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樓大媽與看不見的外賣江湖

戰場

在一群快步移動的跑樓阿姨中間，謝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車流之中，她先預判出外賣騎手停車的位置，飛奔過去攔下對方，催促着問：幾樓幾樓？然後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碼，在餐袋上記下房間號，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還植入一點廣告，指着嘴邊的黑痣說，「阿姨這個是獨一無二的」，許多騎手聽完就笑，記住了她。

每天臨近中午十二點，52歲的謝明霞進入這樣的戰鬥狀態。「賽格賽格，有沒有送？」她的吆喝聲帶有金屬的音色，越來越密。交戰方是和她一樣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來歲，手裡握一支馬克筆，脖子上掛着塑封的支付二維碼。

騎手送餐到華強北，阿姨們一哄而上：「給我！」「我來！」騎手掃碼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經拿到手裡的餐，很可能別人一扯就搶走了。

你搶我我搶你，是謝明霞總結出的生存法則。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騎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論，騎手卻說「我願意給誰就給誰」。不爽就吵架，底線是不打架，在罵戰中她還會嘲諷幾句打鬥過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這裡是賽格廣場，深圳知名摩天大樓，樓高355.8米，有72層，號稱華強北宇宙中心。跑樓大媽的主戰場，就在樓下狹窄的馬路。各自挑選一個黃金地段，占領一個轉角、一扇門、一把遮陽傘，站得稀稀疏疏。每當戴着黃頭盔、藍頭盔的外賣騎手出現，就像是隨機掉落的移動金幣，阿姨們都被吸過來——成功接上一單賺兩塊，偶爾有超重的聚餐單或超市單，可以講價到三五塊，甚至十塊。

大廈裡面錯綜複雜，走過一個路口，又出現一個路口。僅在45層，就至少有16部電梯，分為中區梯、高區梯、消防梯、貨梯、中轉梯，是上還是下，停單層還是雙層，去哪裡換乘，都要仔細甄別。還有幾個神秘電梯，沒有標識，它們通往哪裡，資深人士才清楚。

這錢只能阿姨掙，賽格廣場的一位保安說，樓下不讓停電動車，高峰時段送餐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騎手間也有句話——沒有跑樓阿姨，全都得「掛壁」，「午高峰電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時間耽誤完，手裡的單子一堆紅（即將超時），就沒法幹了」。在華強北，他們隨口就能報出二三十個有跑樓阿姨駐紮的大廈，賽格算是好賺的，代送半天能有百來塊收入。

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誰都可以做。代送員之間不知道彼此姓名，說起誰來，多用籍貫指代。而辨別籍貫最容易的方法是通過髒話，雲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聽到各種罵「婊子」的方言。一說「假毛」都明白是誰，一個戴假髮的阿姨，罵人和搶餐都厲害，送一趟至少20塊，這樣惹眼的人總會擁有一個外號。

還有一個「矮胖女」，是謝明霞都搶不過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謝明霞也算最厲害的人物之一。這個評價傳到謝明霞耳朵里，她解讀為對自己努力的認可——能搶意味着收入高。之前她在假髮廠打工，自我評價就是廠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別人休息她也一直幹活，在廣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後來她做了個夢，夢裡拿個棍子，釣了好大一條魚。正趕上工廠搬遷，夫妻倆拿了兩三萬補償款，是廠里最高的，但也就沒了工作。

補償款對應上了那條大魚，「一輩子撿都沒容易撿一分錢」。她在出租屋裡回憶過去，做了豬蹄蓮藕湯，冰可樂只剩半瓶，是她愛的飲料，沒汽兒了還在喝，「感覺一輩子下來都沒好好休息過，一天到晚都是個毛毛綠綠（忙忙碌碌）的」。

我見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裡的外賣拿不過來，幫着送了幾單。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費代送，每次送完都會再次被她支配：「這幾單你先送一下，那邊又來騎手了」「這單超時了，特別急」……努力、堅持、加油干，是她的口頭禪，絮絮叨叨換着說。

