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行香港記​

2023年，我在香港訪學了三個月。去報到那天的座談會上，我向一位同學介紹自己說：

我叫徐凱，內地執業律師，我是來湊數的。

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我當時想要更多的個人時間和空間，理清自己來時的路。我後來才知道，這個座談的主要緣由，就是歡迎我過去。

這三個月過得非常充實。在港島的街市中，在海邊的小徑上，在朋友家的餐桌旁，我回想起許多意義重大而曖昧不明的往事，那些害怕面對而刻意迴避的事實，每一件都深埋在心底，每一件記得清清楚楚。

 

2004年來北京讀書時，我不會想到要在這個城市住到今天。我從安徽農村來，想要學習法律，在法學院上的第一課，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什麼是法律？

法律是以國家暴力為後盾，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專政工具。

出乎意料，和我的想象相反。

然而，接下來這二十年，我每天都體會更多一點，這個定義的現實感。

因為不知道怎麼和人說話，大學期間，我大多數時間都躲在宿舍和圖書館，以免和人發生接觸。我在農村是沒有看過報刊雜誌的，因此最喜歡期刊閱覽室，我經常看《經濟觀察報》的評論和專欄，還看了《財經》雜誌的一些新聞稿件，尤其是和股市和國企有關的調查報道。復讀那年，我在高中書店讀過一本書，《中國農民調查》，是報告文學，也很接近新聞題材，這本書主要寫安徽農民，記錄了當年農業稅和計劃生育引發的許多事件，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記憶。

也許新聞行業的工作，更接近我最初的想法，而且我可以工作的名義，強迫自己和別人交流。一舉兩得。

大三的一天，我看到有一個講座，《財經》編輯段老師來法學院做了分享，我等散場時去問他，我能去《財經》實習嗎？就這樣，2007年11月，我來到朝外大街泛利大廈，成了媒體行業的實習生。

我那時連個完整的句子都寫不好。第一篇網稿寫完，編輯編發後，我發現除了署名，其他句子都不是我寫的。

第一次出差，是去山西太鋼集團的事故現場，他們的礦渣山坍塌，吞沒了半個村子，地址在婁煩縣，也就是古樓煩國。我在剩下的半個村子裡，看到電視機里正盛放着北京奧運會的煙花。當地政府封鎖了新聞現場，我爬後山進去，拍了照片，又從後山出去，走到馬路上，被當地警察發現，拖到鄉政府里問話。副主編張老師打電話給鄉黨委書記：

要保障我們記者的安全。

書記說，你說什麼呢，我們是黨領導的政府！

當天深夜，政府驅車送我回太原。走盤山公路到山頂的位置，突然停車，叫我下車，在黑壓壓的山色中，高聲問我有沒有錄音筆和相機。當然有，但到山頂也不能給你啊。

這就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新聞稿件，《婁煩礦渣山不能承受之重》，張老師改的標題。

但我仍然是個很差勁的記者，和同期實習記者相比，無論是採訪能力還是寫作水平，我都差得很遠。我當時的主管編輯不認可我。她給張老師寫了一封郵件說我說謊了，我說給某部委打了電話，但她查閱了我工作上的座機，發現沒有通話記錄。以及我各方面能力都比較差。

能力差我認，但我沒說謊，那個座機它只能顯示最後一次打出的號碼啊。為什麼要趁我不在查閱我工位座機通話記錄。我回覆郵件說明了情況，同時主動辭掉了工作。

就這樣，入職才兩個月，我就丟了第一份工作。

我太希望成為一個記者了，我給能找到號碼的每個新聞刊物主編打電話，即便每一個我都不認識。

《中國新聞周刊》的主編靳老師，我給她打電話，介紹自己，她說，真抱歉，她已經換工作到上海去了，在讀者文摘工作。

《中國周刊》當時創刊，主編是朱老師，我給他打電話，介紹自己，他給了我一份記者工作，我在中國周刊待了兩個月，沒過試用期，被辭退了。

人生前兩份工作，都沒有過試用期。但我仍然想要做記者。

《中國企業家》的金老師，《瞭望東方周刊》的黃老師，《中國新聞周刊》的陳老師，《中國投資》雜誌的一位老師（抱歉我忘記了她的姓氏），我找到每一個能找到的記者編輯，問她（他），你能給我一份記者工作嗎？每一個都幫助了我，給了我工作機會。但就如同此前一樣，每一份工作我都做不長、做不好，最後我在上面這些雜誌社，每個只待了幾個月時間，就都離職了。

