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後,打開「六四天安門」的時光膠囊

美國之音
202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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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學潮(資料圖片)

「一些親眼看見的人說,一個年輕人勇敢地衝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一髮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一卷珍貴的錄音。

「現在士兵漸漸隨着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杆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一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鐘,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

1989「六四」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四」。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着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一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三角地」圍得水泄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一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一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着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占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四鎮壓35年來,儘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一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一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着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一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着傷員一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四、五點鐘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一場夢魘里。

日後成為知名華裔作家的嚴歌苓12歲參軍,曾是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十餘年「人民子弟兵經歷讓她無法想象,「怎麼一下子這個槍口 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天安門大屠殺後,前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從北京發回諸多報道,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一個20歲的學生在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歷: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在動的人開槍。

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性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這些報道被華盛頓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通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我們曉得我們的聽眾非常多,而且也曉得在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後,大學把我們的廣播放在擴音器上,在校園裡面公開地播出,」參與過六四播報的美國之音記者羅大任說。日後他曾出任美國之音普通話組主任。

當年的天安門學生領袖之一沈彤回憶,不僅是學生,老人們也關上門,拉上窗簾偷聽國際廣播,然後他們圍坐在一起,分享自己聽到的信息。

《紐約時報》1989年的一篇報道說:「真實的新聞在共產國家傳不了多遠,至少通過官方渠道。因此當街頭擠滿示威者時,全中國的人都在收聽美國之音。」

這是變革的前夜嗎?

35年後,在美國大學校園裡,我們邀請人們一同打開這些 「天安門時光膠囊」。他們中有些人親歷了這場運動,有些人當時尚未出生。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1989年六四鎮壓後,一名年輕的北京女性對美國之音說。

羅勝春感同身受:「從我睜開眼睛看中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她說。「它把所有愛國的,想做一些微小改變的人都送進監獄,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進監獄。她的丈夫、人權捍衛者丁家喜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正在中國服刑。

這些錄音讓邵嵐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國安法」通緝的美國公民。

「過去三十幾年來,每年六四前夕都會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有燭光晚會,可以現在,我作為一個學生倡議者被迫流亡,燭光晚會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她說。

《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的作者、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何曉清也說,維園的燭光讓人們看到, 「有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拿走的」。

何曉清對美國之音說,經常有人問她,35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哪怕當年的一些親歷者也說:忘掉過去,向前看。 但是時至今日,天安門母親依然不能公開悼念她們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國人當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訴求還遙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她說。

那麼中國還會變好嗎?

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1989年以後,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維穩體系,把各種可能的大規模抗議扼殺在萌芽中。 但是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與民眾、乃至精英階層的利益衝突會越來越大,能否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人權捍衛者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說,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對於中國的未來,她滿懷樂觀。用她的話說,像她這樣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這個集權專制的運動里」。

華裔作家嚴歌苓說,她一點也不悲觀,事情壞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誕的時候就會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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