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業?

王明遠
202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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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全球最有創新活力的國家,都是青年人創業最積極的地方。

主要觀點:

2020—2023年每年新增就業人數與應屆畢業生數量之差分別為-249萬、-220萬、-449萬、-582萬,也就是說這些年累計有1500餘萬新畢業生當年沒有找到工作。

2022年企業註銷率大致為10%,這意味着約10%的在職員工遇到裁員或失業困境,這部分青年人約2500萬左右。

此外,疫情以來還有1400餘萬青年農民工因失業返鄉,三年累計產生的青年(16-40歲)失業人員約5400萬,當然其中相當部分以後又實現了再就業或靈活就業。

2025年應屆畢業生規模將比2022年增加300萬,總數達到近2000萬。總體講,今後到2030年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期。

當前就業難,主要直接原因是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遇到波折,因此,改善市場環境,促進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唯一通道。

就業乃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也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最真實晴雨表,不能有效解決就業問題的GDP增長,都不能視為有效的增長。

一個有前途的社會,必然是年輕人積極創造和實現夢想,而不是都在考編的路上。

一、新中國的三次失業高峰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共出現過3次失業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間大量知青返城,產生了就業危機。

當時共有1500餘萬返城待安置人員,加上城鎮本身待業人員及高校畢業、復轉軍人約500萬,待業青年超過2000萬。

大約占當時城鎮勞動力(1.15億)的17%,或者是占青年勞動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業,表明是因為文革中斷了升學、招工造成的,實質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計劃模式後,無差別地消滅私營企業,片面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壓抑發展服務業等,這些根本性問題造成的。

面對嚴峻就業形勢,新時期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門」解決就業思想。

即除了擴大國有企業招工規模外,更要允許興辦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來解決失業問題。

經過調整,到1981年左右,全國新增2200餘萬工作崗位,城鎮青年就業問題得以解決。我國民營經濟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長為經濟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潮」。

進入1990年代以後,國企開始大規模虧損,1998年全國國企虧損面達到55%,總體利潤為負的72億,創歷史最低水平。

為此,新一屆政府開展了以「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為主要方向的國企三年脫困行動。

這期間,國企職工累計下崗超過2600萬,約占當時國企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有1000多萬人下崗,城鎮下崗人員總數超過3600萬,當時城鎮總勞動力數量約2.3億,失業人口約占勞動力總數的15.6%。

面對嚴峻的下崗問題,政府在積極支持再就業同時,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這期間民營企業共創造了約5000萬就業崗位,不但基本幫助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而且還吸納了眾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第三次是2020年以來,由於國際經濟環境陡變、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綜合因素衝擊下產生的就業問題,關於這次失業人口規模,後面將有詳細推算。

這次就業危機與前兩次相比,還有兩個特殊之處:

一是,這是首次發生在我國普遍城市化以後的就業危機。

當前我國城鎮就業人口已經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業率上升,總體失業人數都是非常驚人的,產生的社會問題都會比之前嚴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國的城鎮就業人員從2021年的46773萬減少至45931萬人,減少了842萬,系1962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這說明,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確到了一個非常突出的時刻。

總體看,我國每隔20多年就會出現一次就業危機,雖然目前遇到了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是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結果。

經過一個發展周期之後,經濟增長機制以及國內外綜合環境的弊端就會顯現,因此產生一些經濟上的較大波動,進而影響就業。

每次失業問題都是對過去經濟政策、發展路徑的一個警示,只有認真對待現實問題,切實以改革的態度解決問題,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國失業統計的漏洞與不足

從2018年起,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城鎮登記失業率」改為「調查失業率」,這是我國失業統計的一個巨大進步。

但是調查失業率也存在失真情況。

比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4月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僅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個百分點。

這明顯與大家實際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來,社會就業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惡化了。

為什麼出現失業率統計失真呢?筆者認為有幾點:

第一, 我國把「就業」的標準訂的太低了。

國際勞動組織界定的是,調查周內工作10小時才算就業,美國為15個小時,法國為20個小時。而我國僅為1個小時,明顯低於國際標準。

我國最低時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時,這意味着每天僅有3元收入,遠遠低於聯合國1.9美元日最低生活開支標準,顯然不能視為能夠解決生活問題的有效就業。

