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網絡熱門議題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雙減」措施，尤其是有關禁止私營補教機構提供校外輔導，在暑假家長們慣常送「雞娃」參加各種補習班的時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掃黃」式貫徹執行，辦班教師斯文掃地被視同罪犯一樣對待引發爭議，而私營教補機構更直接因此面臨行業的前途未卜。就這一現象，中國資深媒體人、作家、時評人長平接受法廣的電話採訪。
長平：中國推出「雙減」措施看起來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雙減」納入「掃黑除惡」「掃黃打非」，進行專項整治。上周中國媒體又再次曝出教育領域重磅新聞，就是教育部等八個部門發出規範國有民辦小學初中的通知，根據這個通知，民辦學校將轉為公辦或者停辦，這些都是以減輕學生負擔的名義推出的，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們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機」，它的重點是什麼？就是停辦民辦學校，兩年左右再無民辦小學和初中，這無疑是同整頓校外培訓、減輕學生課業負擔、關停民辦學校這一系列動作的很好的註腳。它的重點並不在減輕學生負擔，而是要壟斷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們還不能明白的話，可以看上海的這份通知，它做了種種說要減輕學生負擔、要實施數字教育之後，來了一個重點，這個重點就是小學低年級、高年級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作為必修課，這個通知還同時強調，為了減輕學生負擔，期末考試不用再考英語，那麼我們會想一下，習近平思想讀本成為必修課，英語考試不用考，到底是學英語加重學生負擔？還是學習近平思想加重學生負擔？這可能對很多學生家長來說都會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所以我認為如果學校教育中將習近平思想作為必修課，那麼學生課外補習就不是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對校外培訓機構和民辦教育的打擊就是在剝奪民眾接受多元教育的權利。
這也是我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次校外的私營民辦學校成為整頓的目標？
長平：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在中國，死板教條的教學大部分是發生在公立學校，而創新探索大都來自民辦學校，校外培訓機構。為了應付升學壓力，公立學校往往大搞「題海戰術「，或者是教學效果不彰，逼迫學生尋求課外補習。的確課外補習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學校的這個問題來牟利，成為加重學生負擔的幫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辦學校和校外培訓機構，是通過探索創新教育模式來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認識很多民間辦學者，他們是真心誠意地立志於教學改革、立志於教育改革，千方百計利用政策空間來實踐進步主義教育理念，這些創新教育模式或者進步教育理念，簡而言之，就是減輕學生負擔、尊重學生興趣、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批評思維能力。但是中國目前這些所謂的「雙減」政策，他們不會從減輕學生負擔的立場去保留這些創新學校，而是打擊這些學校，來保留和強化現有的填鴨式灌輸和失敗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種辦班，中國雞娃家長們的焦慮是否能夠消除？還是想一些分析所擔心的，將會刺激教育競爭更加激烈，更加擴大本已巨大的資源不平等和貧富差距？
長平：我認為它會使教育競爭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資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雞娃」家長們的焦慮。第一個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這裡面的根本問題在於高考制度，如果這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選擇機制不變，那麼家長的焦慮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國社會中，社會公平存在緊迫的問題，如果一個家長不逼迫他的孩子通過求學這條路去實現階層上升，或者保持現有的階層，那就可能階層降級，接下來會導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極大的歧視，一些底層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艱苦的工作環境，低廉的勞動報酬，而且沒有反抗的權力，沒有工會來維護他們的權力，第三個問題是思想自由，如果人們沒有表達的自由，沒有批評的權力，按照所謂素質教育培養出來具有批判思維的人才用來幹什麼？這樣的人才可能成為異議人士，成為「危險的人物」。那麼家長就會教育孩子不要成為這樣的人，要成為聽話的人，又要聽話，又要上進，怎麼辦？現有的通過重複刷題獲得高分，可以說是經過篩選出來的「最好的」培養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說，中國對私營教育的打擊是其加強對企業監管的又一個方面？黨需要讓實力雄厚的科技巨頭明白，誰才是管事的人。 您對此怎麼看？
長平：是的，目前對私營企業的打擊的確是其加強對企業監管的一個方面，真正對學生造成負擔的是現有的公立學校的洗腦教育，但是打擊的重點是私人教育機構，這裡還有一個原因是私營教育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是給了學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讓他們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語，所以就成為一個打擊重點。另外就是這些私營教育機構利用公有機構存在的巨大問題來發展壯大，這本身也讓當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個打擊私營企業的一部分。
打擊私營企業大家都看到最早是從馬雲開刀，大家都說是因為馬雲在上海一個金融論壇對金融體制提出批評而招致打壓，可是如果我們關注一下最近的新東方、騰訊、滴滴出行和一些外賣品牌(的遭遇)，還有被判重刑的孫大午，就會知道馬雲即使沒有說那些話，這個故事的腳本不會由太大的改變。馬雲本人除了商業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強的事情，甚至對於隨意收拾他的權力體系，可以說他自己也貢獻不菲，但是這些都沒有幫到他，為什麼呢？因為他是私營企業，領導震怒只是表面現象，背後是專制理性，這個專制理性告訴當權者，絕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大，所有的資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裡，所有的壟斷企業都必須是國有企業。
一些分析也關注到「雙減」新規對外資控股或參股培訓機構的禁止，包括嚴禁提供境外教育課程、嚴格規範外籍師資等，視之為中國教育開始排外和反國際化，您對此怎麼看？
長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義話語進行宣傳的一個方面。這種宣傳會強調減少英語教學，加強古文教學。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看看它現在怎樣對待西藏的文化和維吾爾文化，就會知道其實中共它根本不在乎傳統教育，這只是它的一種話術。在我看來，從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就一直如此，它是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在這個包裝之下，人權、民主、自由與專制制度水火不容，卻被說成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不相協調，好像西方歷史上沒有過皇權文化和專制政治一樣。
中共的宣傳話語中其實就是要求尊重其專制制度，很多中國人也喜歡說東亞人都喜歡讓孩子上補習班，台灣、韓國、日本的孩子都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瘋狂補習之苦。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更重要的是，台灣和韓國、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較為暢通的政府和民間互動的渠道，最終是向創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發展。所以對中國來說，它把這個運動作為排外和反國際化的一面，從本質上來說，實際上是反人權、民主和自由的、維護專制方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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