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們

在一座中原小城的富士康，女工們辛勤工作15年，只為熬社保。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人堅守忍耐，有人無奈退出，還有人像浮萍一樣，從來沒有進入過這個制度。

穩定的女工

早晨8點，河南濟源富士康園區外的十字路口，會出現一幕特殊的場景。

一群電動車大軍浩浩蕩蕩地穿行馬路，半分鐘後，綠燈已經轉為紅燈，隊伍還沒完全通過。汽車車主們停在斑馬線內，心平氣和地等待着這些上班、下班的富士康工人們駛離。

富士康早晚班的工人們，騎着電動車交接，是這座河南小城特有的早高峰景象。女工李彤彤是其中一員，她騎一輛裹着擋風被的電動車，準備下班回家。

前一天夜裡，李彤彤和檢包線上的五位同事一起，將一板板裝有蘋果邊框的塑料盤端到流水線，挨個挑選出含有毛刺、刮傷的部分。一個夜班，她們一般需要看4-6萬個零件。按已經工作8年來計算，李彤彤經手了約1億多個邊框，它們聚集起來，可以搭成一座真實的金屬樓房。

熬過這一夜，她會立刻回到出租屋——為了節省時間，在富士康這幾年，她一直是一個人在工廠旁的大驛村租房住，一個月210元，騎車10分鐘回到家，通常是倒頭就睡，一覺睡到下午四五點。一半的時間工作，一半的時間睡覺，這樣的日子不斷重複。

流水線吸引的，就是很多像李彤彤一樣的本地女工們。濟源是重工業城市，有色金屬、鋼鐵、能源、化工，是適應男性的就業環境，相比之下，富士康承接的更多是女性。她們有家庭的牽絆，更穩定，也更願意長久地留在富士康。濟源富士康一位人力中介說，這裡女工的比例約為45%，按廠里2萬多人來看，其中至少有1萬名女工，遠高於外地的富士康。

她們是女工，也是媽媽。李彤彤有兩個孩子。和她一樣，很多穿着棉服、扎着馬尾的女工，一下班，戴上手套和護耳帽，一溜煙兒就騎車走了。她們生活簡單，在一個月的白班、夜班中兩班倒，每周日的休息時間，再好好陪孩子。

39歲的丁煥麗來自洛陽，也是一個人租在大驛村，每周日會坐兩小時的大巴車回洛陽看孩子。她有5個小孩，為了養孩子，她已經在富士康做了近半年的小時工，算穩定的那種，一個小時的工價在21-29塊間浮動，一個月可以到手6000多塊錢。原本她可以成為正式工，但這意味着要扣下一部分錢繳納社保，為了能有更多現金養育小孩，她選擇做小時工。

2020年3月，濟源人吉文婷，帶着她的碩士課題來到了濟源富士康。她是華南理工大學社會保障專業的研究生，按以往勞工研究的觀點，富士康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人的擠壓要大於給人帶來的創造性，本地工人是怎麼理解這份工作的？

帶着這個問題，吉文婷成為了女工的一員，她在濟源富士康工作了三個月，「不僅枯燥無聊，而且對工作能力的要求很強」。她也被分在了檢包線上，在她手中，每個零件的停留時間不超過兩秒。有時，因為一些簡單的活沒有做好，她還會感到羞愧。上夜班是她覺得最辛苦的時候，每次熬過一夜，她都「像飛出籠子一樣，瞬間支棱了起來」。

每個月7號發完工資，富士康的茶水間就變得熱鬧。休息的間隙，女工們圍攏在這裡，嘰嘰喳喳討論她們的加班時間。「加班是1.5倍工資，她們會因為上個月我多加了兩個小時，這個月我少加了一個小時，產生幾十塊錢的爭議，就在茶水間聊一周。」吉文婷「蹲」在大家身邊，看到女工們互相打探對方的工資，每次聊完之後，她們再回去工作時，也變得更有幹勁了，仿佛受到更多加班工資的號召。

這正是讓她感到意外的地方，「她們還挺開心，不是背井離鄉、精神高度的緊張」。吉文婷發現，車間的關係不是嚴格的層級制，反而因為有很多人來自同一個地方，形成一個熟人社會，女工們更多地認為，工廠給她們帶來了機會，她們願意在這裡勞動。

