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時，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出版了一本《2008中國人權奧運年》月曆，列出300多位當時被關在中國監獄裡的維權和異議人士名單。這個星期，北京將再次舉辦奧運，當年月曆名單上的高智晟、郭飛雄等多人卻仍未獲得自由。人權組織表示，14年過去，「中國當局不再在乎面子，國際社會正面對着『中國特色’人權模式的真實面目」。
「中共舉辦奧運確實給我們家帶來了非常大的痛苦，」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告訴美國之音。
從2008年夏季奧運會開始一直到2022年冬季奧運會，將近14年，高智晟基本上一直處於被北京當局關押、酷刑、失蹤或軟禁的狀態之中。
耿和說，為舉辦2008年奧運，中國當局關閉了高智晟律師事務所。高智晟於2007年9月發表呼籲美國國會抵制北京奧運的公開信，不久遭持續酷刑近兩個月。「他被——老一套——不是酷刑就是折磨就是戴黑頭套，」耿和說。
2009年，耿和帶着兩個孩子經東南亞國家逃離中國來到美國避難。「2016年，高智晟刑滿釋放回到陝北老家時，與女兒和兒子有過幾次短暫的通話，」然後，2017年「高智晟又被強制失蹤了，一直到今天，4年5個月零9天，」耿和在1月29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
株連如噩夢般吞噬着我們
「這種迫害對我們家人的株連就像噩夢一樣吞噬着我和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痛苦無助，還要在這種壓抑中去生活去工作，成了我們的常態，」 耿和在電話採訪中哭泣着說。
「對家人的株連促使高智晟的姐姐跳河自殺，我的姐夫跳樓自殺，我妹妹的私人診所破產轉讓，對家人的株連，讓我都不能跟家人有聯繫，就是在這種狀態中，我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耿和說。
耿和表示，當局的株連令她陝北的家人都不敢跟她聯繫。「我們家被沒收了全部人的身份證，然後每個月都要讓我們家人到派出所去簽字報到，我的家人就是去報的時候看了一眼前面的內容，說我跟孩子是通緝犯。」 耿和說。
「我能堅持到現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對高智晟有一個交代。」 耿和說。耿和的工作日程排得極滿，「我是打了好幾份工作，但我不覺得工作對我有多苦，我想讓工作來填滿我的時間，讓我少一點去想我先生的處境，」 耿和說。
高智晟在被監禁的前10年還有機會將一些文字傳出來，甚至在2010年還接受了美聯社的專訪。但過去4年半，有關他的消息被徹底封鎖，「我們家人總覺得他已經去世了，已經死了，」 耿和說。
人權組織中國人權上周發表聲明指出，14年前，北京在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時提出了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當時 「中國當局還承諾利用奧運會作為改善國家人權狀況的機會」。
但中國人權說，2022年北京冬奧會，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在經濟影響力的鼓舞下，在習近平「民族復興」的推動下，中國「已經完全不在乎國際社會對其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譴責」， 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說：「中國當局不再在乎面子，國際社會正面對着『中國特色’人權模式的真實面目」。
被監禁的維權、異議人士名單越來越長
在該組織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的名單上，中國舉辦兩次奧運時都在中國監獄服刑的維權異議人士還有郭飛雄、胡石根、呂耿松。
郭飛雄（本名楊茂東）2021年在前往機場準備赴美探望病危妻子張青被當局帶走失聯，張青於2022年1月10日在馬里蘭州病逝。1月12日，中國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郭飛雄逮捕。
胡石根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0年，在坐牢16年半提前釋放。釋放後從事維權和家庭教會工作，2017『大抓捕』時被抓，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7年半，現在還在服刑。
呂耿松2008年2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判刑4年，2011年刑滿釋放；2014年8月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
這份名單上連續服刑時間最長的是中國海外民運先驅王炳章。他於2002年被逮捕，後被以「間諜罪」和「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判處無期徒刑，服刑至今已20年。
「我的主要感受是對這個政權的憤怒，」 王炳章的兒子王代時告訴美國之音。「我們有證據證明政府偽造了證據。」 王代時是一名美國律師，在華盛頓北江律師事務所執業。
「在一個法治社會的正常情況下，事實應可以讓一個人獲得自由，我們可以證明這一點，但在那個社會，是真是假似乎並不重要。」王代時說。
王代時1985年出生在紐約，正值王炳章創辦中國之春，「我在蒙特利爾長大。 或多或少與我父親疏遠了，因為我母親和他在我六歲時就分居了。」王代時說。