2009年底，我不知道第幾次失業後，身無分文，借了一大把信用卡要還，也沒有朋友，常常漫無目的地走在北京街頭，走累了就坐在地壇公園的長椅上，心裡想起史鐵生。

此時，新聞媒體界發生了一起大事，舒立團隊集體出走《財經》，創辦了財新傳媒。這件事的一個直接後果是，《財經》雜誌大量採編職位出現了空缺。

就這樣，我又回到了泛利大廈，在這裡跌跌撞撞，又馬馬虎虎做了五年記者。

這五年期間，我努力工作，向着自己想象的方向不斷嘗試。漸漸地，我有一些報道得到了一些新聞獎項，但都不是我自己滿意的作品。2013年，我在重慶積累了足夠多的信源，去監獄中採訪了正在服刑的重慶廣電集團原董事長，採訪了時任重慶市長，前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以及許多環節的參與者，最終完成了一篇稿件叫做《紅潮》，講述了在重慶唱紅打黑時期，當地媒體在意識形態工具化和商業化之間的衝突。到這篇報道為止，我對這份職業想象中的自我期待被實現了。

在這幾年裡，我不斷練習提問、練習傾聽，部分克制了孤僻的天性，學習和別人說話。

在香港，我常常去文欣和冬冬家做客。原來他做記者的動機，有一部分和我是一樣的：正因為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所以才選擇一份外向的工作。不是因為擅長，而是因為不會。

這份職業確實訓練並改變了我。慢慢學會交朋友。我漸漸認識到，與新聞熱點相比，具體的個人要重要得多。我開始交到一些朋友，也在工作中傷害過別人。

2010年，財政部有一位要員落馬，案涉北京的一名開發商。這位開發商的樓盤位於東二環上，叫富華大廈。我直接去富華大廈找人採訪，挨個房間敲門，就這樣見到了代替父親管理公司的小王。小王當時大學剛畢業，比我還小一歲，我自報家門，他卻一見如故，給我說了很多事。我後來結合其他採訪素材，寫了篇關於該要員的獨家報道，發在了《財經》雜誌上。小王看到以後，發短信痛斥我。我看到短信，心裡非常難過，不知道怎麼回復他。至今沒有回覆過他。

那時我對自己說，我的工作是提供關涉公共利益的事實，雖然辜負了他個人，但合乎職業倫理。即便如此，此後十多年，每次路過富華大廈，我心中都隱隱作痛。

在香港，和朋友們聊起這件事，我終於意識到那個被迴避的問題是什麼，這麼多年來追索我的是什麼：被公共利益掩蓋的個人利益。

我之所以要寫那篇稿件，是因為我想要寫一篇獨家稿件，向我的同事和同行證明自己，這才是我最主要的動機。這篇稿件有關公共利益，也有關我的個人利益，二者並存。然而探究我行為的實際動力，我的個人利益是更加直接和主要的。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很奇怪，當我面對質疑的時候，就想不起來我有個人利益了，我用來安慰自己，在內心深處反駁小王的，全部是公共利益，似乎我一點都沒有個人利益在其中。

在具體的記者工作中，時常難以忍住越界的衝動。

2012年，陝西鎮坪發生了一起七個月嬰兒被強制引產的事件，嬰兒的父母是馮建梅和鄧吉元。鎮坪是一個袖珍的縣城，在這起事件中，我終於不再甘於只是一個中立的記錄者，試着幫助當事人從縣城逃往北京。在當年發表過的記者手記中，我記錄了當時的過程：

