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水患「坐等上令」凸顯的習近平政權危機

北京遭遇140年來、持續70小時的最強降雨，造成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災情比北京更嚴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農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橋樑沖毀，到處斷垣殘壁，好比一場戰爭劫難。

洪災讓習的「治水事業」現原形

諷刺的是，在這場超強降雨之前幾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編寫的「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一書，稱習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中國的治水事業，明確了「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治水思路，確立了國家「江河戰略」，謀劃了國家水網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戰略，為新時代治水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習儼然成了當代「大禹」。然而，一場「杜蘇芮」颱風，讓習的所謂「治水事業」現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種客觀因素，如北方常年乾旱導致水利設施老化和人們防洪意識薄弱，還有極端超強豪雨加劇了防洪困難。然而，在指出客觀因素的同時，更不能迴避其中的人為因素。坊間流傳，涿州本來不會有這麼嚴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實間接承認了這點。水利部長在部署防洪工作時強調，必須確保北京和雄安的絕對安全。河北省委書記亦表態，河北要做好北京的護城河，有序啟用蓄滯洪區，減輕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壓力。不言而喻，保護首都和領袖「千年大計」的城市安全，讓兩地免受洪水威脅，是作為河北的政治任務，故可憐的涿州只能被犧牲。至少，泄洪加劇了其災情。

儘管任何體制下都不排除官員懈怠而導致災難的可能性，可像中國這樣出於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災，在大多數國家都罕見，恐怕算作中國「特產」。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別是涿州的災情中，出於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關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須泄洪的決策畢竟是個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卻很常見，平時它也許不會造成什麼危害，但在突發事件或者危險場合，卻是會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災為例，據報道，外地民間專業救援隊要去涿州支援救災，但按規定，跨省救援需向事發地省級應急管理部門申請邀請函，隨後再向屬地的應急管理部門報備，得到批准方可出發。政府出台這個規定也許是出於規範救援行業的目的，可非常時刻囿於該規，就會讓一些救援隊因得不到當地管理部門的邀請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區民眾深夜被要求撤離，高速公路管理部門仍設卡收費，造成車隊綿延數公里，工作人員對此回應稱，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來，這兩起事看起來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險時刻可能導致的後果，一點也不會小。涿州這次水災，十幾萬民眾被困於洪水，急需專業的救援隊去救援。搶險拼的就是時間和速度，需最快進入現場，最早把人救出來，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而上述做法只會耽誤救援時間。同樣，高速路設卡收費，無疑會延遲民眾的撤離時間。試想，如果在此過程中洪水爆發，幾公里長的車隊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會造成多少人命？故事雖小，在緊急關頭卻攸關生命。

類似上述兩起事情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遇到，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坐等上令」，即等着上面發號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確實要有一套作業程序，否則會亂套。規則和程序，是現代國家區別前現代國家的一個標誌。這並非是指前現代國家沒有規則和程序，而是說，它的規則和程序易受權力和人情的干擾，而現代國家的進步，在於規則和程序受國家法律保護，非必要，不受長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擾和破壞。這是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在對待規則和程序方面的差別，從而在這個差別中體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文明水準。

然而，任何情況都有「例外」——亦即緊急和危險的時刻或場合，在這種時候，就不能被動等待領導或者上級指令，機械按作業程序辦事，而需要管理者有相機處理的靈活性。這不是不尊重規則和程序，但任何規則和程序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命和財產。因此，特殊情形下，管理者有相機決斷的權力。當然，強調一下，特定時刻只限於人命關天或者會造成重大損失的極少數狀況。

「坐等上令」不只表現為死板地執行規則和程序，這個詞本身表明，對屬下官員或者辦事人員來說，上面的命令具有絕對性，服從和執行上令是惟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沒有發話，哪怕天塌下來，該做什麼還做什麼，該怎麼做還怎麼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門也有一套規範，按作業程序辦，可這個規則和程序如果和「上令」發生衝突，以「上令」為主，實際上，等同於規則和程序是虛的，可有可無的，上面的權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規則，一切服從上令，一切遵從上令。

習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習令」

中國傳統上是個官本位社會，官大一級壓死人，更不用說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產黨統治，非但沒有消滅官本位，反在國家治理中將這一現象推到極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義，後者指的是一個社會的價值導向以官為本，官員實際主導和支配社會的運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義嚴重得多，它是一種極端的政治現象，即沒有上面的同意和許可，尤其沒有來自最高領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則就違反了政治紀律。在這個意義上，坐等上令是一種絕對的等級本位制。

在中共統治的多數時期，坐等上令的情況雖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現的還是一般的官本位現象。尤其胡錦濤做總書記的十年，一方面在廣大的基層，官本位現象照樣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層，則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來自中南海的「訓示」省市大員可聽可不聽，看對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典型反映總書記的地位受到地方諸侯的挑戰。有鑑於此，習近平才要集權，他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對習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無論對錯，地方和部門都要無條件落實，不能打折。可以說，在習時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為一種官場現象。

習實行嚴格的等級制統治，用各種黨內規矩和法律條文約束官員，從而完全壓縮了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把他們變成一群政治機器人。官員不敢、不願也不必負責，一切聽從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讓做就是該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級都聽從上一級，最上面的那級當然是習近平，這樣下去，坐等上令就變成了坐等習令，習的命令成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據。邏輯的結果必然如此。

「坐等習令」可能衝擊中共政權

此種政治文化在習時代變成官員的信條，在日常管理中，或許不會顯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辦事的不便，讓他們抱怨幾聲，但如遇突發事件或危險時刻，像這次涿州的大水，十幾萬人等着救援，外地救援隊卻還要請示省廳同意，涿州本地政府無權決定，其代價就是讓當地民眾更多受到洪水威脅。

從對習的統治來說，坐等上令因其維護的是中共嚴格的等級制和習的無上權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權穩固，但這同時也在為政權掘墓，因為此種僵硬的體制和政治文化很難適應變動的世界以及危機四伏的環境。如果說，分洪決策因事關重大需要慎重權衡，坐等上令則因其已內化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為人注意，可它在危險時候產生的後果及連鎖反應，很可能對一個政權造成嚴重衝擊，甚至導致政權的崩塌。這樣的事例不是沒有，某個官員對某個規定的僵硬堅持讓民眾生命和利益受損，從而讓民眾對政權積蓄已久的不滿發泄出來，掀起反抗運動，致使政權垮台。

習近平其實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號令官員要敢於負責敢於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為這植根於政權統治的內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嚴重的政權危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