而按照美國的最低就業標準,那意味着勞動者日收入可以達到20美元左右(多數州最低時薪在10美元左右),覆蓋基本食物支出沒有問題,這樣才是有效的就業。

第二, 雖然城鎮失業調查開始把農村戶籍人員統計在內,但是由於農民工失業後,往往會因無力承擔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而選擇返鄉。

因此,失業調查很難抽取到已失業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失業並不會被反映在失業率上。

我國去年進城農民工數量依然高達1.72億,而實際因失業返鄉數量估計在1200萬左右,這部分是失業統計的灰色地帶。

第三, 據初步估算,我國現在靈活就業人員多達2億,占城鎮就業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實統計他們的就業狀態也是非常大的難題。

這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與率不足20%(廣東有2000多萬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320餘萬;北京約400萬以上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65萬),也很難通過失業險領取和失業登記等指標,觀察他們的實際就業情況。

因此,不能單純依靠官方統計數據,來衡量實際失業問題。我們還需要從其他統計線索,來推算中國的實際失業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過現在很多媒體,都以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6-24歲失業率20.4%,當作整個青年群體失業率,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國16-24歲參加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共3220萬左右,其中失業人員656萬左右,占總數的20.4%。

由於這個年齡段(尤其是16-20歲)人口比較特殊,他們即便不升學的話,勞動參與率也不高,長期維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這個年齡段失業率變化其實不是很大,僅僅比2018年增加了100餘萬失業人口而已,並沒有反映青年實際就業困境,我們也還需要從更全面角度綜合考察青年就業問題。

三、青年(16-40歲)實際失業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應屆生畢業找不到工作?

應屆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經濟基礎,抗失業打擊能力差。

所以,應屆畢業生就業難,是所有就業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國就業問題的「一號問題」。

那麼具體有多少應屆生找不到工作呢?

這個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統計數據,經濟學界也缺乏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每年中等以上教育畢業人數與新增就業崗位之差,來做一些推算。

在經濟統計上,新增就業人數=社會初次就業人員(主要是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應屆畢業生、海外歸國留學生)+再就業安置人員-退休人員。

根據歷年統計,我國每年再就業人員的數量,基本與退休人員數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萬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業人員,基本由初次就業的應屆畢業生組成。可根據新增就業人數與全部應屆畢業生之差,來判定就業情況。

(歷年新增就業人數增加情況和新增應屆畢業生增長形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鑑)

在2013年之前,我國經濟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總體上是新增就業人數大於應屆生總數。

比如,2007年我國新增就業崗位數是1204萬,而當年各類畢業生總數為829萬。這意味着,不僅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需求,還可以接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

2013年—2019年之間,應屆生畢業規模和新增就業崗位數量都在增加,不過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崗位數量和畢業生規模都在1300萬左右,初次就業市場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

不過疫情後,就業形勢產生了根本性轉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業崗位開始劇烈減少,2022年的新增就業崗位比2019年減少了148萬,僅與2010年相當。

而另一方面,由於過去的擴招,中等職業教育和高校畢業人數劇增,歸國留學人員規模也日益龐大,去年三類畢業生數量已經達到1655萬,相當於2007年的兩倍。

因此,出現了就業市場的職位嚴重供不應求局面。

粗略估計,2020年、2021年每年大約有200萬新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約占總數的15%;2022屆畢業生失業人口進一步上升到400萬以上,今年則攀升到500萬以上,約占總數30%,與大家實際觀感差不多。

考慮到2020年和2021年經濟形勢尚未不錯,這兩屆畢業生就業雖然延遲,但是絕大多數人最終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來經濟向差,2022屆未就業學生的多數和2023屆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業狀態,這四屆畢業生積累的未就業人數應該在1000萬左右。

在2010年代就業形勢寬鬆的時期,應屆生喜歡到市場上擇業,考研、考公和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增長緩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數每年平均只增加5萬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萬人。

其他考試報名人數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來,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增加了121萬(129萬至250萬);教師資格證考試報名人數增加264萬(880萬至1144萬,部分階段專科可以報考);省考人數也暴增到500萬以上。

這些都說明,最近幾年就業市場的崗位缺口,擴大了數百萬,青年人不得不參與競爭激烈的各種選拔性考試,來尋找出路。

(歷年研究生招生報考人數,數據來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崗人員失業?