採訪結束後，鄧吉元決定再次離開。這是6月22日下午兩點多，他帶着女兒，鄧家大姐開車，載着鄧家老父親和我。由於是三省交界處，我們本來有三個方向可以走：安康方向，重慶方向和湖北方向。我提議走重慶方向，但安康市是他們最常走的，而且鄧吉元還想回家拿換件衣服。

我知道這條路線的風險。既然第一次沒走掉，現在盯着鄧吉元的眼睛遍布整個縣城。何況這條經由安康市前往西安的道路，每一步都可能被攔下來。那時，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他。我悄悄聯繫了張凱律師和騰訊微博的朋友，告訴他們，一旦有事，會請求他們幫助。我的想法是，就算走不掉，也要保證鄧吉元不被鎮政府的人帶走。

車行半個小時，一輛大型卡車就停在路中間。大姐下車，換了車技很好、曾經開過大車的鄧吉元，才堪堪過去。但隨後，大姐就發現，一輛鎮派出所的車不緊不慢跟着我們。我讓大姐靠邊，結果這輛車也跟着我們停下了。

往前幾公里，已是下午三點多，又看到一輛橫着「拋錨」的車，政府的人迅速包圍了我們的車輛，聲稱鄧吉元有問題，要帶他回去。鄧吉元不肯，但說不過對方。

隨後，那名採訪過鄧家的德國記者也出現在現場。場面愈發緊張起來，幾個所謂喝醉了的「村民」衝過來打鄧吉元，罵他是「漢奸」「賣國賊」。

我正在和趕來勸解的曾家鎮陳姓政協主席「敘舊」，突然看見離我們五六十米遠處的鄧吉元被人衝上去踹了一腳，我立即衝上去喊了一聲：「這麼多政府的人在場，怎麼有人打人！你們都不管？」

隨後有警察趕來。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那個動手打鄧吉元的所謂「醉鬼」，竟然指着我跟警察說，剛才是和我打架！於是才有了警察認為我是當事人，要帶我回去調查的事。在我的堅持下，他們又改口說帶我回去「作證」。

當我被誣衊打架時，我找到事發時和我說話的政協主席，問他：你能不能說句良心話？對方囁囁嚅嚅說不清楚。當情緒與焦點引向在場的外國人之時，參與圍堵的另一人反反覆覆罵我是漢奸，他說，釣魚島你怎麼不去關注？這麼大點事，你們就要來我們鎮坪弄？

以上過程，通過現場的多個信息源已在微博上直播了。經過這一場風波，走是走不掉了，當晚7點多，鄧吉元被帶回鎮坪縣公安局，而我被公安跟着，最終還耗時一個多小時做了份證人筆錄。

當晚10點半，在警察與宣傳人員的「護送」下連夜送趕到安康。等住下，已是次日凌晨三點。（《鎮坪七日》，2012年發布於財經網，鏈接已不可見）

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我內心最大的渴望，是守護需要幫助的人，而不是寫出某篇獨家報道，或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關注。我近距離接觸了一些媒體前輩和同行們，看見他們非常有意識地利用社會事件轉化個人影響力並牟利，我心中的疑惑不斷滋長。

2021年，為練習打坐，我去一家寺院住了兩周。這是禪宗叢林，每日要在禪堂打坐幾次。在寺院裡，我見到很多怪事。

比如說，有一些信徒喜歡放生，因此寺院的池塘溝渠有大量死去的魚鱉。

比如說，見方丈是要磕頭的，是要給紅包的。只有方丈有權為居士皈依，當我去找方丈皈依時，沒有給他紅包，也沒有給他磕頭。於是他將在我晾在一旁，置之不理，我因此在丈室待了一上午，現場觀摩了這位方丈如何接待客人。

