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京東的參與，外賣騎手的勞動保障問題再次成為熱點。許多人將焦點放在騎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從更深層的社會視角來看，或許應該反過來問——與其說是騎手需要社保，不如說是社保更需要騎手。這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社保基金的現實壓力，更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與靈活就業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張力。
騎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嗎？
表面上看，為數百萬外賣騎手繳納社保是出於關懷、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騎手們對社保的需求並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迫切。原因很簡單：社保繳費的成本對他們來說過於高昂。
目前，大多數外賣騎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優秀者能夠月入過萬，但他們的工作強度和時間付出也遠超常人。按照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繳費標準，個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為社保費用。
對於這些每天風裡來雨里去、以單量為收入核心的騎手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即便騎手有繳納社保的願望，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更傾向於把這部分錢用來應對日常開銷或其他緊急需求。
更何況，即便平台為騎手增加補貼，比如每單額外多支付1元，騎手也更可能選擇直接拿到這筆現金，而不是用於繳納社保。
原因在於，對於這些以「短期謀生」為目標的群體來說，眼前的生存壓力遠比未來的養老或醫療保障更加緊迫。
換句話說，騎手的首要訴求並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賺取更多收入、實現基本的生活質量。
社保為什麼需要騎手？
與騎手對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保基金對騎手的「高需求」。
近年來，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迅速擴大，外賣騎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據統計，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其中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群體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然而，這些勞動者大多游離於傳統社保體系之外，導致社保基金的繳費來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與此同時，隨着老齡化程度的加劇，我國社保基金的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現擴大趨勢，部分地區甚至面臨入不敷出的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擴大繳費基數、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為擺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而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群體，無疑是填補這一缺口的潛在「金礦」。
作為一個龐大的勞動群體，如果能將他們納入社保體系，每年可為社保基金帶來數百億元的增量。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近年來人社部門和外賣平台頻頻推動騎手參保。
與其說是為了改善騎手的生活質量，不如說是為了緩解社保基金的壓力。
比起交社保，騎手更在意什麼？
比起社保，外賣騎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縛。
外賣行業的工作強度之高，早已為人熟知。騎手們每天在高壓的時間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誤就可能面臨罰款或差評。
平台對騎手的管理更多依賴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關懷。對於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頭的勞動者來說，他們需要的並不是一份遙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勞動環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外賣騎手並不將這份工作視為長期職業，而是為了應對短期的生存壓力。
正因如此，他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勞動時間、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動地被納入社保體系，增加一筆額外的支出。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下的行業規範
實際上，推動外賣行業「正規化」的背後邏輯並不簡單。表面上看，這是為了保障勞動者權益，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意味着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高度「叢林化」的靈活就業模式正在被迫轉型。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外賣行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人口紅利的支持。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為外賣行業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騎手。
然而，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賣行業的「正規化」不僅是對勞動者的保護，更是對整個行業的重新調整。
對於外賣平台來說，規範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無論是為騎手統一繳納社保，還是改善勞動條件，都會增加平台的運營負擔。
而這些成本最終可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外賣價格上漲。這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追求公平與效率之間，我們該如何平衡？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諸葛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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