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孩子認真學新聞

張3豐
202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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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

今年的普利策新聞獎專門給美國各地的「學生記者」頒發了一個獎項。

評委會表示:「秉承新聞自由的精神,這些學生努力在困難和危險的情況下,冒着被逮捕的危險,記錄一件重大的全國新聞事件。」

這個獎肯定是臨時起意,算是一個「特別獎」。沒有具體的獲獎人,評委會想表達的是一種態度:謝謝那些年輕人。

四月底學生各地學生抗議的時候,普利策獎正在哥大新聞學院評獎。

他們或許看到的就是哥大的學生記者,因為普利策獎辦公室就在哥大新聞系。我在學校的「辦公地點」是一家JOE咖啡,就在辦公室隔壁。

說「冒着被逮捕的危險」,有點言過其實。其實大家並不害怕,甚至渴望被「逮捕」。

混進隊伍被「逮捕」的記者和教授,其實都很開心。這沒有太大風險,但是在美國,這仍然被視為一種榮耀。一位歷史系教授進了警局,鞋帶出了問題,出來後他幾天都不繫鞋帶——用來提醒自己的處境。

我認識一位女生,一直在營地那裡值守採訪,包括占領漢密爾頓大樓的時候。但是逮捕行動那天她臨時有事出了一次學校,結果進校困難,她為錯過新聞現場而憤怒。

「學生記者」背上貼着一張白紙,上面印有大大的「學生記者」字樣,非常簡陋,卻也是有效的區分。在學校內部,這代表着一種獨立的力量,在巴勒斯坦同情者、猶太學生和校方之外。

哥大有了不起的校園媒體《哥倫比亞觀察家》,幾十年前就獨立運營,報道學校的一切。

從有營地開始,新聞學院的師生們就在那裡24小時換班值守,吃住都在營地。他們拍攝、記錄、採訪,為這次營地的抗議留下最全面的記錄。

除了學生記者,還有一些人在拍攝。有潛伏的大媒體記者(後面在寫作中暴露出來),也有一些做紀錄片的。

有一次,一位黑人小伙拿着攝像機對我拍攝,我突然有點恍惚:在聲援巴勒斯坦的營地中,一位黑人在拍攝中國人……這些「無關」的傢伙,都在幹嘛?

這就是21世紀20年代的抗議運動。它和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每個人同時都是記錄者。它是全景展現,而且可能是過度展現。人們「看到的」「知道的」「想象的」,遠比實際發生的更多。

學生記者的工作,反而面臨一種新的困難:最難的不是阻力,而是新的信息環境,如何克服偏見,做到更「真實的」記錄。

在這個意義上,「學生記者」也許是最稱職的。他們天真、樸素,對新聞抱有期望和熱情,認真操練課堂上學到的東西。

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工作目標,甚至只是「寫作業」,並不以發表或者獲得流量為目的。

有一段時間,我對美國媒體同行感到失望。他們介入得相當晚,在哥大第一次「清場」之前,幾乎沒有看到記者到場拍攝學生抗議行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稀鬆平常,沒有新聞性。

第一次看到大批記者,是眾議長約翰遜到學校那天。很多記者攔着同學在那裡採訪,那是「主流社會」第一次向學生認真發問。

此後,哥大就成了新聞業的戰場,有時候記者比警察都要多。這樣的場景讓人感到安心,因為「社會」在正常運行。

即便在美國,新聞業也相當寂寞。紐約時報在X上有5000萬粉絲,但是大部分推文的閱讀量都不如那些「網紅」。但是重要的事情來臨,你仍然會期待「新聞業」的產出。

有一天中午傳出「下午2點必須離場」的最後通諜,大批記者來到學校。這真的讓人好奇,那麼多攝像設備是如何混進學校的?

哥大進入「封閉管理後」,進學校變得困難。新聞學院發布聲明,將對希望進學校採訪的媒體機構提供幫助。除了幫他們「混入校園」外,校園記者的合作也是一種方式。

年輕人總是受到嘲笑和誤解。1968年,校領導認為年輕人的訴求「就像是否喜歡吃草莓一樣」,無關緊要。這一次很多人也和約翰遜一樣,認為「不要浪費父母的錢」。

但是至少在「學生記者」身上,還是會看到一點希望,這其實也是抗議行動的一部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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