第一批客人是一家四口，一進門就五體投地，向方丈跪拜，每人手裡都拿着幾張百元紙鈔，獻給方丈。方丈接過來，直接扔到手邊的抽屜里，然後面露慈悲地接受恭維。

第二批客人是一位僧人，也曾在這家寺院掛單，後來自己要出去闖一番天地，去到另外一個縣城，盤了一家寺院，但諸事不利，回來向這位方丈請教。同樣給了錢，同樣跪拜。二者寒暄，方丈開始為這位僧人支招，應該找某某領導，佛協有一位秘書長與這位領導相熟，我現在就可以給你打電話找他，找到這位領導送點禮，他開口打招呼，事情就好辦。

直到午飯時間，他仍然沒有為我皈依。年輕侍僧小心翼翼提醒他，方丈才不情願地叫我過去，草草為我執行了皈依儀式，全程沒有看我。

我剛到時，大殿中仍有來自金陵刻經處的一些佛經和讀物，供信徒自取。但隨後有關部門整頓這類內部資料性出版物，這些佛經就從大殿中消失了。早粥時方丈訓話，依據領導指示和會議精神，大殿不能再出現這些佛經，要求巡視僧務必檢查落實。

當然，和任何行業的成功人士一樣，這位方丈的法號前，有一堆頭銜：佛協會長、政協委員、人大代表。

即便如此，在這家寺院中的暫居，給我留下了無法忘懷的體驗。寺院的鐘鼓、氣息和禪茶，來往勞作的修行者，默默無聞的學僧，集體打坐的禪堂，樣樣都鐫刻在我心中。

在這位宗教官僚身後，仍然活着的，是佛法的古老實踐：打坐，觀想，向內尋問。

不管外層有多少腐化，佛法常住。

當我回頭來看那個新聞行業時，恰如我對於寺院的感受。行業的複雜性在於，最虛偽背後，也有最真實之物。即便有那麼多腐化的現象，那麼多虛偽的人物，事實和思想的自由市場，仍然是當代社會的必需公共產品，仍然值得最大的努力和奉獻。

法律行業，亦復如是。

 

在座談會上，一位老師問我為什麼要轉行，我說：

為了賺錢。

雖然有很多因素促使我轉換職業，但收入是第一優先級的考慮。到2014年，我仍然身無長物。我希望有養家糊口的能力。而記者這份職業，在財務上的性價比實在太低了。我那時居無定所，經常搬家。有一次搬家，為了減少負擔，把自己所有的紙質書都在朋友圈送人了，其中有許老師的隨筆《坐待天明》，送給了湖北一位朋友。後來記起是許老師簽了名送我的，內心後悔不已。我知道，這位朋友會比我更珍惜這本書，稍作安慰。

2014年，我剛轉行不到一個月，浦律師的案子就發生了。

當時，他和屈律師、步律師擔任雜誌社的法律顧問，我們有一些稿件，涉及工商檔案的，就會請雜誌社委託律師查檔。浦律師曾經辦理過重慶勞教系列案件、浙江於其一案件時，這些是我做過的選題，為此採訪過他多次。

2014年5月浦律師被捕後，公安機關找過我很多次，嚴重干擾了我的實習律師生涯。當時發生的情況，我如實記錄了下來，並且在2015年浦案開庭前，全文公開發布在微博上，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又寫了一些很中二的話：

「今天我發表這篇記錄，心裡不是沒有猶豫、懷疑和恐懼，最擔心會影響到父母的生活，心裡真的很害怕，我沒有能力保護他們，難道還要給他們帶來麻煩麼？我對於包括李某在內的警察也沒有任何情緒了，也許他們只是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而已。但我不能坐視浦受刑而一言不發，因為我仍然記得自己最初為何退學重考了法學院，仍然記得為何畢業去做了新聞記者，仍然記得自己對於所在國家和社會的幻想：在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的家人朋友都有尊嚴，每個路人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這樣的地方，任何人都不會因為這樣的微博而失去人身自由。如今浦案開庭在即，以此文為獻，致意二中院的法官：我仍然相信你們有作為裁判者的良心和自重。」（《在浦案中作證》，2015年發布於新浪微博，鏈接已不可見）