謝明霞年輕時，家裡安排了一門親事，她沒看上，加倍賠了彩禮悔婚。她喜歡現在的老公，比她大5歲，勤勤懇懇，吃得了苦。離開假髮工廠，兩人到華強北開了一家檔口，做翻修手機轉賣的生意，疫情後連爆款都賣不動了，就一起做代送。

謝明霞四處吆喝張羅着搶單，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樓，這種夫妻檔很受騎手歡迎。但算下來賺得也不多，老公「升級」去做了騎手，幾乎全年無休——雨天有激勵活動，加班到晚上十點以後，可以多賺。謝明霞騎車頭暈，還是做代送。每天走兩萬步，跑幾十層樓，做老闆娘時愛穿蕾絲裙子，現在換成了T恤。

沒人打配合了，她嘗試在同行里尋找夥伴——被她搶走單的也不放過。她去問人家能不能帶個餐，還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樓層的餐換到一起送，每個人都少爬些樓。不過挺多人知道她，「讓別人帶的多，自己帶的少」，每當謝明霞找來，就裝聽不到。

幫她帶過餐的一個阿姨說，外賣送上樓，顧客直接把話甩到了臉上：40分鐘了！原來顧客早就催過騎手，騎手也催過謝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時的單，找別人當替罪羊，當然這只是帶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後來謝明霞再找她，她轉過臉就走，心裡發誓：不會再給你帶了。

系統末端

在跑樓江湖中，騎手或許算是這片地界的「老闆」，可以選擇給誰單子。

他們首選熟悉的、沒出過錯的阿姨，其次優先同鄉。上了年紀的阿姨普通話大多不好，在兩句話之內，就能判斷出來誰是老鄉。騎手孟靈靈記掛着一個阿姨，兩人交流並不多，只是一次掃碼付款時，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慮別人。

孟靈靈知道，有些阿姨能搶，另一些內向害羞，容易受欺負。但忙起來顧不上分辨，就隨便把單給先搶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會幹預。有兩個單的話，一人給一單平息戰火。有時就沒這麼幸運了，只有一單，付完代送費趕緊溜走。拉架可萬萬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兩個月工資都賠不起」。

張玉英是個年過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關節炎，偶爾會得到一些騎手的偏愛，多給一塊錢——因為她拿到一兩單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這就送」，往大廈挪幾步，等騎手走了，又回到馬路邊繼續接單。單多了就放地下，攢到實在拿不動了才上樓去送，這是跑樓阿姨的一種常見戰術：送餐耽誤搶單，一趟多送點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騎手覺得兩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給出了第一單，就要等最久，不如給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來很快就會出發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鐘，甚至一小時才送，會為騎手招來罰款，一條差評罰50，投訴200，超時被取消罰500。

這是專送騎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們人雖然不在騎手系統中，效率早已被計算進去。

孟靈靈是附近外賣站點的騎手，她當過「單王」，明白跑樓阿姨在系統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點130多個騎手，要送完2500-3000單，系統安排每個人同時送8-12單，多的時候，甚至能派到18單，專送騎手無法拒單。如果自己送，等電梯上樓要十幾二十分鐘，這些時間用來找阿姨，足夠交給她們七八個餐。

單量直接關係到騎手工資，對於外賣站點，數據也同樣重要。在跑樓阿姨的參與下，孟靈靈所在站點，每個騎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單，「所以華強北站點是賺錢的」。騎手人效和投訴率、超時率、準時率一樣，都影響着外賣站點的評級、單量、單價和收益。

把餐交給跑樓阿姨之後，大多數騎手就點了「送達」。72層的樓高和跑樓阿姨的勞動，一起隱入雲端，似乎在系統里消失了。

提前點「送達」是違規行為，但一些騎手是這樣理解這件事的——酒店裡的送餐機器人，把餐交給機器人，輸入房間號，給顧客打電話，然後點送達，「這些阿姨不就是相當於那些送餐機器人嗎？」

