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果然DQ了四位民主派議員,民主派也果然全體炒了立法會魷魚,從此之後,香港人與林鄭政府再也沒有對話空間,香港人抗爭的路子應該怎麼走下去,現在到了深入檢討的時候了。
抗爭無大台,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發揮群眾智慧,不好處是不容易凝聚共識。不少網友在留言中流露對泛民議員很深的成見,對泛民的活動採取敵意的態度,這種情況並非個別,所以更令人憂心。
當前的形勢對我們比較不利,一是國安法的壓制,二是疫情下群聚限制影響抗爭活動的安排,三是美國總統大選未決,前景不明朗,四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有分化的跡象,也失去長遠策略的共識。
這種情況當然是很不利的,因為大家都對日後的抗爭心中無數,也想不出得力的辦法,更不容易取得統一的思想。如此不利的局勢,如不能儘快找到解決辦法,可能導致香港人的抗爭半途而廢,而中共收服香港﹑廢除一國兩制的險惡用心,最終將會得逞。
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兩邊陣營壁壘分明,要交手只在街頭,但街頭抗爭受條件限制,一時恐難安排,限聚令之下,普通的集會都不可能獲批。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有什麼事可以做,如何做,應該儘快集思廣益,取得共識,然後分工合作去做起來。
筆者呼籲大家都冷靜一點,不要意氣用事,不要互相指責,處境艱難時,更應該加強內部團結,槍口一致對外,否則給人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那損失的始終是我們所有人。
另外,筆者也呼籲大家都靜下心來,動一點腦筋,做一點有建設性的思考,並將自己的想法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交流討論,然後利用不同的平台發聲,引起更廣泛的關注與響應,慢慢形成共識。
有什麼樣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展開討論和形成共識?有了共識後,是否需要一些機制去實施?沒有大台的條件下,如何協調資源和人手的分配?
當下面臨的問題,筆者初步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最急迫的,是針對近來因政府秋後算帳而被判有罪的手足,如何提供儘可能足夠的支援(包括十二位被送中的)。這方面固然有一些原有的機構和基金在做,但時間長後,是否有充份的能力支撐下去,碰到困難怎麼辦?除了財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援,針對他們個人的思想和情緒,針對他們家庭面臨的困境,有沒有更恆常而實際的介入?這些手足始終都是抗爭的生力軍,都為這場運動作出貢獻,他們今日受難,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關懷,問題是有沒有一套機制去做?如何籌集和運用人力物力?
其次是國際線如何開展。美國政府換屆之際,不少人擔憂日後的變數,筆者認為擔心雖無可厚非,但重點不在擔心,而在我們自己怎麼做。即使拜登上台,我們也要想辦法和拜登政府打交道,也要儘可能影響美中關係繼續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不能因為不喜歡拜登,便放棄與其政府的溝通遊說。應該如何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需要什麼方面的動員和支持,如何利用原有的關係,如何與台灣和海外華人群體之間深入配合,這些都需要找到共識。
其三是香港本土的抗爭,日後將有哪些形式可供選擇,如何在國安法陰霾密布之下,尋找安全可行的活動空間。疫情總有平息的一天,日常生活恢復常態之後,政府將不可能永遠拒絕所有的活動申請,現在如何因應,日後又如何推動,這些都應該引起交流和討論,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最後,仍然要強調一點,就是團結的重要性。在困難的形勢下,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可貴。假設有五百萬人堅持抗爭,小部份骨幹已經被拘捕判刑,被迫流亡,有部份意興闌珊意志消磨也屬正常,剩下大部份仍舊不死心不屈服的,如果再因為個別的鬥爭策略上的分歧,而導致勢不兩立,那就分化了整個隊伍,只令對手開心而已。
為什麼筆者一再呼籲大家不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問題上爭吵,原因就在這裡。吵來沒用,一吵又傷和氣,其實大家都為香港好,既然大方向一致,何必在枝節問題上彼此傷害?
筆者認為,鬥爭策略上的分歧不是什麼大問題,那是任何抗爭運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一家人都可能有不同意見,何況大眾?立法會幾十個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和傾向,更何況大眾?因此,我們要找到與不同意見的戰友相處的方式,求大同存小異,不要動不動就割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唯有如此,才談得上長期抗爭。
任何民間的抗爭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運動總有高潮低潮,高潮要奮進,低潮要守住,關鍵是不要有異心,不要分化。長期怎麼做,應該集思廣益,應該找到一種機制來統籌,希望大家多想想,不要讓犧牲者白白犧牲,也不要輕易就散夥,輕易舉白旗。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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