浦律師被判緩刑走出看守所之後，我曾問他，再也不能以律師身份出庭，會不會遺憾？他反問我：

你怎麼知道我的律師證永遠拿不回來了呢？

是啊，我也相信，他終有一日會拿回來。

我律師執業以來，每天在想辦法賺錢。我覺得，一份工作在商業層面成立，才有可持續性。在這樣的商業工作里，每個具體的業務里，我喜歡那些技術層面的細節，戰術層面的策略，經常沉浸其中，得到深深的滿足感。

但我還想要更多。我還想要有超越性的意義。我還想要探索人之為人的真實面目，我還有很多困惑，沒有被回答。

我想要提問，想要質疑，想要探索，可以這樣做的前提，是表達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圍繞着這個主題，我開始做法律援助，即便很多時候，我也不喜歡乃至厭惡很多言論。但我經常會想起，霍姆斯法官的話：

那些我所痛恨的思想，同樣自由。

在往後的日子裡，我的心中也不斷迴響起這句話。

就是在這種探索中，我遇到了弦子麥燒案。2018年，當弦子和麥燒被起訴時，我主動聯繫了前同事麥燒。在當時的我看來，這是一起表達自由的案件，麥燒把弦子的自述文章轉發到了微博上，成了名譽權糾紛的被告。之所以引發關注，只是因為涉及明星八卦。後來我慢慢認識到，這起表達自由案件格外不同的是，它正好回應了我們這個時代，社會思潮的真正重心：

性別平權。

在代理過程中，我重新理解了我的成長經歷。我有兩個表妹。表妹小燕和我一起在奶奶家長大，她比我小一歲，但農活卻比我幹得多。所有人都視為理所當然，包括我自己。

另外一個表妹，小靜比我小五歲。我讀大學時，她讀初中。那年，她和弟弟來北京看望父母，也就是我的姑姑姑父。有一天，我過去找她們玩，遇見一家人要吃肯德基，因為我的表弟過生日。那是2004年，對安徽農村的小孩來說，去吃肯德基是件很盛大的事。於是，我看到那天上午一家人都很高興。但在出發前，我姑父和小靜說：

你就不用去了。我們會帶一些回來給你吃。

我仍然記得二十年前，我的表妹當時的眼睛。

我更多回想起來的，是我的媽媽。我想起了媽媽童年的生活，她是女孩中的老三，不受寵。嫁給我父親以後，她因為個性要強，在農村的生活網絡中很孤獨。

我以前寫過我的媽媽：

媽媽小的時候，被外婆扔進水溝差點淹死。在家裡吃飯，作為獨子的舅舅吃掉了大部分米飯，她和姐妹們只能吃紅薯配醃菜作為主食，這造成了她對鹹菜至今抱有宗教狂熱般的喜愛，每頓都得有。（《媽媽回北京掃地了》，2018年發布於簡書平台，鏈接：https://www.jianshu.com/p/b7d396f21f8a。）

這個案件一開始我只是麥燒的代理律師，後來開始代理弦子。弦子在法庭上的發言，本身就在反對基於性別的刻板印象：弱勢的、被規訓的、充滿羞恥感的女性受害者。我想象過她報警那天發生的事：

長夜將盡未盡，長日將臨未臨，21歲的女孩在大學宿舍里省思。幾個小時前，夜幕降臨，她走進過一間化妝室。幾個小時後，太陽升起，她走進了一間派出所。這些都將成為未來故事的開端。

我看到彼時彼地，她冉冉升起的自我。那麼驕傲。寫滿了不服。（2022年《當事人走窄門》）

正是弦子和麥燒的持續勇敢戰鬥，最終換來了對方不得不撤訴的案件結果。

在權利倡導型司法個案中，當事人權益和公共利益可以兼顧，前提是有效公眾參與。所以在這起案件中，我們申請公開審理，申請人民陪審員參加，申請雙方當事人到庭，既為查明事實，也為公眾參與。但法院始終堅持不公開審理，導致重要的司法議題，比如當事人出庭、證據採信和證明標準，沒有得到足夠討論。

