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必須死，還我人性

有一天，我希望加沙會出現和平紀念館

上周末在多倫多最繁華的商業廣場趕上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千人以上的規模。現場物料豐富，秩序井然。看得出來，組織者是專業的老手。連啞語主播都有兩個，輪班倒。參加集會的不光是阿拉伯人，也有正統尤太人，西方人，還看到韓語的牌子。

主持人在台上喊，讓所有人拿出手機對着他拍照片，發各類社交媒體。主持人身後，有助手張開雙手，手上各有一根短棒。彩色的煙從棒子中冒出來，很奪目。

加沙那場戰爭現在已是兩場戰爭。一場在加沙，一場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在手機上，社交媒體上，廣場上，以及政治家與學者的對峙中。前一場戰爭是火與血。後一場戰爭是巴勒斯坦民族新自覺運動與以色列的國家保護神形象的對抗。各方都在生產必要的情緒與內容產品，竭盡所能在各個觀念市場中售賣有利於己方的情緒、敘事和知識，品類繁多，眼花繚亂。加沙的戰爭是後一場對抗最主要的原材料來源，時刻噴射着恐懼、仇恨與哀傷。可以想見，加沙戰事結束後，還會有大量來自當事者的敘事、記憶與相關的內容原料噴涌而出，繼續被加工成適合消費的內容商品，輸送到全球的社交媒體上。

這可能是當下戰爭和過往戰爭最大的區別之一。在過往，戰爭狀態下的內容生產是嚴格管控甚至是壟斷的。權力部門會有審查，統一口徑，遏制干擾戰時動員的內容。比如，傳遞戰爭的恐怖，販賣媾和。但今天的戰爭不同，審查無法消滅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無法遏制戰爭的親歷者直接上場售賣個人「偏見」與宣洩。

第一場戰爭，顯而易見是以色列在勝利，但時間拖得越久，以色列在第二場戰爭中面臨的挑戰卻會越來越大。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支撐以色列的是10月7日一天，而加沙遭到的破壞已經2個多月，持續地在輸出着苦難。

挺巴勒斯坦一方現在最常見的口號是「種族滅絕」，這個口號其實和支持以色列者的反恐是相通的，裡面都隱含着同一對象，己方的平民受害者。當哈馬斯殺害以色列平民時，是恐怖主義。當以色列消滅巴勒斯坦平民時，是種族滅絕。

隨着戰事的延續，早期不同觀點的爭吵、論戰急劇減少，知識型的科普在退場。人們的目光似乎更集中在兩件事上，一，展示己方的受害者。二，否定對方的受害者。比如，挺以者會展示哈馬斯多麼殘忍反人性，加沙醫院沒死那麼多人，孩子是塑料的。挺巴者則當然是展示加沙的慘狀，指責以色列軍隊的不人道，以及試圖「拆穿」以色列的「謊言」。

於是社交媒體上的爭論變得越來越像是在受害者間的比慘。

挺以者談到敵人的平民死亡時，往往會作為抽象的統計數字出現，默認為己方行動的外部效應。有人算過以軍平均殺死一個哈馬斯會死N個平民。也有人說要絕後患，說白了就是今天多死點，是為了未來少死點。這個說辭，當年美軍往廣島、長崎扔核彈的時候也說過。

剛剛死去的巴勒斯坦詩人在推特上為哈馬斯武裝辯護的一個理由則是，在襲擊以色列的行動中，以色列的死者將近一半是武裝人員。統計數字沒有情感連接，但是，坦白說，我不認為刻意忽視對方的受害者，屬於缺乏同情心的道德問題。它更像是天然的心理機制。

隨着更多受害者以及相關內容的出現，各類刻板與冰冷知識似乎在退場。無論所持何種觀點，人們都要去面對影像與報告中的鮮活細節。這或許是討論中最讓人感到積極的部分，即人們總要去想一下，到底該如何看待敵人的受害者的問題。

在我的上一篇觀察《當真相供給不足，人們如何討論以巴戰亂》的評論區，有人說，「聯合國到現在都不認為哈馬斯是恐怖襲擊，而在譴責以色列製造大屋別略的人道主義危機。」另一位網友則評論說，「美國投降日本的原子彈造成的平民傷亡也應該被譴責，原子彈不能精準識別平民和軍人。在軍國主義的死亡螺旋下，普通日本人是螺旋升天還是螺旋入地好像是沒得選。是讓病情慢慢惡化流毒天下還是一刀斷根永絕後患，怎麼選？長痛不如短痛！」

