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芻議

2012年登基的習近平，恐怕從無像今天這樣感受到四面危機，腹背受敵。儘管在官方的宣傳上，他仍處於全黨核心，一片讚揚，唯他為瞻，但底下暗流涌動，朝野兩界的議論和批評，再木訥的他也警醒地覺察到他已面臨執政以來遇到的最大挑戰，且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一切足以動搖他的統治基礎和掀翻他的權力寶座。

分析習近平的仕途，從河北正定縣的縣委書記起步到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轉展福建，二十五年官場從無聽說有過什麼亮眼和驕人的政績。倒是在廈門副市長任上，因名聲不佳，因此沒能通過廈門人大等額選舉所需的50%選票，而被調到寧德。其次是習近平仕途中幾個關節點的變動，均非靠個人才幹或正常的組織調動，而是另有隱情。大學畢業當了耿飈的秘書靠的是父親的關係。離開耿飈到河北正定縣也並非是主動到基礎鍛煉，而是想憑習仲勛的關係以得到當時河北省委書記高楊的照顧謀求升遷。可偏偏高揚看不慣習近平這種沒有經驗卻依靠人脈空降而來的人，拒絕了習仲勛的託付。河北幾年，習近平覺得升遷無望，又由習仲勛託了胡耀邦，再找到中組部副部長李銳，才成功包裝後到廈門，背靠項南任職。至於後來官升浙江省委書記至上海市委書記直到中共高層，更非個人的政績，而是中共高層內部黑箱作業的結果。

當年習家在推舉習近平入仕時，習遠平曾對人說習近平鬼點子多。在目前中共僵化的體制和不透明運作方式下，我們尚不清楚哪些政策是中共體制所然，哪些政策源自習近平的想法。而習近平的前妻曾在不同場合下分別講到習近平三個特點，一是固執，二是會順着別人說話，三是會說假話。這三點筆者無從證實，但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前後的判若倆人確實是讓當初挑選他的人看走了眼，其中原委，也許我們可從柯氏對習的評價之中看出一點端倪。

時政評論家傾向於認為習近平第一個任期的成果簡之為反腐和軍改。反腐是王歧山所為多無疑義，但不少人以軍改之難來證明習近平的魄力和能力。尚若孤立地看也許如此，但如細析，一是軍改方案早幾年就以模仿美國軍隊建制蘭本而生，只是前任黨魁遭遇軍隊強烈反對而擱置一旁。碰上王歧山反腐形成黨內風聲鶴唳地高壓政治氛圍，加上劉源單挑徐才厚郭伯雄打開的缺口，軍隊高層在高懸的反腐利劍下，已處於人人自危的境地。此種天賜良機，習近平藉此推出軍改，自然無人反對，可謂順勢下山摘了一個桃子。實際上，習近平第一個任期的最大成果是攬權，通過建立十來個領導小組一步步將政治、經濟、思想、軍事及外交，全方位建立了自己的權力中樞，而這一切的成功，沒有王歧山的大刀闊斧反腐是不可能一擲而就的。

習近平的執政蜜月始自中共十八大，止於中共十九大。離開了王歧山之後的習近平，十九大之後則是步步昏招，先是袒護北京的蔡奇，接着修改憲法，實行國家主席任期無限制，為長期執政鋪平道路，讓全世界人民看清了皇帝的新衣。中美貿易戰則是以拒絕履行加入WTO時承諾的蠻橫，不願向美國認錯。接着是對中美雙方實力判斷失誤，高己低彼，認為美國不敢跟中國較真。在川普不斷提高關稅的壓力下，決策失誤，反反覆覆，反悔無信，歷時22個月，最後還是簽了一個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讓步協議。香港問題也是如此，看不清香港人們的真實訴求，對一國兩制添加私貨，變相修改，直至徹底撕毀。年尾歲初的武漢疫情，不管你事後做了再大量的工作也絲毫不能掩蓋習近平最初處置嚴重失職的原罪，更別說爾後默許將引爆疫情的根源栽贓美國的戰狼外交。說到底，越是把渾水潑向美國，越是把美國描黑，也越能減輕中共的責任，進而掩蓋習近平的責任，凡此種種，無不證明了習近平的認知障礙和處事能力。

