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個小故事吧，上賽季初期，中超的山東泰山隊主教練郝偉被有關部門帶走，幾輪後韓國足壇教父級人物崔康熙上任。當時為了歡迎新主帥，有泰山球迷掛出了崔康熙身穿龍袍的合成照片，稱其為「康熙大帝」。
這個梗其實並不新鮮，畢竟崔康熙此前在中超已經有過兩次執教經歷，許多球迷都這樣稱呼他，何況還有那檔經典台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珠玉在前。但立刻有人跳了出來，認為球迷此舉簡直是「辱國」，原話是「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形象來舔一個外國老頭，這是對中國歷史偉大人物的侮辱，也是民族自信心的淪喪。」
你看，這個社會上總不缺這樣的人，幹啥啥不行，上綱上線第一名。
我從不認為康熙是什麼偉大人物，所謂「康乾盛世」水分也很大。更何況，在現代文明社會，偉大與否與能不能拿來調侃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
思維停留在前清時代的人當然不會懂，你沒法指望那些將康熙視為偉大人物、腦袋後面沒辮子但心裡卻有辮子的人，能夠站起來而不是跪着思考問題。他們的自尊心其實並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自己心裡住着的皇帝。所以，當別人不肯跟他一起跪下時，他就會很激動。
昨天，中超的山東泰山隊踢出了一場盪氣迴腸的比賽，在亞冠淘汰賽中客場4:2擊敗日本川崎前鋒隊，實現兩回合總比分逆轉。開局的2:0衝擊波和補時讀秒階段的絕殺球，着實令人熱血沸騰。在後金元時代，中超球隊能在亞冠賽場上踢成這樣着實不易。
最值得讚美的是主教練崔康熙。去年接手山東隊時，他絕對是臨危受命。上賽季開始沒多久，山東隊原主教練郝偉、前國腳金敬道、曾經的中國足球第一希望之星郭田雨都被有關部門帶走。同樣被帶走的還有曾經的韓國K聯賽MVP、中場核心孫准浩，他在山東泰山隊中的戰術地位極其關鍵。
傷筋動骨、士氣大挫的泰山隊，在聯賽前八輪只有一勝，悲觀者已經提出保級問題。但崔康熙來了之後呢？球隊一路追趕，衝到聯賽第二的位置，並在遭遇一次次離譜判罰的情況下，將聯賽冠軍懸念保留到最後階段。亞冠小組出線，足協杯也進了決賽。
能夠在短時間內讓一支風雨飄搖的球隊脫胎換骨，崔康熙的水平不言而喻。但在簡體中文網絡關於崔康熙的文章里，「低情商」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詞。文章里總是說，崔康熙治軍嚴厲，但性格固執、情商太低，無法處理好人際關係。
可是，一個能夠迅速調整球員心態、增強團隊凝聚力、使團隊迸發最大戰鬥力的主教練，一個能夠捏合、把控整支球隊的人，你說他沒情商，騙誰呢？
唯一的解釋是，你說的情商跟真正的情商不是一回事，這其實也是中國社會的常態。
在現實中，我們會發現許多詞都遭到曲解。甚至可以說，在無邏輯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再好的詞也會被弄得面目全非。
「感恩」就是個例子，往往被用來進行道德綁架和混淆是非，比如家庭里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淚把你拉扯大，你居然25歲了還不結婚生孩子，你對得起誰」，又比如面對社會陰暗面時，不問是非先說「感恩」。
「中庸」也是如此，所謂「中庸之道」是指待人接物不偏不倚，不因個人喜好而有偏頗，也不因對方的權力地位而偏頗。可許多沒文化的人直接將之等同於「和稀泥」，變成了「誰也不得罪」（當然，得不得罪主要看人，有權有勢的首先不能得罪）。
「情商」也是一個完全被曲解的詞。按照定義，它包括自我意識、控制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這五種特徵，是一個人內在能力的表現。不過它早已經被歪曲化，變成了「會說話，不得罪人」，變成了市儈圓滑，變成了表里不一和口是心非，很多人將情商當成了能否升官發財的關鍵。
從這一點來說，崔康熙當然沒有「中國式情商」，因為老頭子確實很固執，強調專業，不喜歡迎合。
這段時間一直被罵的梅西，其中一條罵名也是「低情商」。不過有意思的是，也有許多說梅西情商低的人，實際上是打算以此為他辯護，認為他不是有心敵視，不是不尊重領導，只是情商太低。
這種辯護也很可笑，因為跟不跟領導握手，其實真的跟情商無關。當然，跟村長科長握手都要彎彎腰的人不會懂這個。
有人曾經這樣總結：「中國式情商，並不是真正的情商。在中國式情商里，並沒有熱情、自製、激情、堅持，以及自我激勵和鞭策、鼓舞。有的只是左右逢源、拐彎抹角，甚至是口是心非，滿嘴謊言。」
更有趣的是，情商里的那些要求，比如相處的分寸感、不強加於人、說話的藝術等，都被視為一種「對別人的要求」。那些喜歡把情商掛在嘴邊的人，往往毫無分寸，也毫無說話的藝術，但這不妨礙他們對別人進行指控和要求。
比如說，A不愛應酬，但被B逼着去應酬，A到了現場有些木訥或者冷淡，B就會說A沒情商。可是，B從來不會考慮自己逼着別人去應酬，這種毫無分寸感的表現是不是「沒情商」。
中國人對「情商」的歪曲，主要基於人情社會。新年期間，「回縣城過年被暴擊」成了熱門話題。拋開各種故事中的流量成分，它的確呈現了一種社會現實。
但如果對這種「現實」的理解停留在縣城生活的巨變，那就浮於表面。留在縣城的老同學開豪車、搞市政工程，體制內家庭無比安逸，還有商業體的繁華之類，內核不過是人情社會的階層板結固化加落後地區的「反應遲鈍」而已。