除了初次就業人員的求職難問題外,這兩年失業現象也越來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業的平均職工數量比疫情前縮水11.9%。

A股上市企業每年都會披露員工數量。

疫情前,我國A股上市公司平均職工在6500—6600人之間浮動。

2018年平均人數為6560,而2022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5775,降幅達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為明顯。

我們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雖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員數量也跟這規模差不多。比如,騰訊、阿里、美團、百度裁員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遊、房地產和教培行業裁員情況則更為嚴重。

比如,攜程裁員率達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員工總數在增長,有28家裁員超過20%,其中最高的裁員率達73%。

考慮到上市企業的效益,往往好於未上市的同類企業。因此,其他企業的裁員率應該更高。

第二,中小微企業去年註銷率約10%。

去年,上海有21.5萬家中小企業註銷,占全市企業總數的19.9%,而2018註銷數量僅為5.1萬,增加了3倍多;廣州有9.4萬小微企業註銷,占全市企業總數的13%,2018年僅為2.8萬家,也增加了近2.4倍。

總體來講,全國中小微企業註銷率至少應該在10%左右,相對應的就業容量也會減少10%左右。

中小微企業招聘,基本全靠求職網站。

從BOSS直聘活躍企業用戶數量來看。2022年第一季度,為410萬家。年底則降為360萬家,減幅為12.2%,創有史以來最大跌幅。

這也說明,大概有10%的企業註銷,或停止運營,或暫停增員。

3. 疫情以來,青年總體失業規模估算

綜上研究,我國疫情3年以來,大約累計有1500萬左右中專和高校應屆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

此外,根據北大盧鋒教授的研究,近三年還至少有2300萬左右農民工因為失業而返鄉,如果以其中60%為青年人計算,那麼這部分也有1400萬左右。

那麼,疫情以來大約共新增了5400萬左右青年人失業人口。

當然,以上只是對就業流動性狀態的推算,也是說曾經多少人遭遇失業或裁員,但是很難估算最終的失業規模。

因為這些失業人口中,不排除有相當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過靈活就業形式,實現了再就業(比如,三年以來滴滴活躍司機數量增加了1200餘萬,外賣騎手、快遞員、配送員增加了月增加了約800萬),不過估計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萬—3000萬左右至今仍處於失業狀態。

也就是說,保守估計,目前青年絕對失業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萬—3000萬左右。大約相當於這個年齡段,參與就業市場勞動力總量(4.02億)的6.2%—7.5%,或者相當於全部勞動年齡人口(8.8億)的2.8—3.4%。

考慮到青年人就業集中在21世紀新興的互聯網、教育、地產、金融等行業,而這些行業最近三年受衝擊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論應該不至於太過分。

(*由於做失業研究推算非常困難,缺乏有效的統計線索,以上僅做拋磚引玉之用,不精確之處希望關注這個問題的同仁批評賜教。)

4. 未來幾年就業問題會更加嚴峻

那麼是不是青年失業問題是暫時的,過兩年會自然而然就解決了呢?

從各方面數據來看,我國未來就業問題,將會比目前更加嚴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進入就業群體的以「05後」為主體,這些年輕人選擇就業幾乎無一例外會到城市中去,只有極少數人願意務農,就業壓力要完全擠向城市,而農村的緩衝作用漸漸消失。

第二,我國這兩年為了應付這就業難問題,進一步大幅擴招,雖然暫時平抑了就業高峰,但是會增加以後的就業壓力。

估計到2025年,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兩類畢業生總數,將達到1900萬左右,比2022年進一步增加300萬左右(中等職業教育增加51萬,本專科生增加223萬,研究生增加33萬),就業需求將達到史無前例高峰。