為了維護一個好的數據，孟靈靈每天送70-100單。每月送1000單以下，一單掙6.9元；超過1000單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時候，她每晚八九點才吃當天的第一頓飯，餓了就喝脈動，或者買一杯粥吸兩口，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

而在算法管轄之外，依附外賣系統而生的跑樓大媽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們穿梭車流的時候。保安大超負責疏通門口馬路，會勸上幾句：往邊上走兩步，磕了碰了沒有保險。「給面子的真只挪動兩步，70%的時候都不配合，倚老賣老，也不能拿她們怎麼着」，大超說。偶爾也有騙子混進來，騙錢騙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賽格工作的大多數打工人，早已習慣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長的等待時間，顧客的默許，也為這片江湖的生長提供了空間。

我跟着謝明霞送餐的時候，明白了什麼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樣，但到了客戶門口，她會放慢腳步，調整呼吸和音量，輕輕推開門，說句「你好，老闆」。輕輕關門之後立刻加速，飛奔向下一個樓層。

不能朝顧客發火，這是職業素養。哪怕有的顧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離開電腦，襪子和鞋脫了，兩隻腳晃蕩着指揮她們放這兒放那兒。遇到要投訴騎手的，謝明霞會過去說好話：我們才掙幾塊錢，騎手給我兩塊，自己掙四五塊，不用投訴了吧，沒必要。

每一個出問題的單子，都會成為跑樓阿姨熱議的焦點，也牽動她們的情緒。謝明霞送錯了一個單，她回去道歉，客人說已經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沒找到，忍住沒在現場吵架。進了電梯，開始瘋狂輸出：「吃了還不承認……這麼一點勇氣都沒有」「一群男孩子，品質太壞了」。站在她身邊男士神色尷尬，不時瞟一眼樓層顯示屏。

遭遇投訴時，騎手和跑樓阿姨的責任往往難以理清。送錯了，餐灑了，態度差，甚至有抖音視頻拍到兩個代送員打架，把外賣掄起來當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統只能罰到騎手，騎手則只能默默記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給餐。阿姨們就在掙錢和個人聲譽之間極限拉扯。搶不到單子的時候，她們也罵騎手，「狗眼看人低」「沒你這兩塊錢我還活不了了」。

高齡闖入者

作為外來闖入者，混進跑樓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艱難。

賽格大樓1-10層是電子市場，檔口大小不一，兩米就能安放一個，貨物隨老闆心意擺放，一不小心就會走進死胡同。高樓層有近800家公司，寫着門牌號，但有的被裝飾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燈下反光。包含數字4的門牌號，被老闆們發揮創意，改成了6688之類的吉祥號碼。

兼職做騎手之前，31歲的保安大超也做過一周代送員。為了搞清每層樓都是哪家哪戶，他給商鋪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個單，立刻就查出在什麼位置，能少跑很多彎路。

但外來的阿姨不懂這個技術。大大小小的公司門上，經常貼有「非請勿進、中介勿擾、謝絕推銷、不辦信用卡」等標誌，顯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氣質。60歲的張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寶華大廈的單，問了一嘴「是不是A座」，騎手馬上翻臉了，問她是不是沒送過？

張玉英是我在華強北見過的最較真的跑樓阿姨。門牌號寫在外賣袋哪個位置，怎麼寫最醒目，張玉英都有自己的規範。在她的要求下，騎手付代送費時，要把送餐門牌號寫在備註里，方便確認送錯了是誰的責任。

她退休後和丈夫來到深圳，看不懂導航，連坐地鐵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賽格廣場修手機，發現了這個營生。但向同行問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點一點摸索，深夜還在樓里，把沒走過的路都走一遍。

比起找路，更複雜的是同行的套路。張玉英是徐州人，據她觀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靈活，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輩分，沖年輕騎手一律喊「靚仔」「小弟」，騎手聽了高興，就會給個單，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換餐，拿23樓的換45樓，她不肯，「45樓有直達電梯，誰都想上45樓，就想占年齡大的便宜。」