但正式工的收入其實不算多。淡季時算上加班工資和各種津貼，她們每月平均到手也只有3000元左右，這還不一定比得上市區里一些服務行業的工資。為什麼要留在富士康？

女工們為她們的堅持，給出了一個直接的解釋——為了熬社保。

她們需要趕在50歲退休年齡前，在富士康繳滿15年社保。「既可以續社保，又可以補貼家用、照顧家人。相比之下，富士康不只是她們的可選項，可能也是一個最優解。」

吉文婷與導師黃岩交流她的發現後，團隊又訪談了江西贛州、四川成都等地30—50歲的富士康女工，從制度、家庭化和個體性維度理解她們的行為。三年後，論文《「熬社保」 ：富士康勞動體制與女性農民工的勞動策略》發表。他們認為，富士康女工們以「熬年限」的方式「積極為工」，爭取職工保險的主體資格，不僅可以邁向自立養老，也在工作中獲得了家庭經濟地位，增加了自我價值意識。

富士康有穩定的薪酬制度、繳納的五險一金，為女工們的未來提供了保障。但她們的「熬」，並不一定在一開始就有預料，而是像一場漫長的征程，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只要終點在那裡，就有人願意咬咬牙，繼續跋涉下去。

熬滿15年

為了真正觀察女工們如何熬社保，2023年12月25日，我報名參加了濟源富士康的招聘，後來成為被錄取的24位新人中的一個。

和我一起進來的，果然大多是中年人。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我，夏天，旺季的富士康會招很多人，但年輕人進去，干兩個小時就受不了，小時工是流動性最高的，只有那些熬社保的女工們，願意兢兢業業，好幾年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被分在了B09車間，由數控機台（CNC）對手機邊框做金屬加工，作為生產手機模具的前端，是更髒、更累的地方。機器嗡鳴，飄出刺鼻氣味。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工說，工作整晚，就在這樣一小塊地方，她的步數也能達到兩萬多。到了夜裡，戴着手套，握住手機邊框也會感覺冰冷，因此，即便很困了，她也會努力加快走動的步伐，讓自己溫暖起來。和她一起，還有很多四五十歲的女工們整夜都在熬。

我和22歲女孩袁可穎分在一起上夜班，在一個處理微瑕手機外殼的房間，我們戴上黑色的指套，把手機邊框放在迷你拋光機下打磨。事實上，除了一些明顯的紋路和小坑，我根本看不出那些零件還有什麼瑕疵，只能機械式地操弄，很快，我的手心就變得黑乎乎了。

身處在那樣一個封閉空間，在大型照明燈下，我確實不知道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是颳風還是下雨。我也不能立即查看時間，直到過了零點，身體自然感到疲倦，還不得不努力從困意中提振精神。再後來，我就更不知道那個夜晚是怎麼熬過去的了。第二天清點時，我們二人共打磨了七百多個手機邊框，對照成熟工每晚的一千多個，算只完成了一半。

僅僅只上了一個夜班，我就受不了，那些熬了8年、10年，甚至要熬滿15年的女工，為什麼願意堅持下來？

那是一種退無可退的狀態。35歲的李彤彤說，她處在一個尷尬的就業年紀，已經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更不好變換環境。更何況，富士康已經為她交了8年社保，她不願輕易退出。

2020年，李彤彤生二胎時，住院花銷4000多元，在富士康繳納的保險，基本上全部給報銷了。相比之下，她的婆婆做靜脈曲張手術，因為只交了新農合，醫療費報銷了一半。

擁有一份職工醫療保險，讓她有更大的能力去看病、買藥。濟源市人民醫院醫保科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來這家醫院刷醫保卡的，大部分都用的是職工醫保。在當地，職工醫保的住院報銷比例一般可以達到88%，大病保險的報銷可以達到90%。她見過太多人，因為從工廠離職，停掉了醫保，好幾萬的醫療費用沒有辦法報銷。

熬社保的女工們，看重醫保、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這些意味着未來生活的某種自立和保障。李彤彤聽過一個故事，在他們村子裡，有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妻，因為沒有養老金，兒子的婚事也被耽擱了。

如果15年的社保沒有繳滿，女工們也願意再去把空缺填滿。在濟源，我認識了一位50歲的大姐，她之前做環衛工作，後面專門去富士康堅持工作到退休。但她還有一年的社保沒有繳納，於是，她又找到了富士康旁邊的一家小廠，掙一點工資，只為把剩餘的社保交完。