習近平在處理國際問題事務中絲毫不懂得妥協的藝術，毫無彈性和想像力，只會一味不計實力地毫不妥協。中美貿易談判中，不了解當西方人向對方表示一種善意，作出一種讓步和承諾時，他們是把談判看作一種交易，他們希望用他們的讓步和善意來最大限度換取對方的讓步和回報。而習近平及中方團隊卻以東方人的狡黠揣摩美方的讓步，誤認為是美方的軟弱。每次當美方表示出一種善意的讓步時，中方卻認為是美方底氣不足，中方就趁機提高價碼，結果是每次中方的加碼逼得美方逐步提高關稅，明明是最初可以花最少讓步求得安寧的事，卻要死撐硬頂，結果搞得滿盤皆輸里子面子都丟了。

習近平有無本事還可以從他的用人之道來反證。慧眼才能識珠，

有本事之人才會選擇有本事的人。遠觀毛澤東和蔣介石，麾下人才眾眾。近察鄧小平和朱熔基，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但習近平挑選的之江新軍，十九大後中國政壇上從無看到他們的出彩，相反卻是北京的蔡奇笨拙地在北京推出清除外來人口，整治安全隱患和拆除北京建築危樓頂牌匾三斧頭，結果是民怒人怨，一片反對。知識界人士呼籲嚴重違法亂紀的蔡奇「立即辭職，以謝天下」。重慶的陳敏爾不懂經濟，將好端端的重慶經濟從全國GDP增速的冠軍，滑鐵盧低至全國平均水平，拙現毫無經濟管理之才。遍觀習家軍，除了緊跟習近平表忠心外，無人能超越中共官場的平均水平而呈交亮麗的答卷。

習近平曾公開稱道蔡奇對父母的孝敬，他也偏好選擇那些曾經去過西藏工作的幹部，如上海的楊曉渡。如從習近平個人品性分析，也許他的尊敬長者之稟性促使他看重那些厚道之幹部，而淡化了幹部的執政能力。或是他根本就看不出甚至不懂當職者的能力，只願選擇那些愚忠於他的人。處於中共總書記的位置，對下屬幹部稀有的點評往往反映了此幹部的特點和上屬對下屬最重要方面的肯定，同時也折射出習近平本人的特性。作為個人的孝道和稟性，僅僅涉及習近平的家庭，但如將此移位於國家的選人和治理，以致誤選無能之輩，那將是對全中國人民的不敬。

習近平水平和能力的強弱還可從他與強勢人物的關係作一判斷，劉源為掃除軍中徐才厚郭伯雄立下汗馬功勞，卻被習近平解甲歸田。借着王歧山的反腐，習近平才有了第一個任期的政令暢通和人氣大升。十九大後王岐山轉任國家副主席，也躍躍欲試中美貿易談判和其他事項，但習近平則趁此將王岐山束之高閣，輔以花瓶之用。更為防範的是直接將王歧山的錢袋子海航集團有限公司從私有重新納入地方政府的直接占有。如果不是懼怕彼二人的鋒頭蓋過習近平，何以解釋王劉二人被冷落的原由。難怪有人認為習近平妒能嫉賢，手下用的儘是學歷差，能力差的所謂厚道低調之人。

在習近平的一尊地位和不得妄議中央的高壓政治下，中共官員和各路智囊自然是一意奉承，溜須拍馬，真情未能上報，方案尤為欠佳，加上本身認知有限，決策更是昏招迭出。透過習近平的一系列講話和作為，可以愈來愈清晰看清在經濟政策上，習近平更多地偏好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視市場經濟為不得已的一種補充。對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一系列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措施虛與委蛇，對鄧小平時代的一些改革政策借消除負面影響而棄之不用，藉此宣洩對鄧小平的不滿。

在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習近平骨子裡是一個沾染了一些改革色彩的徹頭徹尾的毛主義信奉者，他任期內的所為可說是「吃改革開放的飯，砸改革開放的鍋」。坐享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卻誤認為這是舉國體制的優越性，直至盲目到四個自信。在經濟上缺乏見識，不思進取，推行更深層次的市場經濟要素改革，相反卻對外大撒幣，強力推行指導思想錯誤和毫無成效的「一帶一路」，用金錢外交去堆砌虛擬的世界領袖夢境。