但王代時說，看到跟他很親的祖父母為他們的大兒子哭泣是他最難過的事情。「他們都不是善於表達自己情緒的人。但我父親入獄後，我祖母一天要哭好幾次，這是我不忍目睹的。我祖父比較古板些。可我姑姑說，這輩子她只見我爺爺哭過兩次，第一次是文革時被紅衛兵關押，第二次是聽說我父親被判無期徒刑。」
在中國人權的關注名單上還有維吾爾人權利倡導者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維權人士黃琦，2016年被逮捕，後被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判處12年有期徒刑；弱勢群體權利倡導者程淵，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曾任律師、公民記者的張展，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被捕後一直絕食並被強制餵食，健康狀況堪憂；改革倡導者許志永和丁家喜，因與他人聚會討論社會改革而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詩人王藏和妻子王麗，兩人均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獨立記者、#MeToo運動活動人士黃雪琴，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研究中國人權狀況的學者滕彪說，這些僅僅是媒體關注的比較知名的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
習近平上台後民間空間被擠壓殆盡
「應該說是雪上加霜吧，現在的情況比2008年惡化得多，」 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滕彪對兩次奧運會前後的中國人權狀況進行比較後說。
「那時民間和互聯網的空間，包括民間的上訪、異議人士對政府的批評性文字，在網絡還是比較活躍。」 滕彪說，2008年奧運前後儘管當局對公民社會的管控已經開始在加強，但中國民間還有一定的空間，「大量的活躍的維權律師，包括許志永和我本人還是非常活躍的。」
「然後到了2015年，709是最大的標誌性鎮壓，709之後的幾個月有300多名維權律師受到波及，被判刑、被失蹤、被問話，後來有更多律師被吊消律師照、被沒收護照，」滕彪說。「然後就是2019年12月的1226大抓捕，導致數十名維權人士，包括後來的許志永，在幾波的鎮壓後，維權律師群體基本被消聲了，再也無法回到2015年之前的比較活躍的狀態」。
「從習近平上台後一步一步把民間的空間擠壓殆盡，幾乎沒有什麼空間了，知名的活躍的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要麼在監獄裡，要麼被迫地不能發聲，網絡民間表達幾乎沒有了，」 滕彪說。
王炳章的兒子王代時說，2008 年奧運會舉行時，他已去監獄探視他父親數次，雖然他對中國對外界宣傳的形象與他看到的中國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但我記得當時我想，這個國家雖然發展速度非常緩慢，但是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在發展 。實際上你感到有一些希望，好吧，也許奧運會之後，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獲得了一些地位之後，會感到更有信心，政權會更有信心，會覺得它不需要那麼壓制了。」
但他說：「現在問題卻變得如此巨大，我的意思是，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在拘禁營中勞動，」 「我沒想到的是，14 年後它實際上卻比之前的自由更少了。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2008年，中國人權出版的《中國人權奧運年》月曆上記錄了300多位被關押的中國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現在至少是當年的5、6倍以上吧，」 滕彪說。
儘管他表示，中國被關押的維權異議人士的準確數字幾乎是無法計算的，不過他說，僅根據記者無國界組織的統計數字，「中國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有近300左右。」
「如果再考慮到法輪功學員，和因為教會和其它信仰原因被關押的就更多了，可能是幾萬人。如果加上新疆的集中營人數，按照國際智庫計算超過1百萬。」滕彪補充。
中國人權說，「在中國舉辦第二次奧運會前夕，重溫《奧林匹克憲章》的基本原則很有必要。其中規定這一體育活動的核心目標是『促進一個關心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而中共政權的所作所為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該組織執行主任譚竟嫦對美國之音說：國際奧委會在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的情況下，兩次授予北京舉辦奧運會的殊榮，這讓她相信，「作為專制政權的中國，永遠不可能、也永遠不會去兌現為促進作為人類尊嚴核心的人權的承諾。」
因此她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在促成過去和現在仍持續發生的人權侵犯時，這些國際決策者們實際上充當了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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