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國」與「我國」

近幾年來，常看到有人把中國戲稱為「你國」，起初頗感不慣，很多人更是反感、牴觸，但我現在倒漸漸覺得，這或許是一種新的國家意識。

毫無疑問，「你國」一詞是對戲仿自歷來慣稱的「我國」。自近代以來，中國各政治組織的動員機制，多訴諸一種「我們感」（we feeling），即強調國民人人有責、且責無旁貸，務必為集體無私獻身，以救亡圖存、共克時艱。所謂「主人翁精神」、「人民當家做主」云云，固有一定的權利賦予，但究其實仍是動員手段。

在這樣的集體主義氛圍下，每個人都被假定應當無條件地奉獻自己的力量，必須深明大義地「舍小家，為大家」。甚至統治精英與人民之間，也須一再強調彼此一家，「軍民魚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強化這種人我不分的意識。既然彼此一家，無私奉公，那麼個體利益也無正當性可言，故此須「狠斗私字一閃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既要你發揮主動性，卻又「嚴禁突出個人」，那麼究竟應該怎麼做才對？答案是：這裡的「我」，不是作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為集體一份子的我」，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換言之，這需要人們將社會的角色規範完全內化，自覺自愿地完成被賦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話西遊》就能明白這一點：孫悟空本來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經，對師父唐三藏更是難以忍受，然而他最終開悟，戴上金箍，決意不顧艱險，承擔起取經的重任。在儒家傳統中，這被視為「成人」的必由之路：個體放下無約束的自我意識，主動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並不只是頭銜而已，而是一種角色規範，用俗話說便是「做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也要有兒子的樣子」。

「我國」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着「我主動認同為其中一份子的那個國」，還隱含着「做一個合格國民」這層意思。不僅如此，就像吳飛在《浮生取義》中所說到的中國家庭政治中一樣，每個人都要積累「道德資本」，也就是「一個家庭中被公認為對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說，個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須使自己的所作所為看上去是有益於集體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我們感」的喚起，本身需要激發人們認同奮鬥目標，自視為其中一分子，國族自豪感、集體主義視角（「國家也不容易」之類）都由此而生。這被激發之後，的確強大無匹，但如今個體主義興起、階層分化、上層又未能及時響應權利意識，越來越多人遂察覺到這種「我們感」其實是極具欺騙性的——「你」和「我」並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聲聲說「一心為公」的，其實也都難免帶有主觀傾向和自身利益。

於是，人們開始對這些話語產生動搖、懷疑，進而免疫，或覺所謂「我們」，其實和「我」無關；你說的「我們」，常常也並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國」、「被代表」等嘲諷性的話，無不隱含這層自我意識。在一個主體性覺醒了的自我個體面前，要想再去訴諸這種「我們感」，變得比以前困難多了。

所謂「你國」，意味着這個「國」不再像家庭那樣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樣一個自己可以選擇的組織：如果它沒有考慮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難對它產生認同感，那是你們的國，不是我的。在這裡，已經不是「無論父母對你做什麼，總歸你是父母」那樣無條件的認同，而變成了有條件的忠誠。

這種疏離感和主動認同的意識，對中國而言是非常現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戰爭後的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身上才開始萌生。康梁雖然主張變法，但康有為的學生何樹齡就曾將「大清」改稱為「大濁國」，這可謂是這種用戲仿來表示自己在國家認同上的疏離感的先聲。

但更為普遍的，則是一種特殊的自我意識，那就是「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1979年，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轟動一時，後來據此改編的電影卻遭禁演，就是因為它直白地表明了這一痛苦。楊奎松曾說，這段話「不僅混淆了『祖國』與『國』的區別，而且頭一個『祖國』與後一個『祖國』也遠非同一個意思。」但這畢竟是意識分化的第一步。

這種「愛」，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發紐帶（就像我們本能地「愛父母」），也可以說是一種主動認同。對於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現代人來說，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歸屬於某處和『參與』有實質的關係」——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沒有參與的權利，那就很難有歸屬感，不會覺得這是「我的」，因為這牽涉到一個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與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會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她是剛從外面到達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沒有資格進入，是否覺得自己屬於其中的一份子，事關一個人的理性選擇和複雜互動。一個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國心」，雖然廣受讚揚，但其實和「祖國的陌生人」一樣，都是對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歸屬感。正如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所言：「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

常常為人所忽視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即便是「我國」，其內在的意味也變了：它已經未必僅僅是個人無條件認同為其一份子的那個集體，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替換為新的內涵，體現出一種新的權利意識——「既然是我們的國家，那就應當響應我們的權利訴求」。

在當下撕裂的社會輿論場中，這一點可能很難被接受，遑論得到理解。很多人只是將集體傾向的年輕人簡單地貼上「小粉紅」的標籤了事，但卻未能解釋這樣一種似乎矛盾的現象：為何一方面是年輕人中個人主義興起、權利意識高漲，但另一方面卻又更「粉紅」了？即便僅僅看看周圍，都能看到這兩者在很多人身上交疊出現。

這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社會心理變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說，這正指示着中國政治構造的重要調整，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正面臨着從原先那種傳統的模式向更具彈性的模式轉變的關口。

在此不妨對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歷史學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書中指出：美國獨立戰爭時，站在英帝國一邊的效忠派雖然選擇了對國王效忠、對帝國盡責，但他們構成複雜多樣，作出效忠的邏輯也大不相同，他們「顯然並非無條件地擁護英國統治者」，相反，他們在流亡英屬北美等地時，對當地總督們提出了各種政治代表權要求，「其詭異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他們的愛國者同胞們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亂表明，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國愛國者一樣，與帝國官方徹底決裂。

英國是世界史上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許可以說正是後發國家也要經歷的困境：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大眾的權利意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難免有些人激進，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說沒有自己的權利訴求，他們只是覺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滿足這些訴求。他們的差別只是尋求在體制外還是體制內來達成。

問題是，如果這個框架真的毫無變動的話，其實是無法響應其權利訴求的。也就是說，現代化進程的結果，勢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滿足其支持者。事實上，忠誠者所帶來的挑戰也許更嚴重，也更有可能實現：它意味着一種全新的訴求，那就是從內部變革制度框架，來響應自己的訴求。這將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問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