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新的政治局常委會雖然依然強調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但是經過常委會背書的疫情防控二十條的出台，某種程度可以看作轉向逐步放開的信號。
全球疫情度過了整整三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疫情進入奧密克戎病毒傳播階段，已重新開放，民眾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到疫情前狀態，雖然各國為此付出了死亡人數不等的代價。中國則是全球極少數仍在嚴密防控的國家，也許除了朝鮮，真正唯一一個處於封控中的國家。儘管其死亡人數相對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說少得可憐。然而，它衍生出的各種各樣無窮的次生災害及其對民眾生活、工作造成的壓力和心理創傷，還有對經濟的破壞性影響，其總體代價遠遠超過了維持動態清零政策的總收益。可詭吊的是，哪怕多數中國人已對此忍無可忍，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政府依然不願放棄動態清零，直到這最新的二十條防疫措施出場。
原因當然在於習近平。他不放鬆對疫情的嚴控，其他官員一點辦法都沒有。中共這種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最高領導人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習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初，宣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動態清零既是他作出的決策，要修改或者廢止，只能由他，別的領導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願趟此「渾水」，因此，習如何看待動態清零的政策效應和真實的疫情危害，就顯得至關重要。
有論者指出，中國目前的防疫政策體系來自於前期成功的經驗，後續的神化和政治正確，以及決策層收到的層層過濾的信息機制，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和缺乏細節指導的任意解釋和自行其是。我非常同意這個看法，尤其是前期成功的經驗，以及對這個經驗的神化直接和習相關。具言之，到2020年年中以德爾塔病毒為主的抗疫第一階段，由於初期對這個病毒不是很了解，缺乏相應的經驗，同時沒有有效的疫苗研發出來，中國採取嚴厲封城、流調追蹤、核酸檢驗、方艙隔離等措施，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確實取得了成效，很快疫情被控制住，經濟也得到較快恢復，成為國際抗疫的優等生。那段時間，中國向很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派遣醫療隊，輸送防疫經驗和模式。中國政府在2020年6月，還向國際社會發布抗疫白皮書，公開表示要向國際社會闡述中國的抗疫主張，提供中國方案。
換言之，習要將抗疫政治化，把它作為中西兩種制度競爭並體現他所謂的領導力的載體，以證明中國的體制至少在應對此類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優於西方的。習在武漢疫情剛流行不久，因為瞞報和應對不力，導致他個人的聲譽和領導力嚴重受損，也正是在那時，中共內部和社會上出現了一波反習聲浪，但是，抗疫第一階段成功穩住疫情同時西方卻身陷疫情之中的強烈對比，挽救了他，不但他的權力得以穩固，民間支持度也大增，那段時期一般民眾很為中國的抗疫而自豪，嘲笑西方抄中國的作業。官方出於中美對抗的政治正確需要，在內外宣傳中過度神化中國的防疫模式。
然而，這也就讓習很難走出前期抗疫成功的經驗陷阱。在疫情轉向奧密克戎為主的第二階段，由於該病毒的傳播速度快同時重症率和致死性不高的特點，本來中國應該儘快調整防疫模式，還用對付德爾塔病毒的做法來對付奧密克戎，會顯得捉襟見肘，效果不彰。但鑑於疫苗效力問題、老年人口龐大、公共衛生資源不足以及相應的抗病毒藥物的缺乏，習也就繼續採取第一階段的清零做法。對他來講，最看重的是少死人，因為這是唯一可向國際社會誇耀的中國抗疫模式優於西方的地方。如果在抗疫第二階段像多數國家一樣選擇「躺平」，以中國人口的規模，就算萬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將有高達十幾萬的人口會死於新冠。這無疑會讓官方前期大肆宣揚的抗疫成就不攻自破，習將面臨被問責的民意壓力，而這是他輸不起的。現在中國新冠死亡人數只有五千多，且主要出現在早期。在做國際比較時，他至少可以說做到了讓中國少死人。
觀察習過去十年的施政，這是個有嚴重偏執型人格的領導人，偏執型人格的顯著特徵，是在他看來正確的做法，無論旁人怎麼覺得不可思議，他都會去堅守，不輕易改變。在清零政策上，前期抗疫的成功強化了他的這種認知，認為在當前條件下這是一個既然防控住疫情又能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不利影響的辦法。但他或許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共現行的行政機制、政績導向和動員體系一定會導致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對疫情處置的層層加碼、一刀切的過度防疫現象。中共上對下的問責制本身會使行政體系帶有很強的制度剛性，而在過去三年，最高層把防疫作為頭等政治大事，一旦防疫不力，動輒處分官員，這給地方官員傳達的政治信號就是寧可被百姓罵，也切不可因疏於防疫而被摘烏紗帽。基層政府又處防疫最前線，但是它們的資源也最薄弱，因此理性的厲害計算就是對防疫層層加碼、一刀切，即使出現一例感染，也要全員核酸，全地封控。加之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二十大這個高壓線是碰不得的，為保大會的順利召開，在疫情防控上，沒有最嚴，只有更嚴，這已成了官員們的思維和政策慣性。
然而，奧密克戎的高傳染性讓政府實際追求零感染的政策目標是做不到的。時間因素在此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為任何非正常的高度緊張的狀態，在短期內可能保證不出差錯，可時間一長，懈怠就不可避免。中國的動態清零進行了三年，不說官員，每個百姓也高度疲倦，從過去對這種病毒怕得要死，到現在相當多的人持無謂態度，這就是時間的作用，時間會使人放鬆戒備，可病毒不管人的心理變化，趁虛而入，防不勝防。從此角度看，這個病毒沒法防，很多國家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而放棄抵抗。
但是習認為他的動態清零能夠戰勝該病毒，防住疫情。隨着此種防疫模式的時間拉長，後果也越積越重。清零三年給中國和習本人帶來了三個嚴重後果，即維穩成本讓地方政府不堪重負，經濟衰退影響基本民生，大眾不滿使習的社會聲譽受損嚴重。
維穩成本包括兩方面，一是維持高強度的動態清零政府需要支付的各種費用；二是在清零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次生災害和後遺症，政府不得不花格外資源去解決。這兩者已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筆沉重負擔，對財力本來就不足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疫情不影響經濟，地方政府還可以從經濟增長中補充財力，可恰恰中國經濟在疫情中也一地雞毛。經濟受損，影響的不僅是政府財政，還有民眾的就業和收入。這種情況若長時間得不到改善，很可能還會引發社會動盪。而最能夠反映社會和人心變化的，莫過於人們都想千方百計潤出去，雖然最終能夠移民的不多，但這顯示民眾對清零政策的高度不滿。處於深宮中的習也許感覺不到這股民怨，或者不在乎，可經濟毫無起色特別是地方政府維穩成本的無以為繼，他是不能不在乎的。這就是此次全國疫情反彈中國政府不是去進一步強化控制，反而出台二十條措施的原因，即維穩成本、經濟成本和社會聲譽成本已到了某個臨界點，習可以不顧後者，但他必須重視前兩者，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局部改變清零政策，實質放鬆對疫情的控制。
習在現階段不會明確宣布在某個不長的時點放棄動態清零，這不但因為疫情還很嚴峻，更在於動態清零是他過去三年最大的政治資產，雖然這一政治資產正在變成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不想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因為明確定出一個時間點等於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敗。正如某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的話透露的，習大概率要的是逐步退出動態清零，謹慎控制退出速度，可不會有一個退出時間表和退出的說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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