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普利策新聞獎專門給美國各地的「學生記者」頒發了一個獎項。
評委會表示：「秉承新聞自由的精神，這些學生努力在困難和危險的情況下，冒着被逮捕的危險，記錄一件重大的全國新聞事件。」
這個獎肯定是臨時起意，算是一個「特別獎」。沒有具體的獲獎人，評委會想表達的是一種態度：謝謝那些年輕人。
四月底學生各地學生抗議的時候，普利策獎正在哥大新聞學院評獎。
他們或許看到的就是哥大的學生記者，因為普利策獎辦公室就在哥大新聞系。我在學校的「辦公地點」是一家JOE咖啡，就在辦公室隔壁。
說「冒着被逮捕的危險」，有點言過其實。其實大家並不害怕，甚至渴望被「逮捕」。
混進隊伍被「逮捕」的記者和教授，其實都很開心。這沒有太大風險，但是在美國，這仍然被視為一種榮耀。一位歷史系教授進了警局，鞋帶出了問題，出來後他幾天都不繫鞋帶——用來提醒自己的處境。
我認識一位女生，一直在營地那裡值守採訪，包括占領漢密爾頓大樓的時候。但是逮捕行動那天她臨時有事出了一次學校，結果進校困難，她為錯過新聞現場而憤怒。
「學生記者」背上貼着一張白紙，上面印有大大的「學生記者」字樣，非常簡陋，卻也是有效的區分。在學校內部，這代表着一種獨立的力量，在巴勒斯坦同情者、猶太學生和校方之外。
哥大有了不起的校園媒體《哥倫比亞觀察家》，幾十年前就獨立運營，報道學校的一切。
從有營地開始，新聞學院的師生們就在那裡24小時換班值守，吃住都在營地。他們拍攝、記錄、採訪，為這次營地的抗議留下最全面的記錄。
除了學生記者，還有一些人在拍攝。有潛伏的大媒體記者（後面在寫作中暴露出來），也有一些做紀錄片的。
有一次，一位黑人小伙拿着攝像機對我拍攝，我突然有點恍惚：在聲援巴勒斯坦的營地中，一位黑人在拍攝中國人……這些「無關」的傢伙，都在幹嘛？
這就是21世紀20年代的抗議運動。它和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每個人同時都是記錄者。它是全景展現，而且可能是過度展現。人們「看到的」「知道的」「想象的」，遠比實際發生的更多。
學生記者的工作，反而面臨一種新的困難：最難的不是阻力，而是新的信息環境，如何克服偏見，做到更「真實的」記錄。
在這個意義上，「學生記者」也許是最稱職的。他們天真、樸素，對新聞抱有期望和熱情，認真操練課堂上學到的東西。
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工作目標，甚至只是「寫作業」，並不以發表或者獲得流量為目的。
有一段時間，我對美國媒體同行感到失望。他們介入得相當晚，在哥大第一次「清場」之前，幾乎沒有看到記者到場拍攝學生抗議行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稀鬆平常，沒有新聞性。
第一次看到大批記者，是眾議長約翰遜到學校那天。很多記者攔着同學在那裡採訪，那是「主流社會」第一次向學生認真發問。
此後，哥大就成了新聞業的戰場，有時候記者比警察都要多。這樣的場景讓人感到安心，因為「社會」在正常運行。
即便在美國，新聞業也相當寂寞。紐約時報在X上有5000萬粉絲，但是大部分推文的閱讀量都不如那些「網紅」。但是重要的事情來臨，你仍然會期待「新聞業」的產出。
有一天中午傳出「下午2點必須離場」的最後通諜，大批記者來到學校。這真的讓人好奇，那麼多攝像設備是如何混進學校的？
哥大進入「封閉管理後」，進學校變得困難。新聞學院發布聲明，將對希望進學校採訪的媒體機構提供幫助。除了幫他們「混入校園」外，校園記者的合作也是一種方式。
年輕人總是受到嘲笑和誤解。1968年，校領導認為年輕人的訴求「就像是否喜歡吃草莓一樣」，無關緊要。這一次很多人也和約翰遜一樣，認為「不要浪費父母的錢」。
但是至少在「學生記者」身上，還是會看到一點希望，這其實也是抗議行動的一部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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