而屆時,就業崗位供給樂觀估計在1350萬左右,至少有550萬個缺口。

第三,我國經濟增速越來越放緩,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數量越來越難。

從2008年至2018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速為7%,每年可以創造1300萬個就業崗位。

而我國未來每年經濟增速,將下降到4%—5%之間,要想創造比過去更多的工作崗位,幾乎不可能。

所以,未來幾年,將是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刻。

既要消化過去三年的失業存量,又要面對城鎮就業需求達到歷史最高峰的事實。另一方面,供給面明顯收窄,就業矛盾比任何時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未來5年每年繼續積累500萬青年失業人員的話,意味着到2028年社會可能積壓5000萬左右的青年失業人員。

那麼失業將會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每四五個家庭就有一個失業人員,進而引發一系列深層危機。

如果能夠基本應付的話,到2030年以後,隨着70後退休潮的來臨,我國就業壓力將會明顯減弱。

四、解決失業問題的建議

那麼如何解決目前的青年就業問題呢?

首先,我們不要指望通過讓青年進入「體制」來解決就業問題。

2022年,國企招錄應屆生76萬人,國考和省考共招錄應屆生10萬人左右,加起來也僅相當於應屆生崗位需求的5%。

長期看,國企和政府提供的就業崗位是持續減少的,任由國企和政府規模擴張,必將帶來機構臃腫、低效虧損等問題。

其次,也沒有辦法通過「鄉村振興」來解決青年人就業。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的規模非常有限,全國農業總產值只有1萬億美元左右,能安置一兩百萬人就不錯了。並且全世界的經濟發展規律,是農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經濟的客觀規律,順應產業發展趨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從改革開放45年來,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國就業趨勢有以下三點規律。

第一,從所有制上講,就業增量基本是民營經濟發展所創造的。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城市就業總量增加了3.67億,這些幾乎全部是民營經濟發展帶來的。

就最近十年情況看,每創造占全國1%的GDP,國企可以帶來185萬就業,而民企可以達到636萬。

第二,從行業類別上講,新增就業量,主要是由數字經濟等新興行業發展帶來的。

近10年,數字經濟一共為我國創造了2億個左右就業崗位,現在年輕人最青睞的10個就業領域,8個與數字經濟相關。

第三,從產業類別上講,新增就業主要是服務業帶來的。

近10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了168%,但是就業人口反而比頂峰期減少了1500萬。而服務業發展,卻帶來了近1億的社會就業容量。

從實際看,這幾年失業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歸結為因經濟綜合環境的變化,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遇到波動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決就業問題,應該從改善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環境入手。

最後一點,特別強調要徹底改善市場環境,鼓勵支持青年創業的問題。

最近三四年,受到國際環境、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影響,我國青年的創業熱情大大降低。這不僅增加了就業壓力,也對我國創新能力是極大的傷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創業為榮,雖然年輕人不完美,科創市場也不太規範,但這種現象是可喜的。

因為青年人創業,不但可以自行解決就業、創造就業崗位,還是推進技術革命和業態升級的最強勁動力,它孕育着國家未來無窮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轉這個情況,徹底改善市場環境,讓青年人創業夢想重新燃起來。

縱觀全球,最有創新活力的國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創業最積極的國家。

一個有前途的社會,必然是年輕人都在積極去創造和實現各種夢想,而不是都在考編的路上。

*注釋一:國家統計局的社會經濟統計中,往往把16—35之間的人口稱為「青年」。但是聯合國和很多發達國家,逐漸把青年範圍放寬到45歲左右。考慮到我國人均工作時長的延長,以及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本文以16-40歲人口為青年。這些人是大學擴招和互聯網革命後進入工作的的新一代,其就業領域和擇業習慣,與之前的有明顯代際差別。

*注釋二:我國城鎮城鎮就業人口約4.7億,但是其中相當部分是半就業或靈活就業狀態,按照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繳納人數計算,全國在崗全職職工約3.5億。按其中70%為16-40歲勞動力計算,青年全職職工約2.5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財經十一人,原文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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