在目前的中國政治生態下，習近平牢牢掌握了政權，掌握了黨內高官們的生死大權，但他還是不放心黨內同僚對他的忠誠。習近平最擔心的還是黨內反對派利用黨內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在合法的程序內，以公開的方式在黨的會議上向習發難，並求得黨內多數票來指責甚至罷免他。當年毛澤東也是擔心黨內高層會利用這種合法機會趕他下台。無論毛和習都清楚，他們是不可能阻止和廢掉這塊所謂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遮羞布，以達到封口黨內反對派的目的，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讓黨內反對派私底下的串聯和在黨內會議上發聲。習近平曾對政治局常委說，「有沒有『反習集團』？可能有。有沒有『反習疫情』？我看有。」既然人人都想搞我，我就要密切注視人人。為此，年初成立的公安部特勤局的重要職能即要讓「一把手習慣在監督中工作和生活」，以阻止黨內高層無論在工作中還是在私底下，甚至在家裡對習的非議和串聯。以形成在黨內高層會議上噤聲的氣氛。說到底，就是要把公安部特勤局建成一支直接聽命於習近平，類似於納粹黨衛軍或前蘇聯內務部的黨內警察部隊，以實行對黨內高層的直接監控。要達到此目的，搬掉原先雖已離開公安部一局但還留有影響的孫立軍，藉此清洗整個公安部，變公安部為習家軍，就成為必要的一步棋。不僅如此，中共最近又推出二十不准，以徹底杜絕和封殺一切不利於習近平的言行。

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下，所有公開的反習聲音均被消音，中共黨內反對派僅剩的操作空間即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黨內高層主要是中共退休政治老人，利用中共黨內所謂的聽取老同志們意見的方式，向習近平發出一些時大時小的責難。這也是近兩年北戴河會議期間和期後，中國輿論宣傳上偶爾變調的圖解。但時過境遷，體制未動，黨內退休政治老人這種隔靴搔癢也就煙消雲散，習近平依然唯我獨尊，我行我素，哪怕是習最親近的人和他的分道揚鑣。

就習近平本人而言，他的認知水平首先表現在他看不懂二次大戰後整個人類發展的趨勢，不理解普世價值的意義所在及民主政權和專制政權的根本優劣。早在2008年，他就公開視西方對中國民主及人權現狀的批評為「吃飽了飯沒事幹」。如果習近平有此眼光，即使他的執政能力有限，如有良好的班子加以輔佐，那中共的政策還不至於太走樣。偏巧習近平不單眼光拙劣，能力也一般，更不會用人。更令人感嘆習近平水平的，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造成當今中國種種困局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所謂的一尊地位及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可習近平既然熟視無睹，自以為是，冥頑不化，一根筋走到底，這就更加劇了中國經濟的下行。這不由使我想起普列漢諾夫所言，歷史人物之所以影響歷史，只不過「他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些」。

中共目前的專制僵化體制決定了他們可以將一個毫無治國理念和才幹的平庸之輩推上歷史舞台，卻不能將他塑造成一個經天緯地之材，更難於將他置於人民的選擇去留之中。體制的改變是一個比人的去留更複雜和牽涉到整個中國國運的根本性問題。

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淡化了中國經濟自身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沒有這兩大因素，中國經濟也正以自由落體式下墜的方式不斷刷新人們的眼界，而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帶來的衝擊只是一種加速度。只有當中國經濟本身痼疾的最終嚴重後果轉化成廣大民眾最直接的生活感受，他們在改革開放中享有的成果被稀釋，積累的財富被蒸發，愈來愈少的個人自由被消除至近乎窒息的地步。也許在那時，一個偶發事件的引爆，演變成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上街的社會危機；或者，黨內反對派借勢作局，挺身而出公開發聲，以黨內合法的會議形式公開劍指習近平。此時此刻，一切底線思維的方案恐均無濟於事。任何武裝力量面對這熊熊烈火，在千百萬民意面前，他們甚至不敢鎮壓，相反會膽怯和沉默，更有甚者會掉轉槍口。慶父不除，魯難未已，歷史或許正在昭示這一進程。誠然，如果貪圖小安缺乏國家良知和勇氣的芸芸眾生甘做縮頭烏龜，加之黨內高層也是明哲保身，甚至還為虎作倀，中共依舊維持統治，只是愈加變本加厲。歲月依舊，苦難不已，那也將是不幸中國的另一選項。而無論習近平的最終結局如何，迄今為止的他已經在歷史評價中定格。

初稿於05.2020

定稿於0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