有時候騎手停在眼前，同行過來搭話，順勢就站到前面把餐搶走了——原來搭話只是障眼法。剛從她手裡搶了餐，還好意思問一句「姐姐你幾樓？幫我帶一個」。這些常見伎倆，都是她的憤怒點。老伴少言寡語，同行當他透明人一樣直接搶，張玉英見一次氣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較真：「她看見不公道，就想給它扭轉過來，有那個時間，我可能又多接一個對吧？」

最激烈的一次爭搶，張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騎手要給她單，被另一個阿姨掀了箱子搶到手。騎手不肯，對方對張玉英的恨意突然爆發，拳頭密集地落下來，她胳膊被打青了。報警調監控，她非要論出個對錯。耽誤了一下午掙錢時間，對方耗不起了，賠100塊了事。

代送員馮泉目睹了打架過程，伸腿擋住攻擊，才中止了戰鬥。後來張玉英頻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負，他說別再提了，有那時間再賺兩塊錢。

70歲的馮泉滿頭灰發，來深圳已經30年了，是跑樓江湖中為數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見過他跟老外講英語。女兒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來生了病，家裡一直在花錢。他借弟弟的身份證跑了七八年外賣，跑到弟弟也年過55，超齡了。馮泉再想找工作，什麼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區和南山區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個下鋪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個洗手間。跑樓的時候他不爭不搶，每天掙夠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處拍照，拍深圳的公園，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發到朋友圈，會被人瞧不起是手機拍照，算不上攝影。除了吃飯租房，他還想攢點錢，買個二手的70-200鏡頭。

原本他獨來獨往，自從拉過架，很多同行開始找他說話，主動幫他帶餐。馮泉經常出現在人少的傍晚，謝明霞接單多，總是待到很晚才走，兩人就認識了。看他總被搶單，謝明霞想讓一單給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淪落到這兒。沒想到騎手生了氣，誰也不給了。她得出結論：在外面還是不能顧別人，不然自己也沒有了。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電動車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剎車的距離不足半米。個別顧客註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讓顧客下樓自取會被罵，但可以試試付給他們3塊取餐費，有人就同意了。

在賽格廣場，謝明霞已經找到了生存的縫隙。找個隱密的柜子把水壺和雨傘一塞，送餐就能輕裝上陣；夏天悶熱，她知道馬路上有一扇門，既不耽誤接單，還能透過門縫吹空調。

沒單的間隙，手裡的視頻電話隨時都在接通，另一頭是兩個孫子。謝明霞往屏幕前遞雞腿、鴨脖，一歲多的小孫子會伸手來抓，往嘴裡放，謝明霞樂得哈哈笑，他們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見面。下一秒有騎手經過，她又響亮地喊一句：有送嗎？孫子在屏幕另一端大聲回答她：沒有！

賽格廣場樓下還有一群拉貨的女人，了解大廈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關小月是其中一個，已經落腳近20年了。最早她跟着十幾個老鄉到深圳打工，做廠妹，日夜加班，睡覺時間都不夠。那也比在山區老家強，家裡靠餵豬過活，每天要割很多豬草，全村人都在搶，很難割到，太陽一曬，豬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話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馬化騰就是在賽格科技園租下一間辦公室，成立了騰訊。華強北街道的一位書記說，「這塊面積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卻走出了50多位億萬富翁。」

當時賣電子產品的大廈里，最火的就是賽格。關小月在這裡找到了拉貨的工作，沒空休息，有貨就得送，貨梯前總是排着長長的隊。拉貨的女人們見證了跑樓江湖的出現——大約十年前，她們聚在樹下打牌，零星有趕時間的騎手來問，能不能幫忙送餐上樓，每單給三塊錢。玩興正濃的女人不願搭理——拉貨的活兒一趟30塊還干不過來，代送很不划算。

後來騎手們一個傳一個，來問的越來越多，加上拉貨生意日漸不景氣，她們也開始接代送。早期競爭並不激烈，只有拉貨阿姨，一中午輕鬆賺七八十。慢慢開始有外來代送員加入，同樣是跑一中午，只能掙到三四十。

