年人和弱勢群體非常重要。但政府在去年年底的做法有點過於嚴厲，例如維州發生的事情以及引入軍隊以加強昆州/新州的邊界。在維州，兒童遊樂地區也被奪走，我發現這真的沒有必要，而且對遏制病毒的傳播也沒有真正的幫助。

我也擔心政府實施雙重標準，例如讓橄欖球運動員的妻子和女朋友入境。但不讓普通家庭探望垂死的親人。

我相信Scott Morrison過早地撤回了失業者的收入支持，影響了人們的生計。

我也不認為人們應該失去工作，只是因為對健康的選擇（指強制疫苗接種）。

記者問：如何看待微信對民主自由社會的影響？

Drew Pavlou：這是中國政府用來向澳大利亞輸出審查制度的應用程序，也是對在澳洲想要公開對中國政府持有異議的一種威脅方式，他們在微信上監控政治論點和家庭成員間的討論。我有朋友的微信被監控，而後他的父母在中國被約談。

微信現在是中國人與國內家人交流的工具，我不希望這個程序被褫奪但毋庸置疑地，這個應用程序已經成為澳洲的國家威脅。我認為，澳洲的任何一位政客都不應該用其作為競選工具。

 我們應該清楚的對中國政府表達，他們無權監視、威脅和監視澳大利亞華人，這些人是享有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澳大利亞公民。我們認為那是不可接受的，是對澳大利亞公民的嚴重侵犯。站在國家主權的基點上，這是絕對不能商量的事情。它限制了華裔澳人參與民主生活。如果他們不聽，我們將不得不禁止這個應用程序。這是我們不想做的事情，因為澳大利亞華人用它來聯繫他們的家人。

 這次工黨仍在微信上進行競選活動。我記得自由黨已經說過，由於微信對澳總理莫里森的禁令，他們不會通過微信進行這次的競選活動。然而，我的問題是，為甚麼自由黨是因為微信禁止莫里森後才說該黨不會通過微信來助選？為甚麼在這個時候，他們才開始關心微信對澳國家安全的影響呢？有些人認為自由黨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政策很強大，但是，看看他們的政策，如果莫里森沒有被禁止使用微信，他們還是會繼續使用，我認為毫無原則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