也有實在熬不住、放棄了社保的人。35歲的黃慧在富士康工作六年後，無法忍受那種枯燥的感覺，最終辭職退出了。後來，她在大驛村餐飲市場開了一家叫「閨蜜生活館」的服裝店。為了給店裡增加一些人氣，她又拓展了洗頭、做面膜、身體護理等項目，那裡很快成為女工們下班後聚會、閒聊的地方。

但個體生意實在不穩定，她還有養育兩個小孩的壓力，只為自己交了一年三百多的新農合。丈夫在焦作的電廠工作，那裡提供五險一金，他們商量，「家裡只要有一個人有社保，就穩定了」。

對於有五個孩子的丁煥麗來說，一家子十多口人，每年的新農合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醫保被她放棄了，養老金更沒有心力去考慮。她說，現在沒辦法想那麼遠的事情，如果沒有錢，「那就只能一直干」。

還在富士康熬的女工，格外地珍惜這份工作機會，她們也會擔心這裡突然裁員，或者自己被調到其他城市。就像李彤彤想的那樣，她希望能一直穩紮穩打地干到退休。

一部分解脫

過去，女工們還不是女工，她們懷孕、生子、養育，那些勞動就像被淹沒掉一樣，不曾被看見。但去了富士康之後，除了得到直接的收入，她們有了家庭以外、自我喘息的空間。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母職、妻職的一種解脫。

從懷孕開始，李彤彤就感覺體內繃着一根弦。她不願意被困在房間，一整天，就挺着肚子在家裡轉來轉去。她常覺得孤立無援，一次半夜5點多，趁兒子睡着，把他擱下，她從家裡跑了出去。鄉村的小路又黑又冷，家人一路騎着摩托車才尋到她。回家後，她的眼淚還是止不住。後來她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產後抑鬱症。

李彤彤是25歲結的婚，這在同齡朋友中算比較晚的。作為一位新手媽媽，太多東西她都後知後覺。比如，直到坐月子，她才知道媽媽根本不能好好睡覺。那時是冬天，兒子一尿就哭，一餓也哭，李彤彤不停給他換尿布，再餵奶、換尿布，反覆折騰一晚上。

孩子斷奶後，李彤彤再也不願繼續待在家了。「我這個脾氣真的不行，而且一直都想出去上班。」那是2015年，孩子8個月大的時候，她去了離家14公里的富士康。

走出去的媽媽，與家庭的物理距離隔開了。一個人住在外面，李彤彤的生活簡單又自在。有時，她自己在房間用電煮鍋煮粥，如果是白班下班後，還會騎着電動車去趕集，買一些橘子和香蕉。她只留下一點生活費，剩下的錢都給了家裡。孩子的接送、吃飯、輔導、陪伴等，大部分交給了丈夫和婆婆。

這也符合吉文婷的判斷，進廠務工的女性，承擔起了「養家者」和「照護者」的雙重角色，她們在車間與家庭往返，話語權提高了，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自我」認知。

社交媒體上，我找到了一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的女工晉格。2007年，在石家莊一所中專上學的第二年，她坐上一輛大巴車，和四五十位同學一起，被學校安排送去了山西的富士康。三個月後，只有晉格一人留了下來。直到今年辭職，她在富士康待夠了16年。她形容離開富士康，就像從一個走了很長的軌道上脫軌，突然被拋在一片荒原。

小時候，晉格被父母送在外面養，和家人關係並不算好。她從工作中索取成就感，在富士康iDPBG事業群，她從全技員，一路升到了線長、組長，最多時要管三五百號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33歲的一天，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將十幾年青春獻給了工廠。世俗意義上看，她沒有太多存款，也沒有對象，不管是職位還是工資水平，都已經達到了極限。從工作中獲取的意義有限，她的身體也出現了狀況。最終，她離開了富士康，在沒有想清楚下一步怎麼辦之前，決定先去旅行。

晉格的經歷是特殊的，她將故事分享到網絡上，有人誇她灑脫、清醒，也有人批評她「年紀輕輕瞎折騰」「享樂、不務正業」。她有其他女工們無法抵達的自由，大多數人因為有家庭，需要馬不停蹄地工作。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工作除了給予女工們一些，也不可避免地剝奪了一些。

在孩子最需要媽媽的時候，李彤彤無法做到陪伴。工作時，她通過隔天一次的電話給孩子表達關心和歉意。有時候，電話那頭的婆婆會開玩笑說，別再給孩子網購衣服了，因為媽媽不在身邊，尺碼總是不合適。李彤彤不知道應該把自己放到什麼位置，她好像不完全屬於工作，也無法全部投入家庭。