據我所知，廣島的核彈，直接與間接造成了估計30萬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平民，也有韓國的皇族，還有來自中國的勞工與留學生。當時流行的說法是，為了快速結束戰爭，所以在廣島投下了核彈。

當加沙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死亡時，我也在社交媒體上和朋友討論，假設讓你決定要不要在廣島投擲核彈時，你會怎麼選。我是認真的，為了想明白這個問題，我專門找了本研究戰後廣島反思戰爭的書，美籍日裔學者Lisa Yoneyama的《廣島之痕（Hiroshima Traces-Time,Space,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這本書研究的對象，是戰後廣島人處理核爆的歷史。這當然是廣島和日本社會各界都要參與的事情。

1947年上台的廣島市長浜井信三牽頭策劃了廣島和平紀念廣場等一系列的紀念空間，在戰爭時期，那裡的規劃本來是展現日本帝國大東亞繁榮成果。紀念空間刻意保留了一些核爆的廢墟。市長說，從視覺上消失的東西，必然會從心理上消失。隨即，紀念空間成為旅遊勝地、搞活動的場所，也就是成為販賣核爆記憶的市場。

以這些空間為基地，核爆倖存者和各路社會活動家、知識分子、文學家紛紛參與到對核爆炸的反思當中。簡言之，核爆造就的創傷沒有被匯聚為對實施者的仇恨，而是被刻意升華為對人類和平的祈求，從而讓廣島人承擔的痛苦變為為人類受難。受難者被賦予更為神聖的意義與使命。

讓受害者成為合格的受難者、乃至反核布道者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Yoneyama女士的書中，她提到倖存者敘事的尷尬。有人認為講述者只是那些和平觀光景點的導遊。實際上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尷尬。2006年，我在廣島參觀和平紀念空間。一位廣島核爆的倖存者坐在我和另外幾個中國記者對面，講述她的故事。她說幾句日語，同行的日本翻譯給我們講中文。看得出來，故事講的很嫻熟，兩人配合也算默契。只是我有點不適應這種聽故事的方式，總是走神。我不知道這是她第多少次向別人講述自己遭受的恐怖。可能這種講述已經是她的工作。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她的手吸引，上面有三個大號戒指，其中一個好像是紅寶石的。

反覆演講痛苦成為一種機械的工作。對於核爆親歷者而言，那一刻的恐懼體驗獨一無二，以至於無法通過轉述或其他手段準確且真實的傳遞出去。有太多部分不可言說。我相信這也是此次巴以戰亂，乃至人類所有戰亂、苦難中都存在的現象。

但是，受害者面向公眾售賣記憶與反思，依然是有效果的，是重要且值得尊敬的事情。書中提到一位廣島社會活動家沼田鈴子便是例子。請允許我簡單介紹一下她的故事。

1945年8月6日上午，22歲的廣島市交通部職員沼田鈴子在核爆炸中失去左腳腳踝，後因耽誤治療，左腿截肢。此前一個月，她的未婚夫，一名日本侵略軍軍人在東南亞陣亡。

身心的創傷，與當時社會對殘疾人和核輻射受害者的歧視導致她抑鬱發作，一度試圖自殺。在17000名廣島與長崎核爆的倖存者中，類似的經歷並不罕見。隨後，沼田女士成為一名高中老師，從業20餘年。

1980年前後，年近60的沼田女士偶然捲入日本反核與反戰運動，並成為一名頗有影響的社會運動者。

1980年代，日本經濟已經騰飛，日本重新大國崛起，自信心爆棚，保守派與民族主義意識抬頭。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自由派因危機感而激起反彈。日本的和平抗議運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彼時，到廣島旅行接受核戰爭洗禮是各個中學盛行的項目。老師們帶着孩子去參觀核爆炸的遺址、參觀和平紀念館等。同期，核爆倖存者的平均年齡也超過了60歲，面臨退休，不用再為生計操心。與周圍人的歧視相比，自我反思與情感安撫成為人生最大的功課。他們中不少人成為講述者，將死亡與核彈的恐懼講給來遊學旅行的晚輩。沼田女士是其中之一。只是她做的事情更多些。去海外演講，與廣島核爆的韓國倖存者、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馬來西亞屠殺的倖存者以及越南凝固汽油彈轟炸倖存者見面。

在未婚夫戰鬥過的馬來西亞，沼田看到歷史的另一端。日本陸軍第五師團步兵第11聯隊駐紮在馬來西亞，並執行過成規模的屠殺。這一團部的總部恰恰在廣島。在沼田的回憶里，廣島年輕的女孩子很喜歡11聯隊的軍人。而且，當聽到日軍告捷的消息時，她和其他的市民會提着燈籠遊行慶祝。而在馬來西亞，當人們聽到廣島和長崎遭到核彈轟炸時，也會慶祝。

