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沒有任何隱私。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離的種子。」一名80後、新西蘭中領館出逃員工董羅彬說。
五年前，出生中國河北農村的董羅彬，被中共外交部外派到新西蘭的奧克蘭中領館工作。他告訴大紀元，2018年3月他抵達奧克蘭，一出機場，護照就被館方人員沒收。到了領館，吃完一頓飯，上級立馬向新人宣布「紀律」——不允許單獨外出，至少三個人以上才能出行，還要互相監督。
董羅彬解釋，「兩個人都不行，只有三個人才能相互制約。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個人、五六個人，甚至是幾十個人，永遠是群體活動。」
「出來以後還不允許和外界的人接觸，一旦發現後果嚴重。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被在『全館』（全世界中共使領館）通報。有一個使館後勤人員跟一位當地華人說了幾句話，被使館的武官發現了，那位當地華人還是台灣的，這個後勤人員立刻就被遣返回國了。」
不論是後勤或外交官 領館人員「都活得不是人」
在海外除了沒有人身自由，董羅彬發現，連思想的自由都沒有。總領事更警告，館方人員的所有活動都是透明的。
「到了奧克蘭中領館之後，每周都會讓你看一些中共的宣傳片，不斷地給你洗腦，加強所謂的『思想教育』。」
「領館工作人員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圍牆之內，不能看當地的報紙，不能瀏覽海外的網站。我們的手機卡都是領館給的，使用的互聯網都是中國的設備，每個辦公室的代碼都不一樣。總領事還說過，你們在這裡的所有活動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覺得，這裡跟國內沒什麼區別，甚至比國內還有過之。」
「領館裡邊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獨大，據我所知還有中國不同省派過來的，對外屬於（中共）宣傳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什麼身分，即使知道表面身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幹什麼的，也許其中就有間諜或特務。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監督，就是要營造這種氛圍，讓人非常緊張，所以大家連說話都低聲下氣的。」
董羅彬說，環境的壓抑令人感到痛苦，而這種痛苦還時不時地被加強。
「我們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體面，出去穿得光鮮亮麗，其實不論你是後勤人員還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壓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罷了，這個環境的壓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這個門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們還時不常地強化你的痛苦，『不能問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要說，不該看的也不要看』。」
中領館領導：中國人活得還沒有外國的狗自由
董羅彬也看穿了中領館為何要如此防範員工，「他們制定所有規則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價值觀會影響到你。」
「中領館有一個上級領導養了一條狗，有一次在車上，他無意中說：中國人活得還沒有外國的狗自由。」這句話讓好不容易來到海外自由世界的董羅彬感慨萬千，暗下「一定要跑」的決心。
報導說，董羅彬2018年5月在一次天賜良機中，義無反顧地、頭也不回地衝出奧克蘭中領館，向新西蘭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在新西蘭領土上，他國政府雇員出逃，自冷戰以來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他出逃後，中領館四處找他，他在中國的家人也不斷地遭到中共各級部門的盤查和騷擾。但董羅彬心中知道，他永遠也不可能回去了。
董妻得知他的消息後，始終不離不棄，獨自拉扯孩子長大。經過幾年的艱辛後，全家人終於團聚。
時年34歲的董羅彬，在奧克蘭中領館的職務雖然不高，但待遇優厚，外表光鮮。報導說，他剛出逃不久，透露了80後的他選擇「出逃」的心路歷程。但當時出於安全考慮，該報導被擱置。直到日前，他才決定公開他的這段經歷。
五歲目睹血腥鎮壓 「鮮血都從院子裡流到了外面」
1984年出生的董羅彬，出生於天主教家庭。他憶述，5歲那年他目睹其所在的忠貞天主教教會（地下教會）遭到中共武力鎮壓。
他說：「由於歷史的傳承，我們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們村之所以遭到鎮壓，是因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歸屬在其『三自愛國教會』控制下。他們想把我們現有的、西方傳教士蓋的教堂拆掉，重新蓋一個政府認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換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許他們這麼幹。他們沒有合適的理由，就找藉口把教堂強拆了。」
所謂的「三自愛國教會」，是中共宗教事務管理局領導下的中國基督教教會，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養、自傳」。也就是說，中國的基督教必須是在中共領導下的、與國外的宗教團體毫無關係的宗教組織。
「其實大家都明白政府這麼幹是為了什麼。大家不去，他們就拿各種原因要挾，於是就產生衝突，他們就開始鎮壓。剛開始來的是武警，但他們沒想到教友人多，又齊心協力。他們馬上改派軍隊過來，實施宵禁，把整個村給包圍了。只允許進，不允許出，你要出來就拿槍打你。」
「那時我才5歲，但我清晰地記得，那些當兵的讓我們把手背過去，坐在台階上，一動不許動。我們眼看著武警和當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會長。白天用磚頭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來就開槍。有一個人中了好幾槍，最後跑到豬圈裡才活了下來。他現在還活著。」
「當時有一個神父，教友都想保護他，當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裡打這些教友。打癱了無法動彈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殘的，鮮血都從院子裡流到了外面。」
「等我二十多歲時，聽那一輩人講起這件事的時候才知道，醫院當年還接到命令，不許醫治這些被打傷的教友。有一個教會的會長本來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這個人是帶頭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個會長最後變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這個會長我見過幾次，幾乎是皮包骨。」
長大後發現中國社會完全不接受博愛、仁愛等良善價值
董羅彬表示，當時發生的這些事情，是在他長大後才真正明白的，而這些事情只是在他們村子裡口耳相傳，外界知道的寥寥無幾。
他說，他的宗教信仰使他在受壓迫中成長，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也讓他越來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壓制。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我們去教會都只能去別人家裡，不能正大光明地參加。神父做完彌撒都要匆匆地走，不敢逗留一刻，還要走後門。一到聖誕節、復活節或重大節日，村子裡的神父都會『被喝茶』。我們不得不找其它教區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過來做彌撒，即使天氣很冷。」
更重要的是，其持有的良善價值觀不被社會所接受。他說，「不僅如此，我所接受的這些普世價值，如博愛、仁愛、為他人著想、原諒你的仇人，當我步入社會的時候忽然發現，這些價值觀完全不能被社會接受。相反，人們反而認為你有問題。」
「這種壓抑，對常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忽然聽到門口有許多車 腳底冒汗….
董羅彬還憶述，28歲時，他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讓他險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發表文章，關於教會以及中國社會問題現狀的，當天晚上9點多鐘發出去的。夜裡快12點了，我忽然聽到家門口有很多車，有關門、下車的聲音。我本來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腳底冒汗，當時我就意識到有危險。」
「但他們並沒有抓我。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村裡的一個長者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們本來打算要把我抓走的，就因為我發的文章。但這位長者當時替我擔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時我才明白，互聯網真的沒有自由。」
雖然明白了中國的互聯網沒有自由，但董羅彬後來仍在微信轉發一些文章，但都很快就被刪了。
他說，「後來有微信了，我也會轉發一些好的文章，反映中國社會現狀的，卻發現很快就被刪掉了。剛發布幾個小時再看就沒有了，甚至自己寫的東西都沒有了。我們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沒有任何隱私。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離的種子。那時，這種出走的心就已經很強烈了。離開中國，時不時的我都會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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