工作之餘，屬於女工們的生活是貧乏的。李彤彤保留了看網絡小說的愛好。此外，還有短視頻、電視綜藝來填補她們精神層面的縫隙。去閨蜜生活館做面膜、約麻將，也是她們少有的玩耍方式。我和丁煥麗一起吃飯時，常常吃到一半，她突然拿起手機，刷起了抖音。她沒什麼社交，過去十年，為了生孩子，她幾乎一直待在家裡。

在她的講述里，家裡人想要男孩，所以她得一直生。同村女性平均都有兩三個小孩，她也生了三個，但都是女孩。第四次懷孕，她懷上了雙胞胎。那時候，她去過好幾家醫院，但實在狠不下心把孩子打掉。在家人的失望中，她又生下了一對女孩。她曾動過把孩子送走的念頭，但最後，還是沒有下定決心。

「所以現在必須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一點努力。」從家裡出來的這一兩年來，她一直在各個地方做小時工，哪裡缺人，哪裡錢多，就去哪裡。現在，她在富士康的CNC操機線上工作，乾的是最辛苦的活，而這項工作，也改變着她的生活。

進入車間前，所有女工都要把手機等金屬物品鎖在外面，想要穿過安檢門，連內衣的鋼圈、牛仔褲的拉鏈，都是要去除的。吉文婷曾提醒我早做準備，過去，剛上班時，她不知道是衣服哪裡出了問題，一過安檢門就滴滴作響，最後只得再去旁邊的試衣間換衣服。很多女工都踩過這些坑，丁煥麗也是如此，她穿無磁內衣、改裝的牛仔褲、沒有金屬紐扣的大衣…….如果是戴口罩，需要用牙齒把裡面的鐵絲咬出來——仿佛只要踏進那個門，就進入了一個只有工作、沒有個人的結界。

丁煥麗說，她最害怕的事情是變老。現在，因為長時間熬夜，發縫變得越來越寬，她儘量扎一個低馬尾，再用前面的頭髮遮住頭頂。每次起床，她都會在臉上塗抹一些乳液和維生素E，抵抗皮膚的老化。更多的恐懼來自現實的直擊：據她所說，很多地方的小時工，已經不收40歲以上的女性了。

回來的候鳥

隨着年齡增長，對那些富士康女工來說，穩定的工作是一種牽引。

初中畢業後，李彤彤沒再讀書，但因為年紀小，她只是在家務農，就這樣「混」了幾年。後來，她在市裡的瓷磚廠洗石灰，也去過保安公司看監控，乾的都是一些純體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活，一直到結婚。

更多女性選擇成為「候鳥」，飛往機會更多的大城市打工。丁煥麗也是初中畢業就開始掙錢，她說，她去打工過的城市數都數不清。好像是大雁排陣一樣，她們從農村出來，跨越省份，去往市場最繁榮的地方，不斷奔向遠方。

閨蜜生活館的黃慧，一畢業就去了廣東，她先是在生產索尼相機的衝壓車間幹了兩個月，又去一個手機廠做了一段時間的噴漆。幹得最長的工作，是在日本尼桑汽車廠的包線上待了一年。她住在潮濕的群租房，從一個車間跳到另一個車間，只有過年才能回家。

候鳥們在打工地與家鄉之間往返，靠出賣勞動力拿到工資，但很難享受到城市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資源。

吉文婷的導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岩，關注沿海地區打工環境及其變遷，在他看來，2000年開始，沿海地區一些電子廠、玩具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形成一種「外來工廠本地工」的新組織形態。企業內遷進行時，也為候鳥們從打工地返回家鄉提供了可能。

濟源富士康建好的第二年，黃慧決定回家。她先是到鄭州富士康幹了幾個月，隨後又回了濟源。對比兩個富士康廠區，她明顯感覺後者強度更大。「鄭州的年輕人多、流動性大，濟源的正式工多、更穩定。」就像自己年輕時候在外面打工的狀態，那時候比較浮躁，而年紀大了以後需要安穩，濟源富士康也看中了這種心態，招的也多是這樣的本地女工，「好像就是拿捏了」。

從富士康辭職到現在，黃慧有一種濃濃的後悔。閨蜜生活館的收入少、不穩定，還不如再回到工廠，至少能繳社保。她後來又應聘過一次，但這次，富士康沒有要她。

在22歲女孩袁可穎身上，我看到了年輕一代女工的樣子。職高畢業那年，去深圳富士康打暑期工，是她唯一一次去到外省，「第一次看到鄭州之外的城市」。她一直想去外面「闖蕩」，但因為父母身體的原因，畢業後只能留在家。她曾收到過河南漯河一所技校的錄取通知，但家人以太遠為由，讓她放棄了那個機會。

