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談到，俄羅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種痛苦健忘症，諱疾忌醫的不願直面過去，靠忘卻來治癒傷痕，這種狀況與官方的態度不無原因。
那些直接參與了政治迫害的父輩們的集體沉默，導致了歷史敘事的「模糊性」和「斷裂性」。正是這些在從前主張把手銬擰緊的人物，如今大都不願意去正視真相。
他們說，不要去翻舊賬了，「幾十年的歲月在流逝，往日的傷痕和潰瘍已經無影無蹤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舊賬呢？」他們假借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說，「要翻舊帳——這是哪個傻瓜想出來的，這是往我們的傷口上撒鹽嘛！」他們希望在人們的腦海里，俄羅斯只有今天沒有過去。
而真正遭受過政治迫害的人卻不是這樣想的，比如索爾仁尼琴指出，被槍斃了的人不會講，失散了的人們不會講，那些執行者，即使他們還活着，也會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
對於社會上一部分人提出「不應該翻老賬」，他說：「我們應該公開譴責宣揚一部分人可以懲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對邪惡默不做聲，把他趕到軀體裡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在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百倍的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懲治惡人，這不單單是在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這等於從下一代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長成『漠不關心的一代』，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什麼『介於工作薄弱』，現在年輕人腦子裡裝的是，幹壞事在世上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定帶來好處」。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的作者娜傑日達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她說，「最起碼受害者應該哀嚎出來，因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類罪，可是為什麼我們竟然喪失了哀嚎的能力？」她將這種普遍的失語稱之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
她尤其指出，我們關注黑暗面不是為了掀起復仇的浪潮，而是為了使俄羅斯不再重蹈覆轍。
至於俄羅斯社會不關心過去的罪行的原因，是「因為那麼多人參與其中，蘇維埃制度使其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牽連。對過去的歷史不承認、不懺悔、不討論，使得過去仍像石頭一樣壓在後共產黨國家身上，秘密檔案的內容四下流傳，不斷擾亂着當代政治生活。失憶也給文明國家的形成和法制國家的建設造成嚴重後果，說白了，只要舊政府醜行沒有受到懲罰，人們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戰勝邪惡。古拉格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仍然殘存在俄羅斯新貴對於世界的認識和看法中」。
在新俄羅斯有可能重演過去可怕的那一幕。
造成俄羅斯與東歐國家對前體制的不同態度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俄羅斯人對「大國光榮」的懷念和嚮往，把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念相互纏繞在一起，使人們無法理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了暴政。
在蘇聯時期人民很容易被「歷史進步」這些大詞彙忽悠和裹挾進去，歷史「必然性以一種似乎不可抵禦的力量強迫人接受它帶來的後果」，「關於歷史決定論的布道使我們喪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斷」，對歷史決定論的「聖物崇拜」使人們自願把自己依附於一個強大主體而讓渡掉個人承擔責任。
由於統治者把外部世界兇險化，與內部敵人作鬥爭便成為蘇聯人的光榮職責，在這種社會建構里是需要有人來扮演魔鬼的角色。
從小學開始人們所受的教育就是，「國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制度的命運分不開，當時一個經典的詩句是「假如列寧的事業消亡了，我們有什麼理由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蘇聯劇變以後，人們發現列寧的事業結束了，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繼續活着，但是大部分民眾並沒有從依賴國家的目標模式中走出來。
在蘇聯的政治概念里，把具體個人融化到整體的大目標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的榮耀事情，「個人利益服從總體利益」是那個年代耳熟能詳的口號，「個人」作為一種社會屬性是不受歡迎的，因此一切宏大敘事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在這種體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絲釘、齒輪，都是機械部件，隨時更換、棄之不用或者回爐再造都是再正常不過了，滾滾的歷史車輪碾碎的、拋棄的都只不過是「分母」而已。
利用人來建設但目的並不是為了人，人從來就不被視為「目標主體」，於是為崇高目標的殺人就不是犯罪。
《在被開墾的處女地》小說里，作者借小說人物馬卡爾·紹古爾諾夫的口吻說：縱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萬的長輩、兒童和婦女，如果對我來說，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會用機關槍把他們全部殺光」。
在作者看來，為整體剪滅掉個體只要目標正確，個人就不承擔法律責任，「歷史必然性」是可以為這種行為開脫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失語者Aph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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