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之幕——南京大屠殺爭議暴露的社會問題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國外多數中文媒體能準確抓住告密與政治懲罰這兩個點，批評中國政府的專制與管控言論。但社交媒體、自媒體及一些中文網站則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不統一，將話題帶往這場大屠殺是否存在這個方向，極端一點的乾脆稱這是中共一貫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

就此事的討論過程，讓我想起了「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這一說法。

中國的「無知之幕」是言論管控的副產品

所謂「無知之幕」一詞，來源多頭。目前通用的含義，來源於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做一次思想實驗：讓人們處在一種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品味、技能、社會情況毫無所知的情況下（無知之幕），假定這個社會當中有50%的奴隸。於是，參與思想實驗的人們將會基於這個假定來做出選擇。結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會哪個位置，一旦被「無知之幕」遮擋，都被驅使着從社會最不幸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設計社會制度。

中國政府管控思想與言論的本意，是讓受眾接受中國政府的思想灌輸。我研究中國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來的灌輸已比毛時代的灌輸要精緻，主要採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謊言這種方式來做宣傳，欺騙性更大。但中國當局絕對沒有想到的後果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管控無法做到滴水不漏。由於信息來源多頭化，最終出現了「無知之幕」的結果：既然政府宣傳充滿了謊言，那就乾脆設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騙者（即「最不幸者」），認定所有一切對社會、歷史的解說全是謊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殺被不少人認定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殺的爭議集中在受難者人數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旬，從這場中國人視為國恥、國難的屠殺發生之後，世界都沒否認過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後，對日本侵華戰爭這一事實從未否定，但將抗日的主角國民政府軍隊換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按這一主線來闡述歷史。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逐漸挖掘史實，將當年國民政府及國軍奮力抗日、死傷英烈無數的歷史一點一點地展示出來；而中共因統戰台灣需要——藍營主體是國民政府、國軍人士及其後裔，也放寬了限制，對這段抗戰史局部進行了重新解說，儘管對中共抗戰的貢獻有許多誇張扭曲之處，畢竟有限度承認了國軍英烈們抗戰的貢獻。

但這種局部還原歷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還加大了部分國內民眾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信任。由於中共對自身建政以來的各種人禍，比如土改、鎮反、三年大饑荒造成的3000多萬死亡人數、文革、六四等，當局不是規範口徑，就是完全抹殺。由於網絡時代信息來源的多樣化，當人們接觸到多源信息後，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達到極致。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共的宣傳，除了標點符號之外，沒一個字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屏蔽中國人的「無知之幕」，其實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傳的中日關係變幻不定

中日這筆歷史帳弄成今天這樣，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政策不斷調整有關。1970年代以前中日關係處於冷凍期，日本侵華史成了時時必講的政治項目，教科書、官媒、電影時刻提醒國民「勿忘國恥」。一旦中日關係解凍，就開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中日友誼源遠流長」，從唐代日本遣唐使、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弘傳佛法，到從「日本晁卿辭帝都」暢想出來的古人友誼，轟炸式宣傳。每逢兩國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眾反日遊行玩國際怪罪遊戲。當局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宣傳，最後必然導致國民在對日問題上的嚴重精神分裂。

以戰爭賠款為例，1955年3月，中國政府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其中規定：「聲明取消戰爭狀態和宣布日本免付賠款的時間不宜過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決，但我方願意解決該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做出放棄對日索賠的決定。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日本の対中國政府開発援助，簡稱日本對華援助，是1979到2018年間由日本政府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3.65萬億日元（合約2551億人民幣），是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的總額，主要資金來源於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在日本看來，就是種變相賠償。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污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這些，中方不予宣傳，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項目所在地標上「日本援建」這類字樣，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據來源於當時清點受難者遺體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這一發生於民國時期的歷史事件，造成如今這種狀態也與當局不斷調整的宣傳政策有關。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既是國史，也是南京作為受害地的歷史，一直有專業史學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的數據整理工作，是由屠殺之後不久，多家民間慈善機構參與，親點受難者屍體得出的數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傾畢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殺，特別是數據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專文論述此事，指出30萬之數來自於四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慈善機構共收埋屍體19.8萬具，其中，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第二條渠道：市民群體共收埋屍體4.2萬餘具；第三條渠道：汪偽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第四條渠道：日軍動用部隊毀屍滅跡約數萬具——除了最後這一條是估算之外，前三條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學界的絕大多數人也從未否定過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辭條上寫得清楚：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因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並附有註解。

但一般公眾不會關注這些歷史事件。1990年代，兩位美籍華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創作將這一歷史事件帶入公眾視野：一是美籍華人畫家李自健1992年創作的歷史巨畫《南京大屠殺》在海外引起轟動；二是美國華人作家張純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譯名《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成為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並在國際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位美籍華人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之作，當然在中國引發一段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討論熱，出版了不少書籍，比如《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等都是那段時期翻譯出版的。但那時是傳統媒體時代，發言有門檻，媒體能夠發表的當然都是有質量的討論，討論者都有學養且認真做過研究。不象自媒體時代，完全沒閱讀過相關史料的網友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宋庚一說的「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份證號，你這個30萬隻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被不少歷史虛無者當作證據引用，是網絡時代的特點。史實如下：國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證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頒發。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當時根本沒有身份證。

1946年，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後的《戶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頒布了《戶籍法施行細則》，對國民身份證的有關事項做出了具體規定。網上流傳的沒有年代的《戶籍法施行細則複印件》第四章有關身份證的規定，應該就是這本細則中的一頁。1947年5月，民國政府開始製作雙頁摺疊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證，發給18歲以上國民。 [i] 2013年，中國網上曾登載過這條消息，登載之時，純粹是歷史發現，沒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國家都不應該讓自己的國民生活在言論思想管控的「無知之幕」下。在中國，這種「無知之幕」養育了兩類人，一類是中共需要的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小粉紅，一心要維護黨與政府；另一類是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的國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國儘快崩潰。前者是國內微博世界的主力，後者是海外中文自媒體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者的主力。