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講到，明亡的深層原因不是由單獨哪一個皇帝決定的，也不是由哪個功臣走得早晚決定的。全面來看，明末最大的問題是：
財政壓力、農民起義、遼東邊患、天災、民怨、黨爭、宦官。
先以財政為例，早在嘉靖年間的耗資就已相當龐大，而且很多開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軍費要錢，貪污要錢，煉丹要錢，入不敷出，於是層層攤派，官與民皆壓力巨大。海瑞當年有句評論相當經典：「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後來萬曆年間軍費開支也大，萬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鮮、平播州，雖然均取得勝利，但給晚明財政困難造成重大影響。到萬曆晚期時，明軍與後金之間爆發了一場著名戰役——薩爾滸之戰，明軍不僅慘敗，而且從此遼東戰爭不斷，在後金的鐵騎進攻下，明朝的軍費支出成為巨大負擔，後來又增派遼餉。遼東戰事的負擔不僅是政府的負擔，而且會加到百姓身上，更進一步加劇民不聊生的狀況。
明末出現的這些危機都是相互聯繫的，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譬如在遼東前線屢戰屢敗，在袁崇煥取得寧遠大捷前明軍沒有一次打敗後金軍。官僚腐敗無能，不能早日平息邊患，政府就要一直在遼事上花錢，糧餉要從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區從天啟中葉起就連年大旱等天災因素，農民在多重壓力下被逼反。為鎮壓農民起義，崇禎年間朝廷又增派剿餉，再度加重百姓負擔。為抵禦滿清侵略，明朝名義上說要訓練邊兵，所以又加派練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合稱為「三餉」，明朝到最後民怨四起，與這三餉帶來的重壓密不可分。從萬曆後期到崇禎上吊前夕，一個腫瘤越長越大，幾乎無法醫治。
難道在此之前，舉國上下就沒有賢才進行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嗎？
其實是有的。萬曆頭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為大明王朝延長壽命的中興時期，這期間有一位內閣首輔力挽狂瀾，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現短暫的輝煌。這位救時首輔就是著名改革家——張居正。
明朝早在嘉靖年間就已呈頹勢，「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論時政疏》），嘉靖死後，隆慶年間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為後來張居正改革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隆慶帝臨終時把年幼的皇子（即後來的萬曆皇帝）託孤給高拱和張居正，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後，「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煥然一新，財政收入增加，經濟發展，邊防穩固，中央集權加強，行政效率驟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線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僅在短短六十多年後，明朝就在1644年滅亡了。從國泰民安到亡國，萬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間其實是晚明最關鍵的轉折時期。筆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萬曆和天啟對明亡的影響更深，更符合亡國之君，他們給崇禎留下的是難以挽救的爛攤子，而崇禎的時代是無奈中加速滅亡的時代。
明亡的喪鐘第一次響起，是在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終止張居正改革之際。萬曆這四十八年既精彩紛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期，也是呈現近代化萌芽的時期；它有智慧而孤獨的棟樑之才，有由奪情引發的血雨腥風，有長達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懶皇帝，有恩將仇報的悲劇，有引發激烈黨爭的太子之爭（「爭國本」），有名揚天下且改變後世政壇的東林書院，有「瘋子」入宮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國戰爭，有影響後世數百年的戲曲巨匠，也有在東北邊境被後金團滅的慘敗。在此期間，中國與西方都在巨變，大明在利瑪竇的牽線下與逐步近代化的歐洲文明進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卻大不相同。
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歷史，接下來將深入講述萬曆年間的是非興衰，往後再細講天啟、崇禎時，許多事會聯繫在一起。
而這些，需要從張居正的輝煌成就與功過，以及他與萬曆皇帝的恩怨情仇說起。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無論是開公司、上班、教育孩子還是處理人際關係，或許都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學到許多經驗和教訓。
張居正在改革前先獲得了關鍵的有利環境，即「鐵三角」的穩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內。張居正是萬曆小皇帝的老師，兩人不僅是君臣師生關係，而且情同父子。萬曆剛登基時年僅10歲，所以國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張居正管理，攝政的這十年是他將政治理想與才華付諸實踐的好機會；此外，張居正也頗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禮監太監馮保支持。小萬曆和李太后是強大的後台，馮保是關係密切的同盟，這樣一來，一個穩固的改革基礎成功搭建完畢。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為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整頓吏治、邊防新政。下面筆者結合生動的實例來講他的改革是怎樣進行的。
清丈土地
明朝中葉開始就出現了土地兼併隱漏的狀況，許多地主隱瞞田地，長期以來逃了很多稅，這就導致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國家收入越來越少。
於是萬曆六年（1578年）開始，張居正下令丈量全國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結果這一查可不得了，堪稱增加財源的大收穫：全國竟有多達300多萬頃農田沒交稅！
300多萬頃相當於3億多畝！對比明朝建國之初，《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積8.5億畝；後來從弘治時期到萬曆初年的一百年間，全國交稅的田地只有4億畝。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一次大規模丈量田地，還會有多少地主繼續逃稅。單丈量田地這一項政策就給政府增加了巨額稅收。