沼田女士成為廣島反思戰爭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我認為這與她能夠將自己的受害與其他被她的國家傷害的人連接在一起有關係。通過這些連接，人們可以尋找到戰爭被忽略的隱秘卻無比真實的一面。人們通常都會忽略敵國的平民受害者。如果沒有核爆和後來的反思，沼田女士也不會認為她的未婚夫是邪惡的戰犯、殺人者。

在書中讀到沼田女士的故事時，我想起在日本無言館受到的震撼。無言館在日本的山區，松本城郊外的山上。它有兩個陳列館，第一個陳列館是十字架型的。無言館裡的牆壁上掛着畫。這些畫是幾十年前日本美術院校大學生的作品。作品右下角的標籤上寫着作者的名字，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和死因，比如在1944年的菲律賓戰死，在1945年的中國東北因槍傷死在戰地醫院等等。

美術是美的，這些大學生學習的是以美的角度觀察世間萬物，形成自己獨到的感受和見解，通過專業的技巧做成作品。我能感受到他們的部分情感，從景物畫、自畫像等等。很真實，依然新鮮。這些畫作告訴我，他們是鮮活的，有着正常心智的生命。我沒看到邪惡。如果沒有戰爭，很可能我和畫作者能坐下來喝一杯酒，聊聊天。

但是，在看畫時，我又不得不去想，假如我生活在那個年代，與這些作者年紀相仿，一個很大的可能是，我正在這些作者的對面埋伏着。我們互相拿着武器，琢磨着如何把對方殺死，毫不留情，毫無心理障礙。當然，我認為他們是邪惡的。我也會像馬來人一樣，慶祝沼田女士和她的親鄰們被原子彈轟成人干。不知道那些作者里，有沒有沼田或她同學的未婚夫。

12月7日，巴勒斯坦的英文教授、詩人Rafaat Alareer被空襲炸死。他的推特賬號從10月下旬開始發表，主要內容有，指責以色列是納粹、謊言製造者，為哈馬斯辯護，加沙的慘狀，和其他人的互動等等。這些發言中最出名的有兩條，一條是他在哈馬斯用微波爐烹飪以色列嬰兒那條下面回復，到底有沒有加香料。作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這條被廣受攻擊。但是我看到他其實還有回覆稱，你們這些以色列人在說謊。綜合這個作者在推特上的其他發言，我認為他的發言更傾向是諷刺挖苦對方造假，他不相信哈馬斯會幹出如此邪惡的事情。而不是他真的仇恨以色列到支持哈馬斯去干反人性的事情。

他的推特是加沙戰亂受害者的文獻匯編，記錄着兩個月以來，一個詩人的憤怒、絕望、偏執與苦澀。詩人的另一條推文讓他舉世知名，是一首預言一樣的詩。

“如我必須死（If I Must Die)”

如我必須死去

你必須活下去

講我的故事

賣掉我的所有

買一塊布，得一捆線（做一白風箏綴長的尾）

加沙一隅的小孩朝天尋那天國

等他那炮火中頓失的父親

來不及跟誰訣別 就如此骨肉分離

頃刻枉死

若能見這風箏 傾我所有，得你所制，在那天空

剎那間以為有天使

帶回了愛

如果我必須死去

讓它帶來希望

讓它成為一個傳說

廣島核爆以後，日本出現過核爆文學，比如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小說。核爆倖存者中也有詩人峠三好（Sankichi Tōge）。後者最著名的詩句是，「還我人性」。

在Alareer的這首絕筆詩里，能看到共通的東西。他像是在和友人囑託，幫助照顧自己的孩子。裡面不是憤怒和仇恨，而是哀傷和牽掛。

加沙有沒有可能像廣島一樣出現一座和平紀念館呢？一進門，可以看到Rafaat Alareer的詩，當然，也應該有以色列人的詩。不行的話，就把「還我人性」幾個字掛上去。館內一邊是以色列受害者的傾訴，一邊是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傾訴。再擺上一些遺物什麼的。

人們進入這個館，直面戰爭受害者的現實。我不知道，這會不會讓人放下憤怒和仇恨。當然，這很可能不現實，很幼稚。或者要等一百年，但是誰知道呢。

某種程度上說，紀念館其實就是交易記憶的市場。人們把過去包裝成記憶商品在紀念館裡售賣，過去發生了什麼是一回事，現實的人們該如何記住過去，接受哪種記憶才是重要的事。多聽聽各方受害者的記憶，總比仇恨記憶強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