過去兩年，她先是在超市打工，一個月2000多元的工資，實在太低，她又去了海底撈。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但後來餐飲業受到影響，她不得不轉為小時工，變成了中午在海底撈上班，下午到晚上再去華萊士上班。再後來，她去美容院當學徒，辛苦幹了兩個月，又回家休息了。

這一次，她來到富士康，打算暫時以正式工身份，先干幾個月再說。如果後面能轉到小時工，她想再爭取轉。這意味着現金更多。「哪怕是存到一萬塊錢，對我來說都已經足夠了。」她還沒有考慮社保的事兒，最大的夢想就是拿到駕照，租一輛車，做好隨時去哪個地方窮游的準備。

但更多女工們，被綁定在一個位置上。黃慧和來店裡的客人聊天后發現，很多本地的夫妻檔，都發展成女性在濟源富士康就業、男性去外地掙錢的模式。可以說，相比女性，男性在更大程度上擁有遷徙的自由。那些回來的女工，工作變得安穩，而她們的丈夫，成了家庭中那個可以走出去的角色。

但更遠的地方，也意味着更高的風險係數。譬如，為了掙高工資，丁煥麗的丈夫去了新疆工作，但他的工資常被拖欠，「今天給，明天給，到最後拖好久，所以我們掙的錢只能維持生活」，這樣的壓力落在家庭上，反而需要她更努力地彌補不確定的損失。

丁煥麗最大的孩子已經16歲了，現在正在一所職高念書。每周回到洛陽，看到剩下四個小孩，老二上初中，老三上二年級，老四、老五上大班，她最懇切的願望就是，孩子們可以好好學習，「老人只會管她們的吃喝睡」。她陷入到一種巨大的茫然中，有時候很想以身作則，離開富士康，回到洛陽，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督促她們學習，但那樣，整個家庭的開銷又能從哪裡來呢？

新的遊戲規則

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們，不再像候鳥那般漂浮不定，那回來之後，她們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黃岩時，他給出了一個讓我意外的回答——被迫城市化。為了孩子，農民工可能需要在城市買房，參加原本不屬於他們的遊戲規則。

當然，不只是買房，城市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隨着城市資源變得富足，社保也是農民工捲入城市化結果的產物。因為教育和醫療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民工子弟需要進城讀書，帶來新的壓力。各個方面，父母都想給孩子提供最好的，一直到最後一站，買房。

那是黃慧無法想象的事情，「要100萬我沒有，我哪裡能有這大能力對不對？」房子是一座山，壓在她身上，並可能在未來反覆提醒她，需要不停地掙錢，還不能鬆懈。

她的兩個孩子，都送進了私立學校。平時，她還接送他們去補習班，帶女兒學跳民族舞、爵士舞——這是縣城女性們普遍在做的事。她說，她在孩子身上花的錢比自己還捨得。她沒有給自己買保險，卻給他們都買了商業醫保。兩個孩子一年4萬多的學費，9年義務教育就累計有40萬，基本上是傾盡所有了。去年最困難的時候，她直接刷了信用卡來交學費。

在富士康工作8年，再熬至少7年，李彤彤就交滿了最基本的五險一金。她計劃以後用在富士康繳納的住房公積金買房——家裡只在農村有房子，害怕因為沒有像樣的婚房，她未來的兒媳婦會不樂意。「我家兒子才9歲，我都要考慮以後那麼遠的事兒了。」李彤彤說，以她現在的工作狀況，存不到多少錢，只是光說要買，但真等到了那個時候，誰又能知道會怎麼樣呢？

這幾年，隨着富士康的環境發生變化，工廠能夠給予女工們的東西也在漸漸變少。幾年前，公司學習日資企業，會給工人們發餐券，一起去周邊餐館聚餐，以增進感情。再後來，發放的福利就變成了最基礎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去年，富士康的業務不那麼景氣，產量在減少，工人們休息的日子變多了，有的車間甚至變成了上四休三、上三休四。

小時工丁煥麗，這次工期到期的時候，沒有再續簽富士康了。她徹底離開了大驛村、離開了濟源。就跟她到處打小時工的蹤跡一樣，在每個地方都只停留一會兒，但什麼也沒有留下。

她下定決心，要回家陪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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