沒有充分地將社會關注轉化為司法建設，是我覺得遺憾之處。

2018年幾乎同一時間，我遇到了鄒思聰何謙案，這起案件迫使我重塑了自己和社會的關係。

鄒思聰是個年輕記者，我們通過網絡認識，在該案案發之時尚未見過面。2018年，他在公眾號上發表的署名C的文章時，涉及指稱一位公眾人物性騷擾的內容，我看到了，雖然有一些吃驚，但並沒有過多關注。鄒思聰問我，對方是否會起訴他，我說，大概率是不會的。事後證明，我錯得離譜。

就我當時和如今的觀念來說，這種事是司法不應介入的場域。有證據證明是虛構的，發布者承擔侵權責任；有證據證明發生了性騷擾行為的，性騷擾者承擔侵權責任。如果兩者皆不足證實，真偽不明，則法院不應當支持任何一方的訴請。這個中間地帶，留給公民社會自行生長。

父權式的司法機關不是這樣處理案件的。沒有中間地帶。

2018年11月，鄒思聰接到起訴狀，發給我，我一時不知道如何處理。我並不認識化名C的何謙，我也沒有見過鄒思聰。我認識對方當事人，他是媒體界前輩，某個圈子的核心人物，那個圈子也曾幫助過我。在那個時刻，我認為我的道德準則在受到考驗：是對鄒思聰置之不理，還是在某個幫助過我的圈子的對立面？兩種選擇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把這個案子介紹給同事，避免讓自己處於這樣的衝突之中。

我那時就很清楚，在我過去工作認識的圈子裡，這起案子會引發紛爭，捲入這種圈子紛爭，就我一心只為賺錢的律師事業而言，只有損害，沒有幫助。

就在我和當時的律所同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接到了來自這個圈子的好幾通電話，這些電話讓我內心生出了反感，也在內心確信了某些事實，產生了幫助鄒思聰和何謙的想法。

何謙回國來應訴，我第一次見她，就對她說：

如果我發現你說謊，就立刻退出這個案件。

可惜的是，在訴訟過程中，何謙從來沒有給我這個機會。我看到的她，始終是誠實和準確的。

在代理這個案件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收到侮辱信息，來自過去媒體工作中認識的一些人，他們說我：

為了出名不擇手段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蒼蠅

對方當事人兩次向律協投訴我。在開庭前，我在這個公號上發了一篇文章，請求公開審理，他投訴我炒作。開庭後，北青報發了一篇快訊，既沒有寫案件實體內容，也沒有採訪我，他依然向律協投訴我炒作。

即便我代理被告應訴，對方才是發起訴訟的那個人；即便當時已有五位女性在微博上公開指控他；即便對方律師團隊沒少「炒作」（我不認可這個詞，也歡迎對方律師公開發聲，這裡為了上下文對比使用），起訴前發文宣稱「米兔運動必須回歸法治軌道」，訴訟後寫手記說「有人想要你社死你該怎麼辦」。

我在這個案件，始終面對着沉重的倫理抉擇。

就我作為被告代理律師的立場，當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重合的。何謙和鄒思聰的公開表達，旨在公開討論，因此我們會努力促使這一目標的實現：何謙實名回應，申請公開審理，歡迎媒體關注。對方的網絡發言，無論本人還是律師，我們也只做公開回應，不會像對方那樣各種投訴。我認為，在公眾參與的個案中，訴訟策略和訴訟目標應當保持一致，這是邀請公眾參與的道德基礎。

就我作為個人的立場，不能辜負她和他的誠實和勇敢，無法迴避這樣深刻的信賴和託付。

因為「朋友圈」的重疊，我時刻審查自己的言行，以免傷害到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但真正創傷我的，正是來自「朋友圈」的辱罵和拉黑，我不由自主地懷疑，是不是被他們說中了？也許他們看出來了我的本性，我就是那樣糟糕的人。我內心深處本來就有無限的羞恥感和自我懷疑，現在得到了他人的證實。