廣東人王紅對外來者是最看不順眼的，寸土不讓，「這裡是我們打下來的」。爭搶中，她跟謝明霞結下樑子：「她才來多久啊？好像這邊是她的地盤，我們去接（單）她還不高興！我說你算老幾？」謝明霞就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不能怪我那樣子的（搶單），都是靠這個吃飯，讓了就等於自己沒收入」。

如今的代送員中，有賽格廣場保潔，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換，直接送餐。有在低樓層賣貨的，傍晚送幾單，掙到買菜錢就回家。有一對夫婦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時做鐘點工，打掃衛生、幫人煮飯，老公送完餐就去飯店幫忙，一直干到凌晨兩點。「兼職做得多，一個月能賺一萬多」，口口相傳的故事裡，主題永遠是掙錢。

「今天好像跟你關係特別好，以後回了老家，誰也不認識誰，有什麼人情啊？」拉貨的女人們當着彼此的面說。疫情之後，她們的生意更加難做，沒多少貨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時間就在貨梯對面的通道等活兒，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網絡小說，「我們要淘汰了」，關小月說。

輝煌不復往昔的賽格廣場，如今容納了更多無處可去的人。今年華強北的「鬼市」關了，賣表賣包的攤販搬進賽格，跑樓阿姨們又多了一個營生。她們左手拿外賣，右手還能拿一張宣傳卡片，逢人就問，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單，能拿到一筆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樣子，「阿姨們還是要錢不要命」，保安大超說。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兩個字常常掛在嘴邊。

五月的一天，一個阿姨臨時放在電梯口的外賣離奇消失，大超查監控才破了案。原來一個對手懷恨在心，盯着她的行蹤，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實的就是張玉英。她送的外賣也丟過，拜託大超幫忙查，事情發生在監控盲區，查不到，張玉英主動賠了錢。

她之前在煤礦上做保管員，跟老伴原本有一筆積蓄，兩人退休金加起來每月有7000塊。直到兒子要在深圳買房，他們交了首付，剩的錢也被兒子拿去炒股，還欠了親戚朋友的債。反正付着利息，兒子不着急還，張玉英受不了負債，做代送攢下的，就先還一部分。兩代人因為金錢觀爆發了衝突，老兩口從兒子給租的房子裡搬出來，從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個城市，也極少跟兒子聯繫。

他們喜歡在晚上送餐，隨着賽格廣場的燈一盞盞熄滅，競爭對手越來越少，能躲開白天激烈的爭搶。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買打折的食物。張玉英的老伴上午在體檢機構兼職做眼科醫生，下午到華強北跟她匯合。

在老伴原本的計劃里，兩人積蓄夠在南方小城買個房間，再到處旅旅遊。但張玉英堅持多存些錢留給兒子，老伴的旅遊願望只能埋在心裡，「跟她在一塊我都不敢消費，真出去玩她肯定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

謝明霞的大孫子上小學後，她離開了賽格，過去幫忙照顧，老伴還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還打算回賽格掙錢。謝明霞今年52歲，老伴57歲，社保繳費都不夠年限，每月保險要交兩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費，固定支出近五千，怎麼也要堅持幾年，熬到領養老金。

在深圳，她找過做包裝的兼職，老闆沒要。熟人還給過洗碗的活兒，從晚上9點做到凌晨2點，20塊一個小時，聽說其他地方25塊一小時，她也就沒去了。多年攢的積蓄，都用在老家蓋房子。但多數時間，她住在賽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擺一張上下鋪，陽台被改成兩塊，一塊是廚房，一塊是廁所。每天出門前，她會給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緊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會招老鼠。

跑樓的時候，賽格廣場的樓道里一條廣告反覆播放：「我相信努力就會是人生贏家」。為了多掙幾塊代送費，謝明霞就是這樣做的——她在系統中不存在的70層高樓里跑得飛快，和飛奔的城市融為一體。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