張居正說：「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可見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該舉措也為下一步措施，即推廣一條鞭法鋪路。
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其實不是由張居正最早開創的，它在嘉靖年間就已確立，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將其在全國範圍推廣。
不得不說，這一條鞭法實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適應了當時工商業發展的時代需求，也更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在近代化的標誌當中，工業發展與市場經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當時明朝能夠把握機會將經濟推向近代化，可能會與西方的步伐相差無幾。
那麼一條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麼呢？怎麼跟工商業有關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該項政策的意義，我們需先從當時的背景開始了解。
當時苛捐雜稅繁瑣，什麼土地稅、人頭稅、土產稅等，不僅麻煩，而且貪官有中飽私囊的機會，導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張居正早已意識到這點且時刻牽掛，說「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為念。」
賦和役是分開的，賦就是民眾向政府交實物、銀錢，役指的是國家需要修築國防工程、水利、交通、宮殿時讓百姓提供免費勞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開始，手工業和商業明顯呈現繁榮趨勢，尤其江南地區，許多農民棄農從商，貨幣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賦稅方面，與其向政府交實物，不如直接交銀子。
張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實行征一法、鼠尾冊、十段錦法、均平銀、綱銀法，都為張居正改革打下基礎。譬如綱銀法，化繁為簡，以出錢代替勞役，正符合工商業繁榮的趨勢。
在上述背景下，一條鞭法逐步擴大實施範圍。簡單來說，一條鞭法就是將田賦和各種徭役合併在一起徵收，各種雜稅合併到一起。原先交實物的，統一折合成銀兩，比如小麥、豆子、稻穀等農作物，都簡化為貨幣。一旦簡化並折合成銀兩，呈現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總數字，一年該交多少一目了然。總數公開透明，有些貪官就很難再中飽私囊或者任意攤派了。
賦役貨幣化後，國家不需要農民交那麼多實物了，於是農民就要想辦法增加貨幣收入。貨幣收入從哪來？把農產品投入市場，換成貨幣，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即為推動商業發展。
再有一點，農民和役戶可以拿錢代役，政府將力役改為雇役，僱人代役。自此，徭役對農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別的事，比如身體不好的可以多些時間在家養病，棄農的可以從商，或者成為僱工，有力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能減輕百姓的負擔。
另外，賦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不再經過糧長、里長，官府直接把賦役數目發給各家各戶，各戶交賦役時也是直接交給官府，避免里長和糧長在中間徇私舞弊。
總的來說，一條鞭法推廣幫助大明緩和了經濟危機，減輕了百姓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項措施也幫助增加農田，那就是興修水利。因為萬曆初年黃河常泛濫，故道泥沙沉積，入海口水流不暢，所以張居正採納潘季訓的建議，命令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抑制黃河泛濫，之後漕運更加暢通，多年的廢地也恢復成了良田。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張居正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實政治方面的變革更關鍵，因為一切政策要想落實，都離不開人事，用什麼人、怎樣整頓官場風氣、如何提高辦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員等。
而張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當漂亮，扭轉了百年以來散漫、低效、敷衍的風氣。上文提到過，《明史》有12字對他的政績進行了概括，這12字概括得相當精準有力，即「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加強尊崇皇權，嚴格考核官吏，賞罰分明，號令統一，上面下達的政令，下面必須執行，後來即使是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
不過，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懲處倒不是難事，關鍵是面對權貴犯法該怎麼辦。當時有個典型的例子，黔國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來是應該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覺得很為難，畢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擔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麼權勢敢如此囂張？原來，他們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邊的將軍，曾被朱元璋收為義子，後被封為黔寧王。明成祖年間，沐英的兒子沐晟因軍功被封為黔國公，從此他們家世世代代承襲這一爵位。
但張居正不打算放過沐朝弼，於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兒子在朝廷當官。沐朝弼聽說這事後，哪裡還敢起兵造反，畢竟誰願意跟自己的兒子對立呢？朝廷不久後派人帶他到京城，他一點都不敢反抗，後來就被軟禁了。
從以上幾點，想必不難看出張居正既有鐵腕，又有智謀，真可謂上天贈予大明的救國英才、救時宰相。他還有一項開創之舉——考成法，以及在邊防上的成就，和獨具特色卻備受爭議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關注。不過，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期間難免會遭遇巨大阻力與批評，而他面對的困難其實是超乎想像的，甚至還包括明朝歷史上最激烈的奪情爭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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