在香港，我問一位朋友，這些年來的工作，你覺得最難的部分是什麼？她說：

社會運動創傷。

她解釋說，這創傷並非來自權力，而是來自想象中的共同體。她的經驗和我是一致的。給我留下創傷的，不是浦律師的案子，不是弦子的案子，也不是亮馬河的案子，只有這個案子。

然而，就我個人成長來說，這個案件帶給我的自由，迄今為止是無與倫比的：

我徹底成為沒有圈子的人。

三十多年來，在學校、單位或圈子這樣的集體裡，我總感覺格格不入。即便如此，我仍然渴望被接納，嫉妒那些受歡迎的人，自卑到迎合那些有意貶低我的人。在這個案件以後，我慢慢接受自己，不能成為圈子的成員，正是我之為我的本來面目。

承認了這一點之後，我更清楚地和他人建立連接，不是基於想象中的圈層，而是基於個體達成的共識，反而擁有了更多朋友和夥伴。

後來，我更加有意識地通過這份職業來認識社會。在馬金瑜離婚案中，我和同事往返於在青海的雪山和黃河之間，看到那裡的女工，改變命運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張本人名下的銀行卡。受王飛律師邀請參加了劉建偉桂立苹案，我才知道，中國的職業病，居然高達90%都是塵肺病。

有同事做多元性別群體的個案，我偶爾參與其中。和這個群體的接觸，打破了我的一些預設。我的日常生活，隱含很多虛假的前提，是不許提問的，不被說明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天生是男性，喜歡女生，這件事並不是必然的。我更沒有想過，我天生是男性，接受自己作為男性的身份，這件事也不是必然的。我所預設的前提，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是要打破的障礙，而她（他）將為此付出代價。

小胡的案子就是這樣。小胡零零後，在北京郊區一所職高讀書，學校有一個真人圖書館活動，鼓勵同學們上台演講，他就上去了，說了句，希望大家不要歧視同性戀。就這句話，老師們放在心上了，把他叫到辦公室，問他是不是同性戀。這孩子說是。結果，學校就要把他勸退，不讓他讀書了，他媽媽在系主任辦公室下跪求情，也沒有用。學校說，之所以勸退他，是因為:

該生就讀幼教專業，將來要進入幼兒園工作，會對孩子身心健康有影響。

我的同事們給他提供法律援助，兩年多沒有立上案，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法院說什麼就不能給小胡立案，連個民事侵權案件的案號，都不能給他。去檢察院申請了民事監督，也沒回音。我說我來加入幫忙要求法院立案。我就給法院院長寫了封信，我說，立案登記制，你們不讓立案是違法的，這是一起嚴重侵害未成年人人格權、受教育權和訴訟權利的案件。我說，三年了，再不立案，我就去找人大代表。

院長很重視，指示立案庭庭長副庭長見我們，記錄了我們的意見。第二天，主管部門就打電話過來，問我是不是：

和法院有衝突，揚言要找人大代表？

到今天，我們這案子還沒立上。我們再次向檢察院申請監督，還是無果。在香港訪學時，我認識了一位很可敬的老師，她聽到小胡的案子，問我，你明知道沒有結果還要撞牆嗎？我對她說，因為我覺得我能提供程序價值；因為我覺得有些事，在更遠的未來，會開花結果。

而且我仍然相信，我們是能立上這個案子的，遲早！小胡因公開表達而遭受的歧視，我們一定會為他實現司法救濟，這是他生而為人就享有的權利。

我從當事人們身上，學習如何更加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感受。2022年11月底那天晚上，我也去了亮馬河，現場看到許許多多年輕人，深受感染。那晚我看到很多警察在維持秩序，事後我向朋友表揚了警方，我說，他們還挺克制的，現場很平和。我沒有預料到後續發生的事。