小縣城乃至三四五線城市，還有那些經濟相對弱勢的省會城市，體制內家庭更為板結化，往往是「全家都是體制內」，父母是，孩子當然也跟着是。畢竟在這樣的地方，體制內是唯一收入穩定的地方，而且還意味着較高的社會地位。這種家庭自然是滋潤的，畢竟地方財政全靠轉移支付養着，至於基建，基本都是靠城投債撐着。通過關係做生意的空間也更大，政府工程當然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做的。相比互聯網等行業遭遇暴擊、發達地區的體制內降薪，縣城只是反應遲鈍而已。
我的朋友明揚前兩天也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互聯網大廠員工回家鄉過年，年薪百萬仍然不受待見，原因是他在老家親戚眼中完全沒有利用價值。相比之下，在縣城裡做個實權部門的科級幹部，那就已經是當地的「上等人」，享受着巨大的社會紅利，比如子女入學等辦事優勢，在親戚眼中也有極高的「利用價值」。因為越是小地方，關係網就越重要。如果一個人放棄互聯網大廠的百萬年薪，回縣城老家考個公務員，在家族中的地位立刻會從底層躍居排名前列的潛力股。
當然，人情社會無處不在，農村的人情之風更盛。所謂禮尚往來，往往都是你給我多少禮金、我給你多少紅包的斤斤計較。縣城強調的關係網，大城市同樣強調，唯一區別是大城市除了體制內之外，還有外企與私企等其他選擇，小縣城幾乎沒有其他選擇。
正是因為人情社會的根深蒂固，所以中國人對「人情世故」才會如此看重，才會對「不跟領導握手」之類的事情如此敏感。
美國學者易勞逸曾在《家族、土地與祖先》一書中概括了古代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幾大特徵——
「首先，中國曾是一個以社會地位為本位的社會。中國人都十分清楚社會是一個由不同階層構成的結構，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則取決於他們各自的位置。雖然兩個人在社會分層中處於同一階層，並因此處於同等的社會地位，但大多數地位關係都是一種垂直結構：一個人地位相對較高或相對較為權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個人地位相對較低並需要依附地位較高的人。
其次，中國人傾向於建立一個由『有用的』人組成的人脈圈子或者關係圈子。中國人早在兒童時期，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就清楚的意識到，一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他們因此放棄個人獨立自主權而去尋求他人的支持、指導和保護。一個中國人寫道：『中國人關於互相依存的觀念，與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人們非常渴望與有錢有權以及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係，即使與鄰居、同時或同學之間的關係也被塑造成為一種將來可以利用的關係。
第三個特徵是關注『面子』。『面子』是取決於他人判斷的一種自尊。一個人如果在別人那裡有聲望或者有個好名聲就是『有面子』。中國人非常看重恰當的和道德的行為，也非常在意是否『丟臉』。」
這幾個特徵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當靠譜。如今的中國人，仍然強調社會等級和身份，重視關係，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認識人」。
所以易勞逸還寫道：在中國，互動關係中的下級對待上級總是特別順從，在對待上級的態度上總是遷回的，非常不願意提出批評意見，並且特別樂於取悅有權力的人。在中國，當一個人第一次見到某個人時，總是儘快去了解這個人的背景：他是個什麼官？他家裡有什麼背景（他的父親是官員還是學者，是窮還是富，或者是個無名小卒）？他有錢嗎？他過去在哪裡上學？他擁有什麼學位？通過搞清楚這個人擁有多少財富和何種權力、受過何種教育等判斷出這個人處於哪個社會階層，才有可能採取合適的態度來對待這個人。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結構是何等根深蒂固。
這三個特徵的本質就是「權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強調父權、手工業中強調師徒關係，官僚體系則強調上下級關係。而且，人們會在特定社會圈子裡做「主子」，但隨時有可能成為別人的奴僕，比如有人在家中顯示權威，但出門見到官員立刻下跪。這也造成了一個更糟糕的問題：中國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義原則，因為是非觀念不是根植於自己的獨立判斷，而是根據社會圈子而變化，一個人無法「自己對自己負責」。
易勞逸對古代中國很感興趣，將之視為一個迷人國度，他對近世中國的剖析也非常細緻和嚴謹，也正因為這樣，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未能及時轉變感到失望。對專制的順從，對國家主義的嚮往，本質上都是對傳統的「堅持」。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第一基本原則，就是「對權威表現出明確的服從態度」。
在這種態度之下，對人情世故的看重、對「情商」的歪曲、對體制內工作的看重，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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