三個星期後，那晚現場的參與者陸續被拘捕，包括記者小楊和她男友小林。小楊的編輯菜老師是我的朋友，她和同事們堅決地幫助小楊小林，問到我，我當然願意幫助她們。我在當時的律所邀請了好幾位同事，和我一起來為小楊小林辯護。

我們陸續知道，被抓走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到這年一月底，春節前夕，小楊小林取保出來，另外有八九個人被批捕，絕大多數都是女性。我看到，她們的自我表達，那麼鮮明，那麼準確，那麼有力。

又過了一年，她們的案子被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小楊們的表達準確而敏銳，她們讓我知道，只要把真實感受說出來，就有可能獲得共鳴，即使這感受不被體制肯定，不被圈子認可。

我漸漸學會表達自己的感受而不覺得羞恥。

在香港，我參加了一次替代性創傷心理工作坊。就是在那裡，我想起了我一生中的決定性時刻。在我很小的時候，父母離家打工，我被寄養在爺爺奶奶家，我弟弟被寄養在外公外婆家。

在2018年關於媽媽的文章里，我寫過我那時候的夢：

雖然有過嫉妒心，但其實弟弟和我在一起長大的時間很短。我7歲以後，父母去北京，我留在爺爺奶奶家，弟弟則去了外婆家。後來我經常做一個奇怪的夢：我在大江的岸邊，弟弟在一條小船上漸行漸遠，我在這邊哭喊着他直到什麼都看不見。然後我就把自己哭醒了，枕頭上全濕了。這個夢奇怪的點有兩個：雖然我老家就在長江北岸、巢湖以南，但我小時候只見過村裡的池塘，根本沒見過江河；我平時也不想念我的弟弟。

這篇文章的第一稿給我弟弟看了以後，他說：「話說我也做過夢，是送你離開的，我初中的時候吧，總是送你上去廬江（註：我老家縣城）的車，之後就做這樣的夢。我還會做飛翔的夢，持續了很長時間，雖然夢裡也是短暫艱難，但感覺很好，我期待這樣的夢。（2018年《媽媽回北京掃地了》）

但我沒有寫的，當時也沒有記起來的，是白天的眼淚。我走到村口，我家屋門口，就開始哭，思念父母，一直到日落。我奶奶就會從村子另外一頭過來找我，她責備我說：

你太不懂事了。

奶奶說，父母打工，是為了給我賺錢。而我動不動就哭，是不懂父母的辛苦，也給她添麻煩。

幾個月後，我停止了哭泣。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會表達出對任何他者的期望。因為那期望，會被貶低、否定，不會被回應。如果發生了類似的期望，我內心就會生起羞恥感。我的身體裡，從此住進了一個嚴厲的內在批判者，他時時刻刻要求我做一個懂事的人。

 

在香港，我遇到了小樊。小樊讀大三，學音樂。他看不見，先天的視力只能分清楚屋內開沒開燈。他學音樂之餘，鋼琴彈得不錯，輔修了法律，對律師職業抱有激情，他說他想要：

關注邊緣群體如何運用法律，以及法律在邊緣群體中的運行。

從香港回來以後，他聯繫我，想來律所實習，我決定給他一個機會。面對視力的缺失，他用其他感官替代，比如他用聽覺和觸覺使用電腦和手機，用溫度來理解顏色。我讓他做案例檢索，寫文章，讓他去法院旁聽我們案件的開庭。然而律師這份工作，是以視覺材料為核心的，對視力障礙者來說，他要付出幾十倍的努力才能完成一項基礎任務。

實習結束之際，我讓他把真實感受寫下來，他寫了一篇《成為律師，還是視障律師》，提出了他在身份上的困惑。我想，在社會身份和職業選擇上，他和我一樣，將有很長的路要行走。

我也要把自己的這些真實感受寫下來，給朋友們看看。我想說，在各種可能性之下，個體的身份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社會和時間中流動，我將繼續在這種流動中重塑自我。

我想說，這是個人的生活，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過去的人物和事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身在其中、正在創造、正在體驗的這段歷史。

我還想說，我來世間一趟